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世界中的雅努斯——追忆著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

孙建茵(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摘要］我于2007年因博士论文选题“马尔库什的文...

［摘要］我于2007年因博士论文选题“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之需而开始与马尔库什先生联系。从那时起，我们的交往持续了9个年头。其间，他除了给我提供所需资料，还将其两部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权赠予我们，并多次耐心解答我翻译中的疑问。马尔库什对所有哲学领域的知识都达到通晓，他的“魔力”在他荣休将近20年后依然存在。2014年我到悉尼大学访学，有机会亲身感受了“马尔库什的魔力”，并见识了他家里无处不在的藏书。当时他不仅详尽解答了我提出的所有理论问题，还谈了很多内容，包括布达佩斯学派每个成员与卢卡奇的渊源、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趣事，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20世纪的文化危机等。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秉承的文化传统，马尔库什的哲学充满着一种分裂却胶着的特质，就像罗马神祇雅努斯与生俱来的多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集各种充满张力、彼此矛盾的元素于一身，努力在各种悖论式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点，默默守护着通向人类理想世界的大门。

［关键词］马尔库什；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批判；文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K835.155.1；B5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2-0017-05

记忆真是一种有魔力的东西。有时候它是尘封在相册里的一帧老照片，任凭你拼命回想也无法记起它模糊的样子，无法触及的感觉恍如隔世。然而有的时候，一隅景致甚至某种气息却会在瞬间带着它闯进你的脑子，曾经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历历在目，鲜活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记忆同样还是有情绪的，有的记忆甜蜜、羞涩，有的酸楚，还有的令人痛彻心扉。它在你的头脑中早就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你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心头都会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感觉挥之不去。对马尔库什的记忆在这个冬日的午后变得异常清晰，而每次回想起与他交往的一幕一幕，心头总是萦绕着满满的温暖。对！温暖！即使此时此刻，即使我们不得不与他道别，我也丝毫不想用伤感来冲淡这份温暖。

一、与马尔库什初识

我与马尔库什相识于2007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一年级的课程。作为从文学院毕业的跨专业学生，在高强度持续恶补哲学专业基础知识的一年时间里，我当初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踌躇满志早已被反反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怨自艾所取代。因此，当同学们纷纷开始思考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想要兼顾以往的知识背景和兴趣而寻找一位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阅读，我却迟迟没能最终确定研究内容。就在我为此劳心焦思的时候，我的导师衣俊卿教授在一次重要的讲座上介绍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重要的原因在于，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代表思想家及其著作的资讯很少有人了解，对其理论内涵的详尽阐述无法展开，至于对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考量与评析，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当我拿到了导师整理好的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学术概况时，感到眼前打开了一扇门，豁然开朗。在这个长达几十页详细列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清单目录中，乔治·马尔库什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学术概况的介绍中，我欣喜地发现，围绕着“范式”“启蒙”“艺术与科学”等问题而展开的文化批判是马尔库什理论的重要内容，而这恰好与我的兴趣高度契合。当然，那个时候我还远远不能理解，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当时所能想象到的内容相比要深刻、广泛、丰富和厚重得多。接下来的两天我泡在图书馆查阅一切与马尔库什相关的资料，结果却收获甚微。在疑惑中，导师为我详细解释了国内研究马尔库什的现状。师承卢卡奇并由他“钦定”人选的布达佩斯学派在国际学术界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然而国内学术界仅对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比较熟悉，而对其他三位成员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想要研究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意味着要从零做起。我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决定接受这个充满吸引力的挑战。然而真正的困难并不是全英文文献的阅读而是资料的缺乏。国内可以搜集到的英文文献只有马尔库什早期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中后期的《语言与生产》，以及他与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赫勒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而我想要研究的马尔库什后期的文化批判理论的相关资料却完全没有。在导师的提醒下，我辗转找到了马尔库什的电子邮箱，惴惴不安地发出了我人生中第一封写给外国学者的信。那封信我写得很长也写了很久，写了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写了我手中现有的他的三本著作，以及对他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趣，还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因缺乏资料而迟迟没有进展的困境。我至今仍然记得在2007年7月20日的下午，也就是我发出邮件不到24小时之后我就收到了马尔库什的回复。点开收件箱，用鼠标滚轮不断向下拖动屏幕，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那种温暖和感动就已经把我的心填满。马尔库什的回信也很长。他首先礼貌地表示感谢，把我的邮件称作“像礼物一样的惊喜”。然后他简要地概述了他之前研究的主题并介绍了我提到的三本著作各自的写作背景。最后他告诉我，文化批判理论是他近几十年研究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主题他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他正在撰写一个大部头的著作想要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然而由于身体和各种原因，写作断断续续。邮件还没有阅读完，页面就提示我的邮箱又收到了一封新的邮件。马尔库什在这封新邮件中抱歉地把自己称为“反技术”的老派人士，因此他请在电脑操作方面比他更为精通的太太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árkus）帮忙在这封邮件里给我发来了他在文化批判主题上相关著述的电子版，当然也包括那部未完成著作的手稿。而其他一些他认为我一定会需要但他又没有电子版的文献，他会尽快请人帮忙复印并通过航空快件发送给我。他还附上了一份学生们为他整理的著作清单，以便我可以参照着告知他还有哪些成果能对我博士论文的写作有帮助。

