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平凡的母亲》（三）
《平凡的母亲》连载（三） 作者：于全兴
198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美术专业。1987...
《平凡的母亲》连载（三）
作者：于全兴
1986年，毕业于天津美
术学院工艺系装潢美术专业。1987年至2004年，供职于家庭报社，主任记者。2004年，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担任系主任职务。用相机目击和阅读平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青海术学院工艺系装潢美术专业。1987年至2004年，供职于家庭报社，主任记者。2004年，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担任系主任职务。用相机目击和阅读平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2001年01月/2005年06月/
2006年01月/2007年09月/2012年05月
又见巴青才仁
2005年5月初，我接到幸福工程组委会葛振江主任的电话，说天津电视台国际部周红编导打算做一部关于我和“幸福工程”的纪录片。这时我已经到了天津师范大学教书，校领导得知后大力支持，同意我拿出10天左右的时间，再到西部去。
几天后，周编导和我取得了联系，约定在一家咖啡厅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把2003年出的一本书带给了她。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第二天，她打电话来，说看了那本书以后，一夜没睡。她对这部纪录片有信心并希望能借此有更多的人帮助这些母亲。
于是，5月25日，我和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摄制组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先到贵州采访，后经四川，6月3日，又回到了青海。
在西宁，我又见到了靳秘书长。他依然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药品和氧气。7日出发，先到兴海县适应海拔，然后又要翻越巴颜喀拉山，到玉树去。
路线和4年前的一样，可路却好走了很多。一来是夏天，没有冰雪；二来是许多路面已经铺好了柏油。我的高原反应远没有上一次厉害，能有心力看窗外的景色。但周编导和王秋成摄影师便不同了，和我上次来一样，扶着欲裂的脑袋，不住地往嘴里塞药。摄影师的年龄大些，已经开始吸氧了。
在巴颜喀拉山的山麓还能找到一两棵树木，往上走，就是大片的草地，天蓝得像清澈的海，空中的云气围在山腰，云气里铺向山巅的绿毯，绿得浓郁，全不同于上次来时的苍白。山翻到一半，天开始下雨，到了山顶，转成中雪，下山时，又变成了凌厉的风。
一座山，四季轮回，令人惊叹。
这个青海，空灵而洁净，像用无暇的水晶雕琢的磬，发出沁人心脾的清响，让人的灵魂升华。旅行者一定会爱这种地方的，我想。可刚产生这个念头就觉得自己可笑。周编导有些感冒，大口地喘气，摄影师在后座上，简直躺平了身子，抱着氧气袋，脸色蜡黄。
自然是个任性的孩子，爱和初上高原的人开玩笑。
我又一次想起才仁巴毛母女，巴青才仁痊愈了么，希望她的未来不会像母亲一样贫困。
中午时到了玉树结古镇，镇子几年来几乎没变，只是多了几座小楼房。来接我们的是当年的结隆乡乡长达哇战斗，如今他已是称多县的副县长了，听说我来，他执意要陪我再到结隆乡。
编导与摄影师的高原反应强烈，感觉好像比我当时还厉害，他们说要休整一晚再走，可我知道，在这里，我们这些平原来的人一休整，第二天只会更累，什么也干不了了。所以我坚持下午就到结隆乡去，只是劝周编导留在镇里，因为她感冒了。在高原，小小的感冒可能转为肺气肿，有生命危险。
但我的坚持只成功了一半，下午到结隆乡（现为隆宝镇）去，周编导一起去了。
土路换了柏油路，我望着窗外，希望能及早看见巴青才仁家那小小的冬窝子，一个多小时的路，像比一天还长。
她家的变化也不大，院子原来供人进出的缺口，有了扇栅栏门，房子又接出了一间，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冬窝子。
