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人物志丨出柜的儿童书作家

 

一屋子的五年级小学生总想知道我是不是结婚了。作为儿童书作家,从乔治亚州的百余所政府资助的小学和儿童图书馆到...

一屋子的五年级小学生总想知道我是不是结婚了。

作为儿童书作家,从乔治亚州的百余所政府资助的小学和儿童图书馆到康涅狄格州郊外的预备学校,我都拜访过——去那里谈我的书,谈成为作家的种种以及阅读生活的乐趣。从儿童读物作者的角度看来,这些不只是有趣那么简单,更让我和读者们直接建立起连接,他们是我必要的补充收入。

儿童书作家常常和成人作家同行一样,只获得每本书实际版税的一半作为收入(为了较低的利率和书本上更低的定价)。为了继续支撑写作事业,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去往学校将作品呈现给孩子们的路上。我从未获得过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头衔,也没有将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交易。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走访学校。

幸运的是,走访学校也正是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之一。因为这样的时刻是无可比拟的——孩子们与一本书亲密无间,感觉像是专门为他们写的一样,随后意识到作者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就在面前随时准备给予鼓励,答疑解惑甚至逗他们笑。

这种领悟通常会激发所有关于这个血肉之躯的好奇心——不管哪个学校,不论哪个地区——一个小女孩举起手问我,语气带着一丝毫无拘束的理所当然:“你结婚了吗?”

刚开始那会儿,最容易的回答便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没有”了。嗯,也不是最简单的,但却是实话。我没结婚。但我没结婚是因为同性婚姻在那时候不合法;我没结婚是因为我的今生挚爱是个男人。


C. Alexander London


第一次被问及是在休斯顿的一所小学。不确定在听到问题之后我究竟停顿了多久,站在打开的幻灯片前盯着那个问我问题的大牙缝小女孩,沉默着。我始终记得那刻脑海中闪过的想法,因为那些想法在之后许多年的走访中和走访后一次又一次在脑海中闪过无数遍。

"如果

我告诉他们我没结婚的真相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揭露了这部分的自己会怎样?我的儿童书写作生涯就要结束了吗?老师和家长会戴有色眼镜看我吗?禁我的书?以某种变相的“招募”或“同志阴谋”为借口将我驱逐出城?再也不会有学校愿意邀请我了吗?"
有一点很早就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从事幼儿相关工作的男子总被视为心怀不轨。男同志的可疑程度则要再翻一倍。Anita Bryant于1978年发起的禁止LGBT群体从事教育事业的运动至今还历历在目。

所以我开了个玩笑,把问题又抛回给了小女孩:“为什么这么问?难道你在向我求婚吗?可我对你来说有点老喔!”

其他孩子都笑了,小女孩也红着脸笑了,我赶紧把问题转移到下一个关于我最喜欢的视频游戏上。然后这就成了每次的固定问答模式,每当笑声平息,我都会接着回答如何构想到书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人物,或者怎么跨越“创作瓶颈”——会听到更多关于我写作的提问。孩子们总是很快就忘记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回答那个问题。

躲闪策略总是奏效,但每每被问时我又很惧怕,之后又会为次次躲闪感到后悔。我的男友和我其实也算是结婚了吧。我们一起生活已有多年,有一间房子和一只狗(我甚至在幻灯片里给孩子们看过狗狗的照片呢);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一旦法律允许我们就会结婚。

这并没有那么复杂,一个十岁的孩子很容易就会明白,但我始终在开那个玩笑,然后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我真的想要当着那么多孩子的面出柜吗?我不想的。在每一所小学每一所中学的每次演讲中——甚至每天三四场——我都在转移话题,然后躲到柜子里——即便我高中就已经出柜了。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再次回到柜子中,我只是将同志身份和工作区别对待而已。小说家就像是电工,谁会在意一个电工给开关箱重新布线时是不是百分百诚实的呢?

但小说家却又是不一样的。

在我的书中,孩子们会收获广泛的体验与情感,经历冒险与危机、希望与迷惘、胆怯与勇敢、欢笑与泪水。当我在学校谈及写作过程时,分享真实生活中获得的灵感、故事里的诚实与透明,然而始终在回避一件事。我有权这样做——作家不是必须和读者分享个人隐私——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不诚实的。

后来,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不久,男朋友成为了我的丈夫。当时在新泽西州的一所小学演讲,那个问题就又如约而至了:

“你结婚了吗?”

我戴着婚戒。已经结婚几个月了。我真的很激动。于是我说:“是啊,我结了。”

“你老婆是干嘛的?”小女孩问。

“嗯,我有个老公,不是老婆,他是个老师。”

一两个男孩子面面相觑,困惑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咯咯地笑,另一个女孩用手在一边推了推她。

就是这样了。我就这么向一屋子孩子出柜了,然而他们并没多关心。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我是否会再写一本军事行动的书(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六本,是和Dog Tags同时出版的)。我说会的,就看见问问题的男孩跟他旁边的伙伴击了掌,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我的军事行动系列书。


Alexander的Dog Tags系列故事


谈话结束后就是签名会。所有孩子都对能得到作者本人的签名感到激动不已。他们想知道我的狗是什么品种,我喜欢哪个橄榄球队。一些男孩子告诉我,我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喜欢纽约喷气机队。事实上他们也没说错。

