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革命》：第4章：从手机开始1_【小意达】

------第4章：从手机开始1------

像很多产品一样，山寨机之前，中国就已经是手机生产大国。2007年中国手机产量达到549亿部，出口483亿部。令国人上上下下倍感苦恼的是中国只是“生产”了手机，而不是“拥有”了手机。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者只能赚小钱，拥有者才赚大钱。

全球手机市场大约有1900亿美元，年销量约12亿部，主要的市场被几家根深叶茂的贵族瓜分。根据2008年三季度全球市场份额的报告，诺基亚以394％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三星以173％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同期上涨26%；索尼爱立信以86％的占有率居于第三，同期相比，下降了03%。第四位是摩托罗拉，市场占有率仅为85％，同期相比下降了128%；LG以77％稳居第五，同期亦有所上涨。其它成千上万家厂商瓜分剩余近20%的市场。

2007年，全球最畅销的十款手机诺基亚占据7席，索爱占据其余三席，位于第十的机型年销量超过150万部，最畅销的则达到600万部。此前，摩托罗拉的超薄手机更是创下了单款手机销售500万部的记录。

手机市场蛋糕的体积超过了个人计算机，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国内很多较大型的厂商1999年就尝试进入手机这个行业，此后的几年也取得过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2007年，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几乎全部都出现亏损，其中波导亏损5亿多元，夏新更是亏损844亿元，有些企业甚至退出了市场。稍后，我们简单的回顾国内品牌手机第一冲击波，他们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在国内品牌手机大溃败时，山寨机反而异军突起？山寨会不会重蹈覆辙？

山寨手机交出的成绩单还是十分了得。虽然生产厂商难以计数，但出货量很容易统计，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芯——核心芯片都来自于联发科，同时山寨手机几乎是联发科芯片的唯一用户。这种小细节本身就是很蹊跷的事情，若联发科的芯片缺乏竞争力，山寨机用它为什么会火？若联发科芯片很有竞争力，为什么国内的、国际的品牌手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用它的芯片？不用诺基亚的芯片是因为人家可能不买给你这很好理解，而联发科和各手机厂商之间完全是生意关系，在自然的市场中形成了用联发科和不用联发科两个群体，在其它行业未曾有过。以计算机为例，DIY攒的兼容机和品牌机都可能是英特尔的芯片或者AMD的芯片，不存在像手机一样的区别。

所谓山寨手机和品牌手机之间原本没有界限，个人计算机多年以前就有中关村攒的机器和联想、戴尔等大品牌机器。人们给这些没有品牌影响力或者自己买零件DIY的计算机统一叫做兼容机。山寨这个词之所以火起来，全都拜手机所赐，没有品牌影响力的手机一夜之间红遍中国，渗透到全球，所以广东人给这类手机一个统一的“品牌”，即山寨。

山寨之火点燃的是草根意识，此前，人们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壁垒一下子受到了挑战。很多的时候，社会秩序是靠着既定的习惯，不知不觉的维持着，在山寨手机之前，人们从来不认为个体户小公司也可以做这种产品；人们认为看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寄希望于央视，要么不看；人们认为精英就是精英，草根就是草根，庙堂是庙堂，江湖是江湖。有时候，现实发生很久，人们才承认它是现实，因为我们的大脑结构是在变化非常缓慢的原始环境中进化的，适应现代社会如此飞速的变化的确勉为其难。

手机是个人随身携带、把玩的东西，如果把世界商品的影响力能够量化，手机行业的每年的价值恐怕不止1900亿美元。以2007年15亿山寨手机估算，整个产值也就在1000多亿元左右，还比不上联想公司的销售额。但它的影响力巨大，山寨手机的成功消除了原来人们头脑中的藩篱，原本想都不去想的事情，开始去尝试。就像奥巴马那句响亮的竞选歌词：Yes，Wecan！

继山寨手机成功夺取了一个山头之后，其他行业竞相仿效，山寨产业像山寨这个词一样，星火燎原，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相机等也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山寨也已经跨越了纯经济范畴，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搜索引擎，山寨百家讲坛全部出笼。总之，凡是比较火的，“我也可以做的东西”都被非正宗的人山寨一把，人们不再囿于成见，草根们开始广泛的尝试让自己感觉到比较“爽”的事情。