彼时，我并不知道，马尔库什由于在分析哲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广博学识而深受卢卡奇欣赏，虽然从未做过卢卡奇的学生却被“钦点”为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成员。我并不知道，他31岁时出版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早就让他蜚声国际。我并不知道，他的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影响重大，他曾与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直接对话。我只知道，我被那种温暖所打动，这种温暖给了一个青年学者巨大的鼓励和莫大的动力。

从收到马尔库什邮件的那一天算起，我们之间的交往持续了9个年头。其间，我们绝大多数的交流都是在邮件中完成的。在长期的接触和交流中，马尔库什先生让我见识到了一位长者为人的亲切和慈爱、行事的大度和谦虚，体会到了一位学者治学的严肃和谨慎、求真的坚韧和执着。正是在他为我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于2010年完成了对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当马尔库什得知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打算翻译他的著作后，他慷慨地将他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权赠予出版社，完全不收取报酬。我非常荣幸地参与了他两本著作的翻译，其一是他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另外一本是文化现代性批判方面的文集《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在翻译过程中，我多次就相关的哲学问题向他请教，他每次都耐心而认真地逐一回答，并鼓励我大胆阐释自己的观点。他每次回信都很及时，除了最后那一次。他给我发来最后一封邮件的时间是2015年3月4日。一个星期以前，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询问《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中几个希腊语的含义，以确定最终的中文译法。然而，和往常不同，马尔库什迟迟没有回复。那段时间，我知道马尔库什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反复住院。对此，我也曾隐隐担心。果然，他的回信证实了我的担忧。信是由玛丽亚代为回复的，她首先解释了那几个希腊语的含义，然后告诉我，马尔库什对其中一个不是太有把握，她已经代为查阅了原文。最后她告诉我，他和乔治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医院，不过她每周都会回家处理一些事情，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她会在收到邮件的第一时间回复的。其后，我害怕打扰到马尔库什夫妇，都是在同悉尼大学约翰·格里姆雷（John Grumley）副教授的通信里询问他们的状况并请他带去我的问候，一直到马尔库什去世。

二、与马尔库什初见

在与马尔库什交流的几年里，他很多次表达过对中国的好奇，然而，他的大儿子由于早年的一次意外事故留下了终身残疾，因此从那之后，马尔库什夫妇几乎从不远行，而是留在家里亲自照顾受伤的儿子。不过，他却多次热情地邀请我到悉尼一聚。终于，在学科经费的资助下，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于2014年来到了悉尼大学。这次访学让我有机会亲身感受到了“马尔库什的魔力”。