听说我们来，才仁巴毛急急地走出房子，再一次双手合什，祝福，行礼，泪水纵横。嘴里叨念着一句藏语，达哇告诉我是“恩人”的意思。巴青才仁也跟出屋来，把一条哈达递给她的母亲。才仁巴毛用颤抖的手把洁白的哈达披戴在我的肩上。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意识到我自以为微不足道的帮助，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影响，虽不能改变她们的生活条件，却给她们带来生活的希望。
家里的变化不大，多了一个铁炉子，一张床和一个6个月的娃娃。
巴青才仁已经做了母亲。她是2004年成家的，和丈夫昂文久美住在旁边新建的冬窝子里，家里已经有了14头牛。生活虽还需要救济，但比以前好多了，所需的救济也少了很多。眼看又到挖虫草的季节了，虫草的价格也比2001年高了很多。
问到巴青才仁的病，她告诉我，已经好了。但由于生孩子，有些复发的样子。
我望着她穿的藏袍，问：“是那年我给你买的那件吗？”
“不是。收起来了。”
“怎么不穿哪？”
“穿过。我结婚时就是穿的那件。”
“平时怎么不穿哪？”
“舍不得。”
“我买来就是让你穿的……”
我哽住了，手摸着哈达，低下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拿来了我给她买的藏袍，叠得齐整，还是全新的。
我问她，记得那天晚饭时你唱的歌吗？
她说记得。便又唱起那久违了的熟悉的旋律。
我们走时把天津爱心人士刘健的捐款和买的被褥和藏袍留在了她家。母女俩送出我们很远。
感冒
回到乡里，还是住在乡政府。院子里还是狗，水井，破旧的吉普车，一如当年的样子。虽是夏天，高原气温低，昼夜温差大，炉子还得点着，烧着牛粪。
我这次挺早就睡着了，半夜听到有人叫门。
“我们……于老师，受不了……一宿没睡……”
是周编导和摄影师，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边说边喘，似乎脑子已经不听使唤了。
我急忙找乡长让司机把他们送回县里。
我在结隆乡又停留了一天，把带来的捐款发给其他几位母亲。晚上回到县里，摄影师还在吸氧，但情况已经好多了。周编导因为感冒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医生说，幸亏下来得早，要是晚一天她就没命了。
我有些后怕，是我执意要当天去采访的。我想起在才仁巴毛家听到的那句话，在这“什么病都是会死人的”。
高原不适合人类生存。如果离开高原，才仁巴毛家的生活会不会好些？我不知道。语言不通，习俗不同，高原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们能适应吗？在这里，他们有祖居的土地，有牛，有牧场，外面呢，他们什么也没有。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困扰。后来，我到过的很多地方告诉我，问题不止是走或不走，还有能不能走，交通不便还在其次，有多少家庭能凑起出山的路费呢？
周编导的病好转了以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青海。
新房是地震后政府给盖的
2010年4月14日上午7时49分，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北纬33.1度，东经96.7度），震源深度33公里，震中距离州府所在地结古镇30公里。
我即刻拨通了达哇战斗的电话，他正在从西宁赶往玉树的路上，在玉树的家人都安全，只是房屋倒塌了。
“家人平安就好，路上开车一定注意安全。”我叮嘱道。
最让我牵挂的是玉树母亲们。才仁巴毛、巴青才仁、杂年村其他母亲现在怎样了呢？我联系不上她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祷她们一切平安！
几天后，达哇打来电话，杂年村的母亲们都还安全，巴青才仁和孩子也平安，只是她的母亲才仁巴毛在震前一个多月时已因病过世了。
2012年5月下旬，我再次来到玉树隆宝镇杂年村。
4·14玉树大地震造成隆宝镇下辖6个村庄房倒屋垮，2062户8215人受灾。2011年10月21日后又遭受不同程度降雪多达40余次，因海拔高，积雪不易融化，草场一直被覆盖，震后重建速度缓慢。
镇长说，在我到之前，全镇因雪灾死亡的各类牲畜已达14071头（只、匹），其中牛8997头、羊4934只、马140匹。
才仁巴毛家原来的冬窝子已成废墟，公路下坡处多了两处新房。托人把她从山上找回来时，她和家人正在山上挖虫草。我看到她从远远的地方跑过来，双手合什。
一见面，我们都掉了泪。