南京文安街出现了山寨一条街，曲同氏、必胜糊、李明、巴克星、哈根波斯、3个门洞的麦当劳等等一夜之间充斥市场。比较遗憾的是这条具有娱乐色彩比较雷人的街不久被向来缺乏幽默感的政府取缔了。按理说，没有必要取缔，人家搞山寨一条街摆明了“我们这里是正品的山寨”，消费者来这里消费自然很清楚，没有上当的嫌疑。况且，你叫星巴克我叫巴克星有何不可？放在这条街上，不同于此前出现过许多的以假乱真名字，一进入这条街，就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雷人的。以前在其它地方，你看到金庸新著，直觉上会理解成金庸的新书，实际上是金庸新这个人的作品。有一次我就买过一瓶康帅傅冰红茶，一喝不对味，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不是康师傅。即便如此，假如康帅傅不是一个被注册的商标，他们做产品又不错，没准是一个树立品牌的捷径，也算不得欺骗。

显然，包括山寨商品或者山寨版明星等确实走的是模仿的路子，山寨手机里面也有基诺亚等模仿名牌名字的产品、模仿名牌形状和功能的高仿机。我觉得绝大部份并不能理解成骗人，因为人家没有假装是诺基亚，卖同样的价格，买者知道是高仿机，只花正品价格几分之一的钱，买卖双方信息透明，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山寨巨大的普及力，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山寨，分析山寨，炒作山寨。所有媒体都发表评论员文章，探讨山寨现象。因为我要写这本书，自然搜索了不少有关评论。我搞几条比较好笑的东西放在这里供大家“欣赏”。

《时代周报》记者米兰采访了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下面是一个片段：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语词,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实施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

这就是自认为精英的东西，朱大可的东西我看过一些，有的还不错。观点无所谓，你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令我想不到的是他故弄玄虚、竟然说出如此绊算的话，我觉得有点丢人。

负责手机检测的官方机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做客新浪访谈时强调：

……我们认为山寨机如果是这么持续的发展下去，会导致我们正规的企业由于它没有办法健康的生存和发展，会导致它们灭亡，最后会导致技术的后退还有产品的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深度报道里面谈到，说“山寨机现象”既然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对这个提法我有不同的看法。存在就是合理这个是不对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癌症病毒它是一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和我们的生命来讲，它不是合理的，它是存在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合理。

《通信世界》在《国产手机5大怪象》的报道中梳理：

目前国内手机厂商已经进入基带、射频、多媒体环节，但是在内存储芯片、模拟技术领域尚难涉足。显示屏方面还停留于购买国外技术专利授权阶段，其产品基本以组装形式推出。结构件主要是对按键、外壳等手机部件的统称，从近期诺基亚方面宣布的对软质、透明的纳米手机材料研发进展来看，国内厂商在这方面依然有“代差”。软件方面，核心的协议栈上，目前在GSM领域，只有中兴一家实现了自主掌握。

模仿是山寨最初的生存之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广义的说，如果我们不模仿，现在还停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绝大多数的创新都从模仿开始。后发企业必然模仿先行者，举世皆然。模仿、抄袭乃至盗版、侵权是一个度的问题，要说有截然的区别是很难的。

媒体对山寨手机、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评论大体上分成两派，反对派的主要论据就是模仿、侵权等。人类的历史其实是少量的发明加上大量仿效的历史，中外截然，无可置疑。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是外行，只有商标或者技术的拥有者才有申诉和发言权，外行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乱发议论。

如果认为模仿就是没有骨气的“孬种”，所有的人都逃脱不了扣上这顶帽子。大家乘坐的飞机、汽车等无一不是模仿的产物，飞机的发明人是莱特兄弟，汽车的发明人是卡尔?本茨，电灯泡的发明人是爱迪生，现代力学的奠基者首推牛顿。写本书尽管我没有简单的采取CtrlC加CtrlV的方式，也搜罗了不少别人的东西和想法，在行文方式上可能也不知不觉的模仿了某些人。诸位说，你这纯属胡搅蛮缠，模仿应该有的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度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定的，而是由被模仿的当事人和法律界定的。就拿我这本书来讲，如果有人告我说是抄的，我就得接招儿，其余的议论都没有意义。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不少，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区成立、小平南巡讲话、香港回归等等。在中国，几乎所有大事件通常都有官方背景。而这次完全不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手机，它只是一阵风还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呢？

“攒电脑”是中关村的传统行当，92年我就在中国村的小公司攒过电脑，只是电脑行业把小公司攒的电脑叫做兼容机，尽管普通话也有山寨一词，但用于形容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则源于广东、源于手机。