“马尔库什的魔力”是我从格里姆雷副教授那里听到的说法。格里姆雷是马尔库什到悉尼大学任教之后最早指导的研究生，后来成为马尔库什夫妇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格里姆雷说，当时，哲学系的青年人特别愿意就某一个话题展开争论，而且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也难以说服对方。然而，这种争论在马尔库什面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你绝不可能像马尔库什那样对所有哲学领域的知识都达到通晓。因此，尽管马尔库什是那么谦逊，但即使仅仅是跟他进行交谈你也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浅薄而无话可说，只有默默聆听。马尔库什的这种魔力在我到悉尼大学哲学系报到的当天就深有体会。接待我的院系行政人员是辛迪·博伊斯（Cindy Boyce）夫人。当得知我访学的合作导师是马尔库什教授时，她原本就和气的脸庞露出了更加亲切的笑容。她马上向同来的格里姆雷询问马尔库什的近况，并提到系里想要给马尔库什80岁寿辰举办一个庆祝活动，具体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后来我才得知，事实上，辛迪是在马尔库什退休之后才来到哲学系工作的，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与马尔库什真正共事过。我想，她对马尔库什的这份敬重大概就源自马尔库什的魔力吧，他的魔力在他荣休离开哲学系将近20年之后依然存在。事实上，我在3月初刚刚抵达悉尼的时候就给马尔库什发了邮件。然而，我与马尔库什的真正会面却姗姗来迟。马尔库什在回复中请我先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到悉尼各处转转，并约定5月份的时候邀请我去他的家里会面。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马尔库什当时正在接受一次抗肿瘤的常规化学治疗，直到4月底才能出院。

2014年5月的一个下午，舒爽的风令人心旷神怡。沿着内西区达德利路走到头就是马尔库什的家。然而，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为了不打扰到对方，我决定在他家门前的小路上散散步。在我看来，这正是悉尼一年中最好的时间。已经退去酷暑的炎热，深秋中的城市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露出了沉静温婉的一面。午后和煦的阳光从刺槐浓密的树叶间星星点点地洒落在表面斑驳却异常整洁的石砖小路上，更衬出了这里的历史印记。几株蓝花楹已近花落，然而满眼的浓绿中，那几片蓝紫色还是格外醒目。小路两旁，爬满了凌霄和蔷薇的围墙掩映着一座座独栋的小屋，眼前的景色如诗如画。我此时的心情却远没有眼前的风景这般平静，而是夹杂着欣喜、紧张和期待。然而，当马尔库什夫妇亲切的笑脸出现在门口时，我的一切顾虑都消失了，整个下午都在特别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正是这个下午让我认识了理性、严谨的哲学家之外那个慈爱、感性的马尔库什。

走进马尔库什的家，第一个感觉就是马尔库什夫妇生活在一个图书城里。格里姆雷曾经说过，他和马尔库什的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收藏图书。格里姆雷说自己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他没有夸张。格里姆雷有两个书房，每面墙都是满墙摆放的书架，最高那一层顶住了高高的天花板，不登梯子是根本取不到的。然而，这还远远比不上马尔库什。在马尔库什的家里已经没有书房、卧室或者客厅的区别了，因为书架无处不在，而且整幢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摆放了满满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在这个房子任何一个房间的任何一个位置停留都可以随手拿到书来阅读。而且，这些书的摆放虽然大体整齐，但成色都不算新，可以看出主人绝不仅仅是藏书爱好者，更是酷爱读书的人。

马尔库什夫妇亲切地招呼我，询问我来到悉尼的感受。我惊奇地发现马尔库什低沉的嗓音极富磁性，好听极了。听到我的赞美，玛丽亚笑着说，她最初也是被马尔库什的声音吸引才开始注意他的，听到这番话马尔库什立刻回过身拉住了妻子的手。他们引着我先来到了小客厅，向我介绍了坐在轮椅里的久里（Gyuri），他们的长子。久里穿戴得很整洁，正在看电视，他慢慢地向我转过头，对我挥了挥手。联想起30年前那场严重的意外，如果没有马尔库什夫妇的悉心照料，脑部严重受伤、生活无法自理的久里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马尔库什握了握儿子久里的手，将电视遥控器放在久里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带领着我来到了里面的客厅。

