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让我更爱旷课了丨深读

我本来就已经经常旷课了，现在在萨特的影响下，则成了一个比之前更爱旷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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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第001期，关于萨特那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和存在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

未读君说：1945年，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发表公共演讲，前来的人远超过预计，售票处遭到围攻。几位听众中暑晕倒了，记者在报道中写： “女人被哲学家萨特迷晕。” 那时候，身高仅有一米五二的萨特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思想的巨人。

他没有像过去的哲学家那样继续传统的抽象思辨，而是从更个人的角度思考存在的问题。他给战后的世界带来了信念：“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去创造。”

1968年的学生、工人起义中，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墙上刷着一句非常存在主义的标语：请现实点，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这句话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12年后，萨特离开了世界，五万人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存在主义，还将继续存在吗？



1980 年 4 月 19 日，索邦大学被占事件十二年之后，数量空前的人群再次聚集到一起，参加了萨特的最后一场名人活动：他的葬礼。虽然不是国葬，因为萨特一直反对权势集团的那种排场，而他的愿望也得到了最后的尊重，但这绝对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共仪式。

现在在网上，你依然可以找到电视报道的片段：医院的门打开后，一辆小卡车缓缓驶出，上面搁着的花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随着汽车缓慢从人群中驶过，它们也像柔软的珊瑚一样摇曳起伏。帮工们走在前面开道。紧随在卡车后面的是灵车，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灵柩，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其他的主要送殡人。镜头聚焦在了一枝被人插在灵车门把手上的玫瑰之上，然后又拉到了盖在车里棺材上的黑纱的一角，上面装饰着字母 “S”。语气肃穆的评论人告诉我们，前来出席葬礼的人约有五万，其中的三万正挤在从这里到三千米外的蒙帕纳斯公墓的街道两旁，其余两万人则在公墓等待。跟 1968 年的那些学生一样，公墓那儿的一些人，也爬上了纪念雕塑的腿或头，小事故频频发生，比如据报道，一个男人掉进了刚挖好的墓穴里，最后不得不被人拉上来。

车队到达后，停了下来；我们看到抬棺人把灵柩抽出来，一边从人群中费劲挤过，一边竭力保持着庄严肃穆的样子，把灵柩抬到了墓边上。一位抬棺人摘下他的帽子，然后意识到其他人没有这么做，于是又重新戴上：一个小小的尴尬时刻。在墓穴边，他们降下棺材，送葬的人们手拉手向前走着。有人递来一把椅子，让西蒙娜·德·波伏娃坐下。她看起来茫然又疲惫，一块头巾系在头发上；她近来一直在服用镇静剂。她把一枝花扔进墓穴，更多鲜花随之被扔下。

这段影片仅仅展示了两场仪式中的第一场。在第二周更为平静的那场活动里，棺材被挖出来，里面的小棺材被移出后，萨特的遗体最终进行了火化。他的骨灰被安置在了一个永久地点，还在同一个公墓里，但对大队人马而言，那儿就不太容易进去了。第一场葬礼是为了公众的萨特；第二次安葬则仅由亲近的人参加。萨特的墓——六年之后，波伏娃去世，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身边—现在还在那儿，保持得相当整洁，并且时常有人献花。

伴随着这些仪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把萨特和波伏娃编织进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生命里的个人故事。在被拍到的民众里，你看到各种各样的脸庞，老年人与青年人，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他们包括学生，作家，还记得他战时抵抗活动的人们，罢工活动受过他支持的工会成员，以及从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来的民族独立运动活动家，前来纪念他对他们的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对有些人来说，这场葬礼接近于一次抗议游行：克劳德·朗兹曼后来称它是伟大的1968年游行中的最后一场。但是许多人参加葬礼，其实只是出于好奇或是为了凑热闹，或是因为萨特对他们人生的某些方面产生了点儿小影响—又或者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需要他们摆出一点儿参与的姿态。