我攒过电脑，虽然被很多人忽悠成高科技，深知攒电脑是极低的科技。我也大致清楚手机其实本质上和电脑是类似的。但是，2000年的时候，通讯设备公司的专家告诉我手机虽小，可是一个大系统，研发难度非常大。当时，手机市场被国外的几个公司垄断，我并不怀疑这种说法，起码手机不像电脑一样可以买到各种配件。

相比电脑，手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网络的手机没有用途，而电脑插上电就可以工作。手机是网络终端，全世界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很多都受到监管，比如自来水、电网、有线电视等。

牌照，牌照！

不仅仅是技术，要想自己生产手机，牌照并当然是一个重要障碍。电信设备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没有牌照肯定很难搞”至少人们当初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越是控制，人们越想得到，其情形就像明星越东躲西藏，越能吸引媒体挖空心思跟踪追击。唱片公司故意限量，反而勾起了人们的购买热情。组织决策也像个人一样，追逐稀缺物品。手机生产许可证就是像限量唱片一样，被人为的搞成了一个稀缺物品。这一点凸显了中国监管和很多产业政策的落伍，很多情况下都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早在1998年12月31日信息产业部和前国家计委就曾发布过“5号文件”，该文件提到“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同时“对移动通信产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由信息产业部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出计划，报国家计委列入国家年度指导性生产计划，外经贸部根据上述计划批准生产所需配套件及零部件进口，并从严控制移动通信产品（含移动交换机、基站、移动电话）的进口。”

99年发放了9张手机牌照，包括熊猫集团、波导、TCL、天时达、厦新等。

资料显示，自1999年信产部批准了10个国内手机生产厂家以后，牌照审批的大门一度紧闭，到2000年5月，信息产业部决定不再发放牌照。随后，政府文件还规定，严格控制外国手机的进口，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手机至少要出口60%。显然，政府此举意在通过行政力量来保护处于婴儿期的国产手机行业。按照政府的观念，发牌照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停发也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否则会造成过度竞争。

1999年，国产手机产量是13万部，占当年全国产量2%，国产品牌手机销量只占全国市场的2%左右。

2000年是440万部，占当年全国产量5%，销量达到8%。

2001年国产手机产量1048万部，占全部产量的132%，销量占到15%。

2002年年国有手机产量占到了3002%，市场占有率突破30%。国产手机冲破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内的波导、TCL等进入市场前5名。

起初手机牌照并没有那么俏，1998年，蔡清楚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通讯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手机生产。而那时早期的国内手机多是从台湾、日本、韩国手机制造商中进口手机成品，贴上自己的牌子直接销售给市场，然后进入消费者手中。当时，很多人不看好国产手机，尤其是对民营企业。蔡清楚却认定手机的普及在中国未来是个趋势，对民营企业商机无限。“我以为做手机与做无绳电话一样，只要在工商局注册经营项目就行。”蔡清楚笑着回忆当初的创业，在没有手机牌照的情况下，他就投了2000多万元买设备，进行自主研发和自主生产，次年便研制出第一款TS288手机，投放市场便首战告捷。

一次，一位邮电部官员到天时达视察，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已经开始生产手机，就提醒要有牌照才能生产。“牌照在哪里审批？”蔡清楚赶紧派人去北京问，后又到广东工商局、深圳计委。再后来，深圳、北京都派专家来看，觉得他们设备最全，评价很高。1999年，信息产业部发放第一批手机牌照9张，天时达公司是当时拿到牌照的唯一民营企业。

一直到05年3月份手机生产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进入手机生产行业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等待信息产业部审核下发生产许可证。可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行政审批遥遥无期。这让众多手机厂商倍受“坐失良机”的煎熬。奥克斯四次申请牌照遭拒，情急之下，把信产部告上了法庭，当然最后不了了之，奥克斯成为核准制之后第一批获得牌照的5家公司之一。

随着第一批手机企业赚钱和市场的爆炸，大家迅速嗅到了手机行业的商机，牌子立即成为最紧俏的资源。为了取得生产手机的权限，各显神通，有的厂商们或是收购有牌照的企业，或是和有牌照的企业联合生产，“曲线救国”；有的借助电子工业部、信产部等关系组成多国部队；也有花钱买牌照的。

2001年8月底，软件起家的托普悄无声息地收购了国威电子，投入6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建厂，专门生产托普手机。手机生产牌照是深圳国威的。

