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第一块完整的良渚玉琮出土时,有人兴奋地高喊:“快叫牟永抗来!”今天,牟永抗先生走了......

 

2月10日早上6点12分,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5岁。...

2月10日早上6点12分,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5岁。

牟永抗祖籍浙江黄岩,1933年出生于北京。他是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六十多年来,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良渚考古的开拓者之一,8年前,本报记者韩斌曾采访他,听那个浑身充满热情,眼睛里闪烁着童真的老者讲述良渚文物发掘的往事。2009年01月09日,《牟永抗的良渚》在杭州日报西湖副刊上与读者见面。

斯人已逝,我们找出这篇当年的文字,纪念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考古学家。
《牟永抗的良渚》
背景:1936年11月,24岁的西湖博物馆地矿部助理施昕更,在家乡良渚镇荀山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水塘里,发现了几块“黑色有光的陶片”。他认定,这是一种“江南远古文化”,写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不久便英年早逝。

1955年,良渚荀山北侧朱村兜发现了很多陶片。浙江考古专家汪济英,当时刚从北大考古训练班回来,马上被派往现场查勘。从一口池塘的底部,打捞起相当多完整的黑陶器皿,陶片不计其数。这是解放后对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

1959年12月,经夏鼐先生倡议,“良渚文化”被正式命名。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因为经济建设的发展,良渚考古也开始了黄金时代。其中参与的专家有牟永抗、王明达、刘斌。也就在这个时期,良渚出土了极其精美和典型的良渚文化古玉。

1986年6月1日,反山考古发掘现场,气氛紧张而兴奋。已经连挖了二十多天,连现11座汉墓,良渚文化却连影子都不见。然而就在前一天,当人们几近绝望之际,技工陈越南从12号墓里爬上来,捏着一块土,上面有红色的漆皮。
“这是棺材上的红漆!”主持发掘的浙江省考古所专家王明达心跳加快。泥巴中间嵌着几颗白色小珠子,正是良渚的玉珠!

王明达倏地跳下墓坑!那墓坑有一米六高呢。

他拿起一根竹签,朝墓坑里轻轻一插,插不下去。轻轻拨开泥土,白白一圈,一块玉显山显水了!

王明达和考古所研究室主任牟永抗之间展开了一段对话:“已经看见玉了,算不算发现良渚大墓?”

“必须看到圆圈上的四个转角,证明是玉琮,才算是良渚大墓。”牟永抗说。

玉琮,内圆外方,是宗教权力的象征。1971年,只在江苏草鞋山的良渚文化遗址内出土过,浙江还没有发现过一块完整的玉琮。
人们用刷子细细清理着它。猛然之间,王明达兴奋地喊道:“快叫牟永抗来!快叫牟永抗来!”

天空电闪雷鸣。仿佛老天也感受到了石破天惊的战栗。

时光回转到1971年。

考古专家牟永抗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去余杭瓶窑长命乡,为农民闻运财颁奖。

话说农民闻运财为生产队修仓库,从地下挖到了两样宝贝:两件玉璧。

闻运财来到西湖边,走进一公园的文物商店,郑重地说,我要把宝贝卖给国家。

工作人员想笑,看到“宝贝”,不敢怠慢了,赶紧打电话,请专家来鉴定。

依照当时的认识,专家认为,这是西周的出土文物。此前,良渚附近出土的多为黑陶和石器,几乎没有见到过玉器,更别说那么大的玉璧了。

按照政策,文物上缴国家。农民闻运财发现有功,要奖励。这件事落到了牟永抗身上。

牟永抗与杭州市文化局、余杭县文化馆的同志一起,赶到闻运财家,为他颁发奖品:两把铁壳热水瓶。

闻运财很高兴。神秘地说,我还挖到其他东西呢。顺手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畚箕。

牟永抗一眼认出,畚箕里装的是石钺,良渚特征十分明显的石器农具。一数,有十七把之多。
牟永抗大吃一惊,立刻回想起一件令他耿耿于怀的往事。

1963年,牟永抗带队,在余杭安溪乡苏家村的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发掘,出土了半件玉琮。

