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认真地学者：史学教授陈寅恪

陈先生是名门之后，从小就博涉群书，而且有着过目不忘的天资。十几岁时，曾到日本，在那里念过中学。后又由政府官费送往欧洲留学，那时的留学，不比现在，“名门之后”、“世家子弟”是不屑于去的，但陈先生却去了。...



作者：银心，编辑：小硕

不像胡适、钱穆、顾颉刚那样，陈寅恪先生并不是一位人人皆知的名教授，他很少在报纸上发表什么言论，或者在公共的集会上演讲。但是在学术界的领域之内，特别是史学界，他却经常被举为“国学大师”、“教授之教授”，受到最高的崇敬，甚至在世界。

陈先生是名门之后，从小就博涉群书，而且有着过目不忘的天资。十几岁时，曾到日本，在那里念过中学。后又由政府官费送往欧洲留学，那时的留学，不比现在，“名门之后”、“世家子弟”是不屑于去的，但陈先生却去了。

陈先生走遍了中欧西欧的名都大邑，听到那里有好的大学，便去听课，便去到哪里的图书馆研读。不仅读书本，对于各地的风土人情，也都留意。对于一般人所最重视的“学位”，陈先生却最不重视。在国外将近二十年，往返欧美两洲不止一次，却不曾听说陈先生在哪里得过“博士”，或者什么类似的“专号”，但这将近二十年的光阴，却使陈先生明白世界所有先进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并且充分地掌握了做学问的工具。

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常常有“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而后者也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所有研究结果多不科学，不足成为定案。可是这两类的学者对于陈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自己又下过一番功夫，深深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西洋的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陈先生同样能够掌握，有着很深的造诣。

别的工具不说，单以语言为例，陈先生所能通晓的，几乎有二三十种：英、法、德、俄、日之外，蒙古文、满洲文、阿拉伯文、印度的梵文、突厥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以至于中亚西亚许多现存或已死的文字。这些语言的基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无从发现的历史真相。在浩如烟海的史学领域中，陈先生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中国中古史，主要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一段，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工作。在世界学术标准中，中国的史学本来还是在垦荒的阶段。要透过种种传统的附会和曲解，而考证出事实的真相，陈先生便是一个辛勤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能够用于研究工作了。

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都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发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如中央研究院季刊，清华学报等。最近几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才写出几本小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这些里面的考证，绝不是游戏笔墨或者文雕琐碎的东西，反之，大都是揭出了当时国计民生的特色和继往开来的关键。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时下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再放它多少年，也是颠扑不破的。到现在，我们对于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的历史能够有较透彻而且清楚的了解，在许多方面都是应当感谢陈先生的。抗战以前，陈先生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并且担任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抗战以后，脱出沦陷区，离开家人，单身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昆明的地是太高，生活自然是苦的，终于引起了陈先生的心脏病，不得已，到香港任教港大，这时，英国的牛津大学正式选聘陈先生做牛津的汉学首席教授，正预备去英时，欧战爆发，只得作罢。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敌伪发现了这位学人，于是派人来劝诱出山，陈先生毅然拒绝，并找得了机会，脱出魔窟，入了广西，在广西大学任教，并帮忙那里中研院的工作。后应成都燕大之聘，于1944年春到成都，许多别的学校的教授学生，都远道来旁听，但不幸教了不到一年，罹患眼疾（视网膜脱落）而辍讲。这病主要是由于战时生活困苦，营养不足而致，入医院施手术，无起色，眼睛完全不能再用于研究工作了。对于像陈先生这样勤奋的学者，真是件莫大伤心的事，抗战胜利后一月，经朋友弟子们的协助，曾送去伦敦医眼，但结果仍无大效。于是辞去牛津仍然虚位以待的讲席，回到祖国来，又进了清华园，并经燕大特聘为研究院兼任导师，继续完成在首都时未完成的工作。眼睛看不见了，但陈先生仍然要工作。课，在自己家里上，课外，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请了一位助教，帮忙写黑板，查书、抄录以至写作，然后念书给陈先生听，再由他加以改正。估计不久陈先生要有新作问世了，我们等着看吧。

在学校里，除了上课之外，同学是不大有机会见到他的，见过的，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慈祥近人的老先生——今年已经快六十岁了。很关切别人，很愿意帮人忙，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太宽裕。

虽不肯多表现，陈先生其实是很热情的人，正义感极强，永远关心着国家，甚至夜不成寐，你简直不能想象陈先生这样一位家居病目的老先生，对于国内外大局的消息，了如指掌，而且偶然对时事演变做一点推断，常是准确的可以惊人。

这样一位春风和煦孜孜不倦的学者，有着优异的学术成就，受到全世界学人的尊敬，但却不会在自己的祖国里得到应有的珍视。抗战期间，和大多数有良心的人，受着同样的折磨。假如我们的政府（时指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对像这样的学者稍稍照顾到他的经济生活，则陈先生的眼睛，不至于失明，他对世界对中国的贡献，又不知将要比现在更多出多少来了。

    关注 硕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