2002年初，联想为推出联想牌手机，花了9000万元和厦华合资建厂，收购厦华的手机业务。

牌照越炒越贵，2002年4月，民企出身的侨兴为进军手机行业，斥巨资32亿元收购了中电通信65%股份，以净资产溢价70%的价格争取到了中电通讯的CDMA和GSM两张牌照。

2002年夏，市场上突然出现的多普达手机是依托中电通信并由中电集团旗下的武汉中原电子公司生产的。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CECT（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必须提及的，某种程度上说CECT演变的历史揭开了山寨机的序幕。

它是获得GSM和CDMA双制式手机许可证的一家多国部队，由中国电子息产业集团公司、天津泰达股份有公司、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和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六家单位联合发起组件，注册资本总额3亿元人民币。

由于合资公司是一种很常见的公司形态，而我觉得大多数人，包括商界著名人士对合资本质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合资最明摆着的理由就是优势互补，譬如你有资金，我有人员，你有技术，我有市场等等。

我以为，如果你相信上述观点，那就错了。不能把合资比喻成婚姻，婚姻是多数人的选择，而合资只是少数公司的选择，绝大多数合资都是被迫成立的。大家都熟悉中国合资公司的历史，主要是在以市场换技术方针指引下成立的。人家原本不想合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允许他进入你的市场，这样他就被迫出让一些利益给你合资。

在非受迫合资中，双方起初都有优势互补的理想，最终没有几个不演化成相互利用的。有些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条不对外宣传的规矩，就是万不得已，绝不合资。在上述六家组成的多国部队中，深圳桑达电子公司是电子部下属的一家公司，此前，曾经有过和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合资的“辉煌战绩”，这也是庞大的思科公司全球唯一一家合资公司。

实在的说，很多公司想利用牌照优势捞一把，捞不到拉倒。从业绩来看，把当初的CECT定位为想捞一把的公司并不为过。作为一个拥有3亿元注册资本的公司，2001年只销售几万部手机。

这么多人都想进入手机行业，自然少不了在固定电话打拼多年，成功的实现“后发领先”的惠州侨兴公司。早在1999年，侨兴就在尝试进入手机领域，由侨兴创始人吴瑞林的大儿子吴志阳专门负责。当时计划通过跟韩国现代合资做CDMA。在韩国现代提出的几个合作要求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侨兴要拿到手机生产牌照，而“我们在牌照这块报批了一年多，报到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但政府认为侨兴是民营企业，又在海外上市，在中国不可能享受牌照的待遇。”虽然侨兴集团为了这个牌照花了1000多万建了一个小型的研发中心，但最后还是因为没有牌照跟现代合作告吹，吴志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现代转投南方高科。那一年，南方高科是19家获得手机牌照的幸运者之一。

后来侨兴与获得CDMA手机生产牌照的19家企业都谈过合作问题，手机牌照在当时奇货可居，而吴家父子又希望采取控股的方式合作，结果合作全碰了壁，时间也浪费了不少。正在吴家父子有些束手无策时，机会却出现了。他们了解到中电通信的一个股东天津泰达（占股35%）准备转让股份，吴志阳立即前去洽谈，在与泰达谈判的过程中，泰达方面透露出中电通信的大股东中国电子集团（CEC）也想转让所持的中电通讯股份，这个信息让吴家父子喜出望外。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侨兴环球先收购CECT持有的40%中电通信股份，然后再收购泰达持有的25%中电通信股份，这样侨兴环球就拥有了中电通信65%的股份，成为绝对控股的大股东。

侨兴是纯粹市场经济下由草根打拼出来的公司，由于以固定电话生意为业，他们理所当然有信心在移动电话领域一飞冲天。收购CECT股份的当年就定下了120万台手机的目标，以当时的情形来看，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在当时情况下，一下子把手机产销量从几万台提高到百万台以上是有点脱离实际的目标。但花大价钱拿到的牌照不能浪费，中国的私人公司通常都有一种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狠劲，很多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国产手机白热化的竞争中，被侨兴收购的CECT率先祭出了贴牌这一招。此前的所谓贴牌主要是贴上比较知名的品牌，以获得销量和价格，出让牌照的一方和受让方各获其利。而手机贴牌，图的不是名牌，而是许可权。从技术上说手机的贴牌异常简单，就是生产时加上一个CTCT的商标，在每部手机里面贴一个进网许可证，CECT卖的就是这个小纸片。这个生意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潜藏着两个副作用。第一，出卖这个小纸片实际上不合法的，所谓牌照的实质意义是政府是出售这个小纸片唯一合法单位。如果上纲上线的话，这就像人民币的发行权一样。进网许可证是不可转卖的，因为它不是商品。第二，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祭出出售许可证这一招，当时认为鱼目混杂的“黑手机”万一有质量问题已经各种问题，既然贴了CECT的牌子同时人家又是花了钱的，CECT理应负责。即使不涉及法律和经济赔偿的问题，稍微长期的看也会砸掉CECT的牌子。

