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兰溪一中老师

高振东1965年毕业兰一中（当时称“兰溪中学”），考入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先后在总参和外交部工作，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最后在外交部退休。现居北京。...



有同学告诉我，兰一中正在以“一中的记忆”为主题征文，纪念建校80周年，要我也写几句。写什么呢？写同学？同学很多，各行各业，有战斗在青藏高原和北国边疆的军旅志士，有在教育战线耕耘的人民教师，有事业有成的科研工作者，有工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有清廉勤政的公务员，还有自己创业的老板。真的写出来，可能要写成一本书了。那就让我写写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几位老师吧。当然，仅是记忆片断。

我是1965届的毕业生，本届有高三两个班，我在1班。班主任是俞福仁，杭州人，杭州大学毕业，有着杭州人特有的精明。他教物理，教得明白，让我高考时的物理试卷得了95分，这是我唯一记得的高考分数。当我到学校领取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俞老师带着“弟子没负我”的神情，专门提到我的物理分数，这让我觉得为班主任争了光，颇有几分得意。在校期间，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物理课外兴趣小组，我们的任务是装配电子管收音机。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清楚了电子管的射、栅、屏等极的接脚，明白了电容、电阻等元器件的实际应用。不过，唉！这个收音机发不出声音，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现在简单了，把几个集成块一连（焊）接就是台收音机。

去年，在纪念我们毕业50周年的聚会上又见到了班主任。他还是那样健谈，但腿脚不行了，出门要坐轮椅。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朱增涛，当时可能是最年长的教师。他曾给我的一篇作文打了100分，这让我受宠若惊。我也明白，这是对学生的鼓励，因为任何作文都不可能真正满分，那大概仅仅是因为没有病句，没有错别字，他就给了个满分。他还曾选择了一些学生的作文汇集成书，我的一篇《谈天说地》被录入其中。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高考复习阶段，朱老师曾给我们布置了几个作文题让我们练习，其中有一题是《革命与学习》。可是，因为偷懒，我根本就没有做那些练习。当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有两个，二选一，其中之一是《论革命与学习》。看到这个题目，让我悔出一身冷汗。如果当初我作过朱老师布置的练习，这次就会快速、轻松地拿下那篇议论文。结果，我选择了难度较小，较易发挥的另一题，《写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这是一个怯懦的选择。
我们的化学老师朱延义，高高的个子，总是笑咪咪的，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帅哥”。他课内课外一直说普通话。有一段话让我记忆如新，有一次他在讲到酶的时候感慨地说，“青草的营养太丰富了，让马、牛长得那么强壮，那是因为食草动物的胃里有分解植物纤维的酶。我们人的胃里没有这种酶，太可惜了！”我为什么偏偏记住了这段话？也许，它让我遐想，人类如果能够以草为生，那将会是什么状态？可以说，一种小小的微生物就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和威力。它也让我明白，人要敬畏自然，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张达康，他是二班班主任，个子不高，说话语速较快，给我的最深印象是，酷爱双杠。在他的指导下，二班几位同学的双杠技能非同寻常，有一次，他们竟把双杠搬上舞台，作起了双杠表演。这可不是运动会，而是我们的一次联欢会。

张老师那玩双杠的身影推动我也玩起了双杠，在高三时开始玩，到大学后仍旧玩。参加工作后我曾在部队大院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见一些警卫战士在练双杠，我就同连队指导员开玩笑似地说，这动作我也会做。指导员不相信，因为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我说，“打个赌吧，我如果能做，你去买个西瓜。”结果是，指导员买了西瓜，我们几个人就在训练场边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感谢张老师，让我赢了一个西瓜。当然，数学才是他的最大给予。

汤亚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一位幽默的老头儿，戴一副老花镜，总是从眼镜的上部扫描班里的同学。他教书的独特方式是，基本上每堂课都有小测验，上课伊始就做题，大约一张纸左右的小型试卷，10分钟就得交卷，相当于我们的课堂作业。下次上课时，他会按分数高低顺序发卷子。为了在发试卷时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我拼命学习，追赶，后来竟成为英语课代表。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我一个报考理工科的学生，竟考入了一所外语院校（那所学校文理学生兼收）。其后，英语成了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感谢汤老师的英语启蒙教育！

篇幅所限，不能写得更多，只是从诸多老师与我们相处的三年时光里，摘取几片记忆的绿叶。

现在是冬季，这让我想到兰溪的气候。那里虽然没有北方的严寒，它的冬天却会让你的手脚冻伤。兰溪的夏天也不寻常，可用“酷暑”来形容。然而，正是这样的气候，磨炼出了兰溪人的刻苦，坚强。兰溪是水陆通衢之地，这又让兰溪人具有了开放、豁达的品格。天时地利，将兰溪造就成人杰地灵之乡。兰溪一中就是一座锻造“人杰”的熔炉，兰溪一中的老师，就是为国育才的“锻造师”。向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致敬！

（高振东 20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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