她拽着我的手拉进了新建的房子，打开炉盖点上了牛粪，水壶里的水慢慢热了，屋里弥漫开一种湿润的温暖。
“你还好吗？”
“嗯。”
“你妈妈她……”
“生病死的。”巴青才仁眼圈红了，
我赶紧转换话题：“挖虫草去了？”
“嗯。”
“住在山上吗？”
“嗯。”
“挖了多少虫草？”
巴青才仁从藏袍里掏出个小塑料袋，虫草用纸包裹着，大小有10根。
镇副书记旦松拉毛说，虫草较去年少了许多，他转身问巴青才仁丈夫：“你家去年采了多少？”
“50天挖了300根。”昂文久美回答。
“卖了多少钱？”
“不到7000块。”
“去年价格还低。现在镇上就有收虫草的了，像这样大一点的今年能卖到七八十块钱一根。虫草少，价格肯定高。”
当地牧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采挖虫草，每到季节，所有的青壮年，无论男女涌向山上，巴青才仁家也如此。过了挖虫草的季节，昂文久美就在本地做些零工，也能有几千块钱进项，靠这两项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家里现在有几头牛？”
“9头，去年雪灾死了4头。”
“你家这两处新房是什么时候盖的？”
“新房是地震后政府盖的，另一间是阿哥的。”
旦松拉毛说，震后重建，政府给每户盖了80平方米砖混结构的新房。她家2011年开始享受每年4080元的低保，此外特困户还救助200元。5月12日，政府实行“草原补奖机制”政策，每人补奖2385元，她家4口人可领到9540元。
巴青才仁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叫旦周闹布，在隆宝镇寄宿学校读小学一年级，费用全免，如不在学校吃住，每年可有500元补助，小的6岁叫巴丁文江。
巴青才仁的心愿是在镇上学校周围租间铺面，孩子上学方便不说，还可以得到500元补助，如果再开个小店，孩子阿爸在镇上做些零工，日子就会好起来。
我把我同事苏颖老师捐助的1000元转交给她，希望这些钱在巴青才仁开小店时能有些许帮助。
迷路
我上面提过，2001年，我见到巴青才仁后，并没有马上带她去看病。一来我还有其他的采访任务，二来也好给才仁巴毛家一些准备的时间，毕竟女儿从没出过远门。我与青海省计生协考核组的同志分别离开玉树县，约定在1月11日的下午在称多县县政府汇合。
但11日，司机更尕索南把我带到了称多县后，却迟迟不见靳秘书长他们的到来。
州计生局李局长告诉我：“靳秘书长他们一早下去考核了。这儿的牧民居住分散，又是大雪天，比较费时间。”她看出我的不安，安慰道：“虽然路不好走，但他们去考核也不是第一次了，不会出事的，你放心吧。”李局长说得很轻松，可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比任何人都焦急。
晚上7点多钟，还没有靳秘书长他们的消息。大雪的季节很容易迷路，迷了路，就要费很多汽油，没有汽油，车上就没有暖气。我听说，这样的天气，车子在高原深处呆上两夜，就是没有其他的危险，冻也能把人冻死。当时手机、GPS还是新鲜物，真若出些事情，连出事地点都不是一时能找到的。
不能再等了。考核组带队的团省委副书记吕刚和李局长决定派3辆车分头去找。
车开出去好远，只见风雪弥漫，哪里有人的影子？呼啸的风雪从黑夜的深处刮来，像一头咆哮的野兽，将汽车含在口中，任它摆布。我蜷缩在车厢里，随着汽车上下颠簸。我想到了死，我不知道，真要在这里出事，到底是算死亡，还是失踪。靳秘书长他们难找，离开了县城，我们也同样难找。
在主干道上摸索到8点多钟，司机不敢再往前开了，停靠在路边等。这种等待毫无把握，全凭了心里的一点希望。依稀望见远处两点车灯，大家兴奋地跳起来，抬着头，踮起脚，整个身子都抻长了。车灯到了眼前，却不是要等的人。夜越来越深，很久才出现一次的车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我们都快冻僵了，不停地活动腿脚。原野上只有不绝的风声。
几个人都沉默着，怕一张嘴会说出不祥的字眼来，怕一语成谶，真带来一场灾祸。
希望总算在绝望中出现了，苍天不负，将近10点，我们终于见到了考核组的车，靳秘书长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不出所料，他们迷路了，途中还遇见了狼。
我们回到了称多县县城，匆匆扒拉了几口饭，考核组继续工作，一群从四处赶来的乡村干部聚在简陋的会议室里，会一直开到深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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