在那之后,当那个问题被问起时我还是会回答。偶尔会有一个老师带着古怪的表情从批改论文的间隙抬头看我,但也仅仅止于这个程度了。在中学里,会有一两声响亮的倒吸气从学生中传出来;或是在人群中传开来的:“他说什么?”;会有13岁孩子的眼睛突然发亮,稍扬嘴角露出一个微笑;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点头。有时候我讲起创作瓶颈都会获得更大的反应。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停地给他们讲起我的丈夫。没有什么意图,仅仅是在那个问题被提出时诚实回答,就像回答其他关于故事情节的想法,书的名字,亦或如何出版发行的问题一样。

在很多时候,我是这些孩子遇到的第一个出柜的大人。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一个小男孩一直等到演讲结束后跟我说话。他眼神紧张地看了看我们身边的其他孩子,然后告诉我他是同志,看到我这么自信他很开心,这让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变得自信。

“似乎我也能拥有一个美好未来,”他这么说。

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次谈话后,一个七年级小女孩写纸条告诉我她几周之前出柜了,那些自此不再跟她说话的小伙伴在我到访之后又重新和她说话了。“你激励的并不是我,”她这么解释道:“你激发的是我那些直人小伙伴看待我的眼光——我不仅仅是个酷儿孩子那么简单。”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让我签了两本书,一本留给自己一本给朋友——一个刚刚向他出柜的男孩。他想他朋友一定觉得很酷——自己的书被著名作家亲笔签名了。而这个作家和他一样。

“但不包括纽约喷气机队球迷这个属性,”他补充道。

这些孩子中的每一个都比和他们同龄时的我更加勇敢。他们的坦白也不是建立在风险全无的基础上——对他们所处的群体而言,对他们的家庭而言。尽管我从没因为问答环节中的“出柜”而被任何一所学校赶出去,但还是收到了家长们的来信和网上的书评——纷纷怒指我将自己的阴谋强加进儿童读物中;我擅自将儿童引入了这样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中。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个俄克拉荷马州诺曼的男孩,或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男孩,亦或是那个康涅狄格州的女孩——我一点都并不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有争议的。我不认为我的存在是有争议的。

我决定从我遇到过的孩子们那里汲取一点勇气注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在我最新的一本书里更改了书背的作者简介:

C. Alexander London,是少儿系列读物The Accidental Adventure,Dog Tags,和Tides of War的作者,同时也出版了青少年小说Proxyand Guardian。他最新一部小说作品是The Wild Ones。他曾经当过记者和儿童图书管理员,现在是一名全职作家。他和丈夫以及他们的狗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

我想如果简介中包含我丈夫的信息可能会节省每次问答的时间,这样我就能专注于回答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问题了——这也是那些学校邀请我的本意。我有很多关于读和写的想法要和孩子们交流,而不是更多关于我结婚的话题。当然这对一个想要和一名老师结婚的作家还是有帮助的,他们搭档起来可以成为校对界的佼佼者。

在儿童文学中被淘汰在现在已经屡见不鲜。如今有很多LGBTQIA作者面向小学高年级读者群公开地或说或写或身体力行表达观点。从Alex Gino的George——讲述跨性别孩子的暖心故事,到Brian Selznick的The Marvels——探讨艺术,家庭,历史和艾滋。像Jacqueline Woodson这样的作家会写诗歌自传;Tim Federle的Better Nate Than Ever记叙音乐剧场里的嬉闹喧哗;Phil Bildner围绕着篮球和棒球写各种充满爱的故事。而我正在写一只会说话的浣熊的冒险故事。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人生一样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关于浣熊的故事


但学校的预算是有限的,更有大把卓越且不引发争议的演说家。就像图书管理员中流传的那句老话——“不能怪审查制度,这只是一种选择。”

我不知道如果我书的腰封上有“出柜”二字是否会付出学校不再邀请我的代价。但我从来没接到过那些拒绝邀请身份“存在争议性”作家的图书馆的电话;也没有见过那些没有邀请我的学校的孩子。

去年秋天我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学签书,一个排队等候的小女孩把书翻到背面,开始读我的简介。

“噢,”她说。“幸好在爸爸看见之前我就拿到书了。我超期待读这本——我好喜欢浣熊喔——可爸爸他不认可同性恋。”对她来说,我作为偶像的身份远远超过了同志身份。

我签了名还画了一只浣熊给她,就像我也会给其他人画那样。但有一瞬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个错误——就因为书背的简介而失去了不可估量的读者群。孩子——不管有多思想开放和包容——也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书买单的人。如果我与他们父母疏远,总有一天会捉襟见肘。

但在书架上占据比肩Jack London和Lois Lowry的位置或多或少也产生了影响。与年轻读者将心比心,也为参与他们的世界创造了一点机会。最近有个国际学校的五年级小学生迫切地提醒我——书的背后有个不当措辞。



“上面写着你有个丈夫!”他高声道。

我正要解释说我的确有个丈夫,另一个同年级小女孩就把他打断了。“他是有啊,”女孩子说。

“他是同性恋,”另一个男孩加入了对话,他耸了耸肩。“这没什么问题啊。”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有问题,”第一个男孩子自己解释道。

“我就以为是这书上印错了嘛。”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他的书让我签名。

“书上没印错,”我一边确认一边给他签书。但他似乎已经有了另一个担忧,看上去因为过于担心额头都挤出了点皱纹。

“你也会给我画一只浣熊吗?”他问。“但要,嗯,好大一只,行吗?”

我按他说的做了。真令人欣慰,年轻一代的读者能如此率直地表达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翻译丨一岚

作者丨C. Alexander London

编排丨洋洋

来源丨Buzz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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