当时现场还有商周的文化层,人们认为,玉琮属于西周。

当时牟永抗很自责,认为自己没有把地层清理干净,致使良渚地层中混进了西周的东西。

如今,既然良渚石钺和玉器同时出现在良渚文化层里,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越想越兴奋的牟永抗当即起身,邀请两位同行者,再上苏家村附近看看。

途经一座山坡,牟永抗无意中看了一眼,又吃一惊。

两米来高的坡面上,有星星点点的红土。考古专家眼光够毒的,一眼认出:这是人工火烧土的痕迹。

牟永抗问村民:这座山叫什么?

“反山喽。”

“这土怎么是烧过的?”

“58年大炼钢铁喽。”村民顺口答道。忽又醒悟:“不对不对,大炼钢铁是在公路那边。”

牟永抗心头一震。直觉告诉他:反山下面“有东西”!

反山,一座地势平缓的小山头。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仿佛有了时光,就有了它孤独的存在。它甚至都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只因山的两边各有一个村坊,南面的叫桑池头,北面的叫费介头,百姓天天翻山而过,随口叫它:“翻山”。天长地久,讹音成了“反山”。

反山下面果然有东西,还是不得了的东西!

1986年5月30日,随着王明达激动地跳入墓坑,反山11座良渚大墓依次大白于天下——3200多件玉器、陶器、石器、象牙、漆杯,叫人眼花缭乱,最让人窒息的是最先发现的12号墓,700多件玉器满坑满谷,叫人无法下脚。
被称为良渚“玉琮王”、“玉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就在这里发现。

玉琮内圆外方,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良渚神徽,只有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才能持有。
钺是古代兵器,是军事力量的象征。琮钺合葬,又是如此华贵的气派,让人有理由相信,这里埋葬的,极有可能,是150米开外,莫角山“王宫”里的“王”。

与莫角山一样,反山也是人工堆积的土丘。老百姓日日翻山而过的,竟是五千年前的王陵,泥土做的“金字塔”!

2008年夏天,浙江考古界老前辈、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述说着发现反山遗址前的往事,充满了探究的乐趣。

中国历史太悠久了,好东西都在日月山川里。小小的反山,以漫长的沉默,来考验人类的悟性和智慧。

就好像人们对于良渚文化的认识,必得经历考古学家一代代的探索,才能一点点拨开历史的迷雾,守得云开见阳光。

比如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就认为:远古良渚已经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是从这里起步,以后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扎住。

苏先生这段话的由来,和一位杭州司机有关。

1977年11月,牟永抗陪同北大学习时的恩师苏秉琦来反山考察。看完反山,经过大观山果园时,牟永抗和同事想步行到前面的钟家村看看,便请老师在车上稍等。

当晚,将苏秉琦送回新新饭店后,司机老韩问:“牟同志,老先生多大年纪了?”牟永抗说,苏先生78岁了。

司机老韩是杭州人,出口很直爽:“怪不得,我看他背时了。”

老韩说,当时他陪着老先生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老先生望着眼前缓缓上升又缓缓下沉的大土坡,出了一会儿神,问老韩:“杭州在哪里?”

老韩说:杭州就是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

老先生缓缓摇头:“不对,不对,古代杭州应该在这里。”

老韩说,牟同志你讲,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牟永抗哈哈大笑。

现在,牟永抗也快到了苏秉琦当年的年纪。和老师一样,他的思维也超越了考古本身,飞向形而上的远方。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玉器上,他看到了东方的“太阳神”崇拜——那是一束温润淡雅的“光”,折射到尘世的代表,是玉器、丝绸和漆器。这三样物质,正好代表了东方温和优美的生活方式,清淡雅致的精神世界。
良渚这本大书,让牟永抗这样的学者,一辈子的学问都有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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