与袁富林二三事

 

袁富林今年五十五岁了,是邱山砂洗厂的老总,还兼做一些外贸生意。袁富林不沾酒、不喜烟,是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就...





袁富林今年五十五岁了,是邱山砂洗厂的老总,还兼做一些外贸生意。

袁富林不沾酒、不喜烟,是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就说企业搞奖励吧,他就与众不同,别的企业奖励职工,要嘛红包现金,要嘛棉被床单;可袁富林却用BB机、小灵通、手机这些玩意儿,还真的蛮管用。

说起袁富林,
我们还真有一段难忘的缘分。那是1985年冬天,根据上级文化部门的要求,我们文化站在全区率先开展了“以文补文”活动,创办了全区首家“文艺工厂”,由于我们文化站下面的骨干都是搞文艺体育的,缺少企业上的业务骨干,办厂快一年,只见产品不见钱。主要业务还是要我这个文化站长的人亲自去跑,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正当我愁眉不展时,有人介绍家住乡政府旁边的袁富林,说他十岁就跟父亲跑码头,16岁一人摇一条大船去上海、嘉兴、湖州卖甘蔗、老姜,是个见过世面吃过苦的人,能挑起这付担子。
得到此消息后,
我如同捡到了个金元宝那么高兴,于是,我三顾茅庐,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总算把他请到了厂里。这个憨厚诚朴的庄稼汉到了我们的“文艺工厂”后,玩起了新颖的经营之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是“烧掉”了企业的闲杂人员,技术员、供销员、厂长三副担子一人挑;二是自己动手搞技术革新,拆旧换新,变废为宝;三是重新念起了走江湖、跑码头的生意经,发挥了他过去跑单帮时那种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创业精神。硬是把一个几近濒临停产的企业救活了。他经营起企业来,还真是驾轻就熟,办企业也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袁富林来厂后,
我就可以脱出身来专心搞群众文化。那时我们文化站都很穷,除了一站一人一桌外,别无其他活动基础设施和器材,但由于我们的“文艺工厂”有了起色,文化站也就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经费来源。1986年,文化站这个三无(无投入资金来源、无可供生产的厂房、无工业办公室作后盾)的小企业,年底利润竟然超过了二万多元,人均创利坐上了全乡第一把交椅。于是,县里、市里和省里邀请我们作“以文补文”的经验介绍,连中央电视台也前来作了专题的宣传报道,那段时间自己真是风光得可以。
1989年,
乡政府将“文艺工厂”纳入了乡工业办公室,与我朝夕相处的袁富林也就离开了“文艺工厂”。他没有像有的企业负责人那样,自恃有功劳,临走时捞上一把。他离开企业时,两袖清风,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代表文化站奖给了他一只BP机。那时我们文化站发的奖励,一般多是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或茶杯之类的日用品,奖励一只一千多元的BP机,这是我们文化站历年来的最高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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