我在网上看了十几次那部短片，凝视着低像素画面里的许多面孔，琢磨着存在主义和让-保罗·萨特对他们每个人而言都意味着什么。我仅仅真正知道这二者对我意味着什么。萨特的书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尽管是以一种不直接和低调的方式。而且奇怪的是，1980年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去世和下葬的新闻，虽然那时候，十七岁的我已经是一名住在城郊的存在主义者了。

我对他的着迷始于一年以前。一时心血来潮的我，花了一些十六岁生日时得到的钱，买来了他那本出版于1938年的小说《恶心》(Nausea)，因为我很喜欢企鹅版封面上那张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一块胆汁绿的大岩石和一块滴融的时钟。我也喜欢封面上的宣传语，说《恶心》是“一部有关个人异化和存在之谜的小说”。尽管我并不确定异化是什么意思（虽然那时候的我其实是一个异化的完美例子），但我毫不怀疑它会是我喜欢的那种书。确实是：开始阅读后，我马上与书里那位阴郁、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主人公安托万·罗冈丹（Antoine Roquentin）有了情感联结，他会花几天时间忧郁地游荡在乡下的海滨小镇 “布维尔”（以勒阿弗尔为原型，萨特曾在那里当老师）。罗冈丹坐在咖啡馆里，听着蓝调唱片，就是不赶紧去写他该写的传记。他在海边散步，把鹅卵石扔进像粥一样的灰色大海中。他走到一个公园里，盯着一棵栗树暴露在外的粗糙多节的根，感觉它看上去就像煮沸的皮革，威胁着要用它那晦涩难懂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

我爱所有这些，并且饶有兴趣地了解到，萨特是在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一种被称为 “存在主义” 的哲学。但所有这些关于 “存在” 的东西是什么? 我从未对栗树根的存在感到不知所措，也不曾注意过事物有存在。我试着到雷丁当地的公园，盯着其中一棵树看，一直看到双眼模糊。没什么用；我以为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动，但那仅仅是微风吹拂树叶罢了。不过，这么凑近地看东西，的确给了我某种喜悦。从那时起，为了去存在，我也忽略了我的学业。我本来就已经经常旷课了，现在在萨特的影响下，则成了一个比之前更爱旷课的学生。我不再去学校，而是到一间卖雷鬼音乐唱片和装饰性哈希管的加勒比商店，找了一份不正式的兼职工作。这给了我一种从未在教室接受过的有趣教育。

萨特教会了我如何放弃—这种回应世界的方式被低估了，有时其实挺有用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让我有了学习哲学的想法。可这就意味着，我得通过考试，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在最后一刻逼着自己扑到了课程上，勉强通过了考试。我去的是埃塞克斯大学，在那里拿了一个哲学学位，并且读了更多萨特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作品。我迷上了海德格尔,并以研究他的著作开始了博士生涯—但在我的第二次消失期间，又放弃了。

在这段时间中，我再一次被我的学生经历改变了。我尽力把我的白天和黑夜或多或少过得像存在主义者曾经在咖啡馆那样：阅读，写作，喝酒，恋爱与失恋，交朋友，谈论思想。我热爱这一切，并且认为人生会永远是一个大型的存在主义咖啡馆。

另一方面，我也渐渐意识到，存在主义者已经被认为过时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已让位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新一代。这些类型的哲学家，似乎把哲学当作了一个游戏。他们玩弄符号、象征和意义;从彼此的文本里抽出怪异的字眼，来使整个体系崩塌。他们在过去作家的作品里，点点滴滴地搜寻着更为精细和不太可能的意义。

尽管这些运动彼此间互有分歧，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有着天壤之别。自由的晕眩与存在的痛苦，真是太丢人了。自传作品出局了，因为生命本身出局了。体验也出局了，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李维-史陀，就曾以一种特别轻蔑的语调写道，基于个人体验的哲学是 “女店员的形而上学”。人类科学的目标是 “把人消解掉”，他说，很明显，哲学的目标也一样。这些哲学家可能是振奋人心的，但他们也把哲学转入抽象的境地，赶走了存在主义时代曾占领过哲学领域的那些主动、有激情的存在者。