马尔库什中等身材，天然的卷发已经全白，宽宽的额角，深灰色的眼睛，穿着淡蓝色的衬衫、浅灰色的毛衣外套和卡其色的裤子。虽然脸色略显苍白，但是精神矍铄，如果不知情你肯定不会相信这是一位经历过多次重大手术的病人。这时，玛丽亚端来了她自己做的巧克力蛋糕、草莓饼和奇异果干请我品尝，然后在马尔库什身边坐下。玛丽亚化着淡妆，优雅而美丽。从他们的脸上你根本看不出丝毫对流亡生涯、生活变故等不公命运的不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全然是对生命和生活怀有敬意的从容和淡定。为了这次见面，我事前作了很多准备，写了几十页纸的笔记，仔细思考和整理了我所能想到的谈话主题。马尔库什当然对我提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作出了详尽的回答，然而，事实上，他想谈的很多很多，那个下午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几十页纸的范围。马尔库什讲到了布达佩斯学派每个成员与卢卡奇的渊源，讲到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趣事，讲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讲到了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讲到了20世纪的文化危机……虽然在悉尼生活了几十年，然而乡音难改，马尔库什仍然带着非常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为使自己的表述清晰，他有意把语速放慢，然而每每说到动情之处，他总是难以抑制地加快语速、加重语气，皱起眉头，脸上现出异常严肃的神情。这些能够牵动马尔库什心绪的地方往往是涉及一个民族或人类生存境况和发展前景的问题。当马尔库什讲到自己的故乡匈牙利，讲到匈牙利那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和歌曲时，他提到了他最喜欢的一首进行曲，随之他便唱了起来。他唱得十分投入，声音不高但低沉有力，随着富有跳跃感的旋律，他一直夹着香烟的右手时高时低地打着节拍。这首进行曲马尔库什是用匈牙利语演唱的，虽然歌词我无法听懂，但是那一刻，我深深相信，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它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语言。那首进行曲经由马尔库什的演绎传达出雄壮、激昂的气势，代表了匈牙利民族的精神，而马尔库什深情歌唱的一幕我将终身难忘。

傍晚在愉快的谈话中匆匆来临，在和马尔库什夫妇翻阅老照片、一起回顾了他们在匈牙利的青年时光之后，我只能不舍地道别。临别前，玛丽亚贴心地提议应该给我和马尔库什拍几张合影。可能是太过兴奋和激动，当我所有感兴趣的疑问都得到解答之后，竟然差点忘记了留下这最珍贵的纪念。拍照的过程十分有趣，马尔库什表现出了他天真风趣的一面。最初我们两人并排站在一起在客厅的书架前拍照，可是他看过照片后似乎对我们两人身高上的差异感到不满意。于是他略略皱眉说道，这个构图不够美。然后坚持选择他坐在单人沙发上、我站在沙发后的位置重新拍摄，然后才满意微笑着点头。走出马尔库什家的小院，天色已经蒙蒙发暗，我回过头去，看到马尔库什夫妇仍然站在门口向我挥手，门厅淡黄色的灯光形成的光晕笼罩在他们身上，暖暖的，一如我当时的心情。

三、马尔库什哲学的文化底蕴

研究马尔库什的理论，领略他的精神特质，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雅努斯的面孔。马尔库什的哲学就像罗马神祇雅努斯与生俱来的多副面孔，一副面孔面向过去，一副面孔面向未来，将各种充满张力、彼此矛盾的元素集于一身，默默守护着通向人类理想世界的大门。

