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预告】“写本及其物质性”：论文摘要（二）

 

“邪上”试解

CHENWei   WuhanUniversity

陈伟        武汉大学

中国秦汉时期的主要书写方式，是《史记·大宛列传》集解引韦昭所说的“直下”，即在简帛等物体的书写面，从右而左通栏书写。作为当时并存的一种特别书写方式，还有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旁行邪上”。“旁行”大致是指分栏（在表格中是分格）书写，但“邪上”却讫无达诂。通过分析《史记》《汉书》诸表可见：“邪上”很可能是指位于非平行形态时相关内容之间的斜向书写与阅读关系。这在里耶秦简户版和后世家谱中也有线索可寻。“邪上”是在世系一类表谱中表达“枝布叶分”关系的合适形式。

早期中国写本书迹研究

MatthiasL. Richter

Universityof Colorado at Boulder

李孟涛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在解读早期中国写本时，分辨不同的抄手以及分析手迹的相似度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人们对区分和描述这些相似度的术语尚无共识。本文旨在区分不同的“抄手”、“风格”和“类型”范畴。笔者还将探索辨别抄手笔迹及抄写风格的标准并进而思考，集体共享的字体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我们理解一个抄本的制作过程，以及对其作出恰当的解释（过去常常是从辨别不同抄手的角度来解释的）提供同样有价值的信息。

敦煌蒙书中的层累知识

ChristopherM. B. Nugent      WilliamsCollege

倪健                  威廉姆斯学院

敦煌写本中有大量《开蒙要训》的完本与残本，本文将考察这些写本里的文本和副文本要素。尽管敦煌外的书志目录多未载录此书，但有证据证明，该书在其成书后的几个世纪里颇为流行：首先，它见录于九世纪末日本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它还出现在敦煌发现的类书《杂抄》所列的书单中，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考试课程”参考书单，可见它也可能在中国广泛流传。笔者将以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的P.2578号文献为主进行分析。除了《开蒙要训》全文，此卷上还有诸多句读，以及书于正文间隙的副文本文字（用以标示正文文字的正确读音）。笔者将使用这些元素来分析此写卷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并考察作为文化教育一部分的《开蒙要训》等蒙书在中古时期是如何被使用的。

标记中古中国写本中的复音词

Imre Galambo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高奕睿         剑桥大学

传统上，汉语在书写时不对词作分隔处理，而是连续不断地书写。读者不知道一个词在哪里结束，下一个词从哪里开始。但由于每个汉字都是明显分开的，每个又代表一个单独的词，故而相比于使用字母的连书文本（scriptura continua），问题要少的多。因此，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来，汉字的意符性质（logographic nature）是一种相对可靠的区分词的手段。不过，虽然大部分汉字都属于单音节词，但并不意味着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因为常常会出现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本文将探讨写本是如何标记复音词，并使其与周围的文本环境区分出来的。这种特征一般不会出现在主流的写本里，而是一些相对非正式的写本中。这表明，抄手已经意识到有些字应该连在一起作为不可分割的单元。

  从简牍贝叶到纸本写卷——

早期丝绸之路上的典籍传播

RONGXinjiang     PekingUniversity

荣新江          北京大学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正式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通道，今日我们称之为“丝绸之路”，中外交流从商品贸易，扩大到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到西汉末、东汉初，佛教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本文从物质载体的角度，来看典籍作为一种文化是如何在早期丝绸之路上传播的。

佛教最初的传播是以传法僧的口头翻译完成的，因此不需要携带笨重的贝叶梵经，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此后从魏晋到唐初，中国僧人有西行求法运动，去中亚、印度抄写佛典，中国发明的轻便纸张为这项求法抄经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汉文典籍的载体最初因为是简牍，因此不利于传播，虽然有绢帛，但因为昂贵而不可能大量运输。纸张的发明，同样促进了魏晋、隋唐时期中国文明的西进，当然也有高级的绢本写经，以及中国传统的拓本、摹本的流传，甚至立碑异域的做法，都是中国文化西进的工具和手段。

本文将根据西北印度、中亚、河西走廊出土的各种典籍实物，来讨论从简牍、贝叶到纸本写卷的转变过程，并进而对不同载体所承载的文本结构、长短、内涵等方面加以讨论，以说明不同文明的知识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断进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