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第一部分 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第六章 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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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第六章

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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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第六章

情结

泰戈尔对中国心仪已久，一直希望有机会进行一次中国之旅。他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在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中的中国，此后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了我的梦乡。”　　泰戈尔曾于上世纪20年代三次访问中国。　　1924年，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华。梁启超在北平师大做演讲欢迎，他说：“印度给我们的那份贵重的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他给我们什么呢？ 一、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二、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这份大礼的结晶，就是一部大藏经典。大藏经7000卷，一言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我们以为凡成就一位大诗人，不在乎有优美的技术，而尤在乎有崇高的理想。泰戈尔这个人和泰戈尔的诗，都是‘绝对自由’与‘绝对爱’的转化。”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热情地预言：当他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张开双臂拥抱他，当他作演讲时，人们一定会狂拍着巴掌。一时间，唯“泰戈尔是谈”。　　泰戈尔访华期间一直住在徐志摩家，邵洵美和妻子也到徐家拜访过泰戈尔，并一同吃了顿饭。据邵先生妻子回忆，泰戈尔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一身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就好像她看到过的大寺院中的老方丈的打扮。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此行：“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　　泰戈尔在华演讲时也谦虚地表示，中国行并非是旅行家为欣赏风景而来，也不是当传教士带些什么福音。他来中国，是为了求道，是向中国文化敬礼。　　1925年５月，泰戈尔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64岁生日。当时，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这个名字的姓取自“天竺”，是古代中国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则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竺震旦”这个名字，将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紧紧连接起来。　　泰戈尔口授的最后诗篇中有这样的话：“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泰戈尔一贯强调中印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1881年，他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在印度圣蒂尼克坦，主持了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在典礼上，泰戈尔作了《中国和印度》的长篇演讲。演讲中，泰戈尔回溯了中印两国悠长的传统友谊：“在那个年代，全凭个人的英雄气概跨越高山恶水，需要非凡的恢弘气魄克服疑虑、惶惑。两个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逢之时，不是战场上的死敌，而是文雅的朋友，无比欣喜地交换礼品……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 基于这样的良好愿望，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先后邀请了多位中国学者、艺术家到这里讲学、创作，使这里成了印度第一个研究中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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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第七章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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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第七章

争议

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到访不同，泰戈尔访华期间，欢迎者的掌声和反对者的批评声几乎一样热烈，这让诗人始料不及，感慨丛生甚至倍感迷惘。来华期间，泰戈尔除了受到热忱欢迎和颂扬，也受到了陈独秀、郭沫若、吴稚晖和鲁迅等人言辞激烈的诘难和质疑。翻开那个时期的《民国日报》、《小说月报》、《申报》等各大报刊，批评他的文章甚多。　　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来后，在中国文化界就有不同的声音。1923年10月，早年深受泰氏文风影响的郭沫若，却以一篇《泰戈尔来华的我见》独树一帜，拉开批评泰戈尔的帷幕。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包括一些左翼作家纷纷撰文，加入到反对泰戈尔的行列之中，言辞之过激，使得诗人目瞪口呆。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这时也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称泰戈尔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最后竟说：“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并在《中国青年》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即泰戈尔）？》一文，文称：“此时出版界很时髦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好儿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混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另外来翻译泰谷儿？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而吴稚晖更是冷嘲热讽，说泰戈尔和一帮欢迎者一面拼命反对物质文明，“但是一则居然用洋房前的草地，招待来宾；一则居然坐着汽车，去游龙华，会议招待还要借一品香，演讲还要选新式的俱乐部”。最后请泰戈尔用封条将“尊口”封起来。　　泰戈尔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固然是在一批崇拜者的包围之中，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也清楚，就在他讲演的时候，还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反对他，尽管梁启超、胡适和徐志摩等人恼怒不已，屡次提出“警告”，可崇拜的依旧顶礼膜拜，反对的依旧激烈抨击。　　胡适虽也接到陈独秀邀请其加入反泰戈尔的组稿信，但是，他却没有支持陈独秀。在北京欢迎泰戈尔的演讲会中，胡适说：“我过去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　　后来泰戈尔在北京举行另一场演讲会，有人散发“反泰”传单，表示要“激颜厉色”送泰戈尔离开中国，胡适因此再次表示：“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待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　　5月28日，他从中国北方旅行和演讲回来，再次回到上海。5月底的上海，梅雨绵绵，令人郁烦，仿佛映照了此时诗人的心情。这一次，欢迎的人群不够热闹，且没有了鲜花和掌声，只有诗人即将黯然离别的身影。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0101 获取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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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传记名著小说 《舞文弄墨》

作者：刘丹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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