努力在各种悖论式的关系中寻找着平衡点，这种特质在马尔库什的理论中尤为明显。他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的理论根基就建立在他对现代社会悖论本质的理解之上。马尔库什从启蒙计划中找到了文化概念分化的根源，并且指出，正是启蒙计划两种逻辑矛盾的、悖论的关系导致了文化的悖论。马尔库什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经典的划分，区分了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与狭义的、价值标示（value-marked）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文化，它所具有的表意系统使作为个体的成员可以相互了解，用彼此理解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生活、交往。总的说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社会单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标志性的体系。而价值标示的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本身就具有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马尔库什那里，狭义的文化特指科学、艺术、哲学等高雅文化。这两种看似无关的文化意义统一在一个名词之下，正是启蒙计划的结果。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起源于作为启蒙批判性的逻辑。正是在启蒙对传统否定性的批判过程中，一种全新思维方式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得以产生。但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只是启蒙在理性地批判传统习惯惰性这一计划中的产物，其出现同时深深地纠缠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概念，该文化概念是启蒙计划另一种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肯定性的、建构的启蒙所产生的价值标示的文化：“正如广义的文化概念是要取代固定的和约束性的传统的理念，狭义的‘文化’立志取代神圣的但无理性的、作为生活终极目标的宗教力量。”［1］由此，恰恰是启蒙现代性批判与建构、否定与肯定的两种逻辑之间矛盾统一的张力决定了文化以悖论的方式存在，而悖论正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前进动力的关键之所在。

这种分裂却胶着的特质在马尔库什的哲学中无处不在：他坚决拒斥一种设定的乌托邦的存在，但他仍然向往那个可以实现并发现生活永恒意义的人类家园；他批判启蒙为人类设计的唯理性、唯科学化的前路，因此高声倡导用浪漫主义的审美创造力为之提供矫正和补偿的力量；他不满于当代哲学因为自身的空洞和抽象而在精神领域里日渐衰微，认为哲学甚至不能为人类走出困境提供任何具体的方案，然而他仍然为“哲学在今天能够做什么”的终极问题殚精竭虑。马尔库什的哲学尊重一切多元、差异、特殊的文化，他力图在各种并行甚至悖论的文化要素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和寻找现代性继续前行的力量。因此，他最终指出：“哲学，如果它不想只是变成一种过往的传统的话，尽管它不可避免终将发现一种无限制的合理性观念是一种奢望，而且一般而言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但是它仍旧必须不断地与现实理性的局限抗争。一种哲学话语是否可以在多元性与内在普遍性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种研究可以辨识的特殊文化的哲学与我们自身能否切实相关。”［2］

马尔库什为什么会极力反对那样一个抹去差异、将一切普遍拉平的现代性社会？毫无疑问，这来源于他对自由选择和自觉接受的始终如一的向往。这种深藏的精神指向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同样来自他所秉承的文化传统。如果联想到那个历史上在无数次遭受异族侵略和奴役的苦难中从不妥协低头、坚决抗争到底的民族，联想到那位甘为自由而放弃生命和爱情、血洒沙场的民族英雄和伟大诗人裴多菲的故乡，联想到那个始终不曾忘却民族的灵魂、不曾忘却从文艺复兴的传统中积淀下来的长久保持自己民族个性、本色、尊严和良知的“文化记忆”的东欧国家，这一切就变得不再难以理解。也许是布达佩斯令人眼花缭乱的纪念碑和雕塑，也许是会被后人永世传唱的《民族之歌》和《拉科奇之歌》，匈牙利的民族记忆早已深入马尔库什的灵魂深处，它在个人层面、集体层面、历史层面上决定了一位流亡异国的哲学家不曾断裂的民族传统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如果说加加林在小说创作中发现了雅努斯的三副面孔，那么在我看来，马尔库什的哲学则寓含着更为多样的面孔。他在民主制度［3］与伦理道德、自由选择与真理价值、现代科技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理论建树仍然有待进一步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时今日，我仍然不愿、也不能同马尔库什说再见。［1］Márkus G. Culture, Science, Society: The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Modernity［M］.Leiden：Brill，2011：639.

［2］Márkus G. Language and 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the Paradigms［M］.Dordrecht：D Reidel，1986：xiv.

［3］胡雪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民主思想述评［J］.学术交流，2011，（3）：24-28.

［作者简介］孙建茵（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余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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