问题在于，经营企业和写书区别是：后者经常要道理、讲故事，前者则是实战。千钧一发，好比战场，不仅是斗智，勇气还是非常重要。所以，人们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2005年，侨兴摘掉贴牌机的帽子。吴志阳说：“我们自己现在业绩很好，没必要再走回老路。”手机生产牌照核准制度两年之后才取消，上门求牌的大有人在。

CECT贴牌机是山寨机发展的里程碑，当初还没有山寨这个概念，通常把这种手机称为黑手机。这个不好的名字并没有影响它的销售，黑手机就像春天的野草迅速蔓延到全国。

中国手机的历史可谓错综复杂，上述片段很大程度上是给政府看的，我们的产业政策到底怎样才能不重复“好心办坏事的老路？”回溯机制的缺失，导致政策制定者脱离市场实际越来越远，有意无意的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傀儡。

99年，国内的波导、TCL等公司已经准备杀入手机这个市场，制造出了国产手机，当时主要是贴牌，即把国外的手机贴上自己的品牌，这是新手进入市场最通用的手段。2002年，TCL的“钻石手机”、波导的“手机中的战斗机”已经风风火火。2004年2月21日，中国移动电话制造商——波导股份公布的2003年年报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年，波导共销售手机117559万台，超过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成为国内手机业的老大。主营业务收入10841亿元，比上年增长7026％；净利润245亿元，增长1328％；每股收益153元，净资产收益率1925％。

国产手机风光没几年就陷入了全线亏损的境地。04年9月1日，《羊城晚报》以一片“国产手机困境”的文做了报道：

“质量实在是太差了，不仅给消费者，同时也给经销商带来很多烦恼。”说起某国产手机，一位刚刚代理该品牌不久的经销商显得既无奈又气愤。

他的这句话成了现在国产手机困境的一个缩影———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从去年的“半壁江山”跌到了37%左右。“今年第二季度，国产手机厂商手机销量仅1580万部，同比下滑了23%。”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昨天告诉记者。

科健下跌1862%！夏新下跌2608%！波导下跌192%！……

截至昨天，次第发布半年财报的国产手机厂商，在另一个“舞台”展开了排行榜角逐。然而，这个局面显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没来得及细细回味去年胜利的喜悦，就要遭受收入大滑坡的打击！”一位手机厂商不无伤感地说。

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科健手机的销量同比下滑了51%，而2003年上半年科健曾销售了93万部手机。更令人担忧的是，截至6月底统计，其库存手机产品的总价值达到685亿元人民币。处于痛苦中的还有夏新，今天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608%和4824%，净利润更是暴跌7648%。

“销售下滑、市场份额萎缩，这已经不是一家两家的事情了”，在经销商们的眼里，它已经成为行业的普遍现象。记者拿到的一份上半年国内GSM手机市场份额统计表也显示，前八名国产手机中，除了联想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外，其他国内厂商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所谓兵败如山倒，退回到当时，谁都不可能想到两年后国产手机再次崛起，而且披上了“山寨”衣，以一种很不正点的方式，完成了、至少是暂时完成了“国产手机行业的突围”。这完全是一出戏剧，我觉得是喜剧。

所以说，要想完全预测一个行业的发展轨道是困难的，内行经常看走眼，他们有太多的定式束缚了思维，在行业发展时期，乱拳经常打死老师傅。

其它行业也有相似的历史。福特在自传《向前进》中说：“汽油发动机无法与蒸汽机相比，这是所有聪明人下的结论。他们无法想到的是汽油发动机能给自己提供另一条路。聪明人的思维方式便是对无法实现的事了如指掌，对事物的缺点总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不雇佣聪明过分的专家的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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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人文社科小说 《山寨革命》

作者：阿甘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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