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视域中的诗学阐释——读王宇根《万卷》_【学术涂鸦】

《万卷》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五章，标题依次为“寻求完美”、“斧柯”、“雾豹”、“读书”和“万卷”。与既往的研究不同，作者认为黄庭坚诗学“对阅读和写作方法的全面关注，是对十一世纪新生的印刷文化的一种反应”。...

近年来，书籍的物质文化特性在西方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书籍怎样被生产出来，是通过人工手抄还是机器印刷，又经过哪些流通环节，书商和消费者在这些环节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读者以何种方式阅读它们，不同的书籍生产制作方式，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阅读，这些问题催生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书籍史”。[①]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颇受其沾溉。

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中曾说：“我们尽量将物质文化考虑在内,这是文本生产的基础。本书第一卷所涵盖的时间段见证了最为重要的两大事件：一是作为书写媒介的纸张的发明和传播，一是十一世纪印刷术的推广。”（孙康宜、宇文所安：22）在该书中，艾朗诺（Egan, Ronald）更将黄庭坚重视“技艺”的独特诗学取向与“十一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书籍印刷的普及联系起来”，且明确指出，这是受到了另一位学者——王宇根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启发。（孙康宜、宇文所安：474）王宇根是哈佛大学博士，现为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艾朗诺所指的主要是他的博士论文Poetry in Print Culture: Texts, Reading Strategy,and Compositional Poetics in Huang Tingjian (1045-1105) and the Late NorthernSong。2011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了作者在此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2015年，由王宇根自己翻译的该书中文版出版，名为《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

《万卷》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五章，标题依次为“寻求完美”、“斧柯”、“雾豹”、“读书”和“万卷”。与既往的研究不同，作者认为黄庭坚诗学“对阅读和写作方法的全面关注，是对十一世纪新生的印刷文化的一种反应”，具体而言，“贯穿于整个十一世纪的由印刷带来的、在文本生产领域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不仅为黄庭坚诗学在该世纪中后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大的语境和物质基础，而且影响了其主要观点的形成”。（王宇根：3）。作者毫不讳言本书的写作是在英语学界对手抄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双重兴趣这一学术背景下进行的，但其关注的并非印刷史和书籍文化本身，而是“对印刷的‘阐释学’回应，亦即文本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增加如何激烈地改变着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消费，并因而间接地改变着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王宇根：5），这种改变使得“关于阅读‘方法’的思考，成为当时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王宇根：6）。这些论述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法国文化史家、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罗杰·夏蒂埃对唐·麦肯锡（McKenzie, Don）所定义的“文本社会学”的理论概括：“其注意力集中在文本载体的物质形式上：文字选择什么样的载体传递到读者（或听众），它如何影响意义建构过程？”（罗杰·夏蒂埃：31）

《万卷》所要处理的，是一个文学之外的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十一世纪新生的印刷文化怎样地影响了黄庭坚的诗学。一般的做法是，先从印刷文化切入，再分若干个方面和层次来探索其对文学的影响。《万卷》作者没有采取这种惯常的由外而内的叙述策略，而是先从黄庭坚诗学的内部入手，在揭示其独特性的基础上，再论证这种独特性与十一世纪印刷文化的关系。前三章主要着力于对黄庭坚的诗学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后两章《读书》和《万卷》才真正进入有关书籍阅读和印刷文化的讨论。在作者看来，黄庭坚诗学的特质与印刷文化息息相关，那么越是深入解读其诗学本身，就越是能够发现其受制于印刷技术兴起所导致的书籍数量激增这样一个外在因素，而假如仅仅停留于对黄庭坚诗学的一般阐说，则无法最终落实印刷文化对它的影响。

