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鲁迅一生论敌无数,朋友也不少,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他的朋友。但可惜的是,最终鲁迅和这几个老朋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今天我们就说说鲁迅和钱玄同友谊的小船是咋翻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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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和鲁迅本是同门,又是《新青年》的同事,关系不可不谓深厚。正是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稿”,而激将得鲁迅从抄古碑的落寞中走出来,重整旗鼓走上了战斗道路。为什么他们会失和呢?这也貌似是因为一件小事所致。1926年6月,顾颉刚发表的《古史辩》引发轰动。鲁迅不赞成《古史辩》观点,更讨厌顾颉刚,不断撰文抨击。而钱玄同却支持古史辩,并与顾颉刚愈走愈近,故而与鲁迅越走越远。

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去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一向严肃的鲁迅正色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鲁迅这是在讥讽钱玄同用的四字笔名“疑古玄同”,于是钱玄同脸上也布满了阴云。就在这时,鲁迅最讨厌的顾颉刚又走了进来,鲁迅见此立刻起身离开,从此再未与钱玄同相见。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描述了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出版后,钱玄同看到此信,回应道:“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与鲁迅的平生交往后,钱玄同谈了自己对鲁迅的评价,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他治学最为谨严;治学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同样,鲁迅也有多疑、轻信、迁怒三大短处: 多疑往往使鲁迅“动了不必动的感情”,轻信往往使鲁迅与曾“认为同志”的人“决裂而至大骂”,迁怒常常使鲁迅以自己的好恶为准则,“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这似乎说的就是钱玄同和鲁迅的关系,鲁迅本善钱玄同而恶顾颉刚,但因钱玄同与顾颉刚善,遂迁怒于钱玄同并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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