在第二次退学数十年之后，我偶尔还会翻阅一下哲学书籍，但已经无法再以它们配拥有的那种全神贯注来阅读它们。我的旧爱仍然还在我书架上够不到的角落里摆着，让那儿看起来就像是造物主厨房里的香料架一样：《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论时间与存在》《总体与无限》。但它们上面的灰尘都甚少移动—一直到几年前。当时，我正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依稀想起来莫里斯·梅洛-庞蒂好像针对他写过一篇文章，便找出了他的文集。

梅洛－庞蒂是萨特和波伏娃的朋友（在闹僵之前），也是一位专精于身体与知觉问题的现象学家。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所以，我的注意力从蒙田转向了文集的其他文章,随后又看了梅洛-庞蒂的主要著作《知觉现象学》。我再次惊讶于他的思考是如此大胆和丰富。难怪我曾经热爱过这些东西！从梅洛-庞蒂开始，我接着重读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传—在学生时代一个长长的暑假期间，我在灰暗阴沉的英国沙滩上卖冰激凌时，初识了她的自传。现在，我再次阅读了整本书。接下来，我看了阿尔贝·加缪、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让-保罗·萨特，最后，再次转向了伟大的海德格尔。读这些书时，尤其看到书上那个年轻时的我写下的奇奇怪怪的强调批注，我产生了一种与二十岁的自己再次融为一体的怪异感觉。

不过，现在的我也会从旁观者角度，看着过去的我所做的那些回应，在边角上发出或批判或讥讽的评论。在我阅读的时候，两个我交替出现，时而争吵，时而对彼此愉悦地惊叹，时而认为彼此荒谬可笑。

我意识到，这二十五年以来，我在变的同时，世界也在变。一些曾经把存在主义挤到一边的时髦运动，现在也变得老态龙钟，开始走下坡路。21世纪的关切，已经不再是20世纪晚期那些：或许，现今的我们想在哲学中寻找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若是如此，那么重访那些大胆和活跃的存在主义者，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更新我们的视角。他们可没有坐着玩弄他们那些 “能指”，而是提出了大问题，追问着在还有很多其他人同样在努力生活的世界里，过一种真诚、完满的人类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讨论核战争，讨论我们如何侵占了环境，讨论暴力，讨论在危险年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困难之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改变世界，想知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或不需要做出什么牺牲。无神论存在主义者问道，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他们都写下了被选择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焦虑与经历—在21世纪的世界里，这种感觉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变得愈发强烈，甚至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真实世界里的选择已经令人惊慌地关闭了。他们担心受苦、不平等和被剥削，并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些恶。而作为所有这些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还追问了个人能做什么，以及他们自己能提供什么。

随着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对脑科学和人体化学日益精密的理解，他们同样追问了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受制于神经元和荷尔蒙，那么如何依然确信我们是自由的？是什么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仅仅是程度的不同，还是在某些方面能被真正区分开？我们该如何思考自身？

最重要的是，他们追问了自由，在他们中的好多人看来，这才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从个人和政治的角度予以了解读。在存在主义衰落之后的岁月里，这个话题在世界某些地方日渐式微，或许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伟大的解放运动，在民权、殖民地独立、妇女平等和同性恋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运动似乎已经收获了它们想要的结果，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解放政治了。在1999年的一个电视访谈上，法国学者米歇尔·龚达（Michel Contat）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萨特时，认为萨特给予了他们那一代人 “一种指引我们人生的自由意识”，但他又立马补充道，这个话题很少有人再有兴趣了。



但那距离我写作本书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自那之后，自由早已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我们发现，我们受监视和管控的程度已经非比寻常，我们的私人数据被拿去谋利，我们被提供着各类消费产品，但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任何太具破坏性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其实根本没有结束。那么，或许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来讨论一下自由了—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它，同样意味着要从我们的私人生活角度去讨论它。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阅读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压迫的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术，或者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时，有时会觉得好像是在读最近的新闻。他们的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或者错的，而是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生，因为它们挑战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该怎么做？

本文节选自《存在主义咖啡馆》第一章《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作者莎拉•贝克韦尔。本书 2017 年 12 月由未读引进出版。欲阅读全文，请点击图片进入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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