黄庭坚诗学中的“法”，是作者论述的起点。“法”这个概念在黄庭坚诗学中有三层独特内涵，既指“诗歌特别是诗句写作的具体方法或技巧”（王宇根：35），又指“可以普遍应用的、规范性的步骤和程序”（与西方语言中“方法”[method]的概念接近）（王宇根：35），还指“一种指导性的原则，一个基本的行为处事方式或体系，最高的现实或真理”（王宇根：36）。由此，“法”对于黄庭坚来说，既代表了创作诗歌的技法，又蕴含了超越于技巧的形而上的力量。第一章中，作者在学界一般观点之上，进一步阐述黄庭坚在专注于诗歌技法的同时，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散体文的写作拉开距离，并将杜甫确立为诗人的完美典范。在第二章中，作者借用黄诗中“有斧且无柯”一句，通过“斧柯”（斧子的木柄）这一隐喻来阐发黄庭坚诗学的特质。在详细梳理了“斧柯”一词的历史语义之后，作者认为，“斧柯”在黄庭坚那里既代表了纯粹的工具，又代表了超越工具的兴趣和努力，黄氏坚信“诗学方法存在的理由是其最终的被超越和被消解”（王宇根：121），“重要的不是避免使用这些形式技巧，而是能够做到像杜甫、韩愈、李白和陶渊明那样，在对其加以最充分最精致的使用的同时抹除这么做的痕迹”（王宇根：122）。第三章从黄诗“文如雾豹容窥管”一句中，拈出一个被诗人多次使用的意象——“雾豹”。但与历来的用法不同，黄庭坚笔下的“雾豹”“被强调的重点不再是豹子身上所怀有的美丽的花纹这一结果（‘文’），而转向了产生和创造这一结果的力量和过程（‘雾’和‘藏’）”（王宇根：154-155），而对作诗方法和能力的培育，正是类似这样的过程，它被总结为“养”。作者认为，黄庭坚把与“养”有关的诸多不同理论和批评传统整合进一个更大的话语结构之中，“这一结构和视域以其对方法的内置式的倾斜和强调为核心，以其对多种角度和观点的开放性，对不同价值、模式和传统的谦恭接受为标识”（王宇根：167），而“养”的最重要、最有效手段就是对书籍的阅读。可以说，经过这一番层次丰富、针脚绵密的论析之后，第四章《读书》和第五章《万卷》的内容也就呼之欲出了。在这里，黄庭坚诗学被更大程度地放置在书籍史的视域加以阐释。

北宋与印书相关的文献材料留存较少，这给作者探索带来不小压力。但本书一开头就指出，就个人对于印刷文化兴盛及文本数量激增的“情感性反应”来说，北宋的材料又是异常丰富的。而作者重点关注的正是这类个人反应。在第四章中，透过“读书用意苦，呕血惊乃翁”两句，作者看出“以‘苦’为中心的诗学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开始从诗歌写作的领域渗透到阅读的领域”（王宇根：177），由于书本数量的激增，读书被构想为与写作一样要求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辛苦甚至痛苦的经验。第四章还提供了一个关乎本书核心宗旨的发现：“万卷”一词在黄庭坚诗歌中使用共有十七次，而散文中仅仅使用了四次。联系刘汝霖、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 P.）等人对宋代藏书情况的研究，以及黄庭坚本人对“百卷”、“千卷”等词汇的使用，作者认为，散文中的“万卷”一词在当时已不是泛指书籍数量之众多，而是代表了真正具体的数量，“收集或拥有万卷书籍对十一世纪晚期的许多人来说，已经从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码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王宇根：196）。以此为前提，第五章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讨论了十一世纪后半期印刷文本的急剧增长如何打乱从中世沿袭下来的、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预设和成规。作者重点解读了欧阳修的《记旧本韩文后》和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前者可见在文本相对难得的条件下，读书人对于阅读和文本学习的心理，后者则被用来说明，在印刷文本数量激增之后，学术苟简，手抄书籍反而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实践和选择。这为我们有效地重构了十一世纪初期和晚期以书籍的生产和阅读为中心的文化语境。

《万卷》的英文版出版之后不久，乔纳森·皮斯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几乎每一页皆有洞见”，而其不足在于作者会“根据较短的引文发出诸多宏论，对于黄庭坚本人的丰富多彩呈现得还不够”（Pease, Jonathan: 1125）。这也提醒我们，虽然真正深入分析了黄庭坚的诗学话语，并不畏艰难地开凿了北宋书籍文化通向诗学的研究通道，但本书所呈现的诗学与印刷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建构性的，而非实证性的。作者自己也说印刷的发展只是“间接地改变着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王宇根：5），假如以纯粹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来看待和衡量本书，就会错过其中诸多精彩的分析和论断。

参考文献：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Chang, Kang-ISun & Owen, Stephen ed.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I.(jian qiao zhong guo wen xue shi shang juan ) trans. Liu, Qian etc.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 2013]

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Wang, Yugen. 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wan juan: huangting jian he bei song wan qi shi xue zhong de yue du yu xie zuo). Beijing: SDXJoint Publishing Co., 2015]

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Chartier,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14th and 18th Centuries(shu jide zhi xu: shi si zhi shi ba shi ji de shu xie wen hua yu she hui) . trans. Wu,Hongmiao & Zhang, L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Pease, Jonathan. “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2012): 1124-1125.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2期

[①]关于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参见[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