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吉卜赛的隋唐音乐

隋唐音乐的“散-慢-破-急”结构和表演上的“二人竞奏”也是吉卜赛音乐风格最具特点和代表性的内容，吉卜赛风格与隋唐音乐有深层次的联系。...



中国古代音乐是一个永远充满吸引力的话题，隋唐音乐尤其如此。

当代音乐史家黄翔鹏先生说过一句耐人深思的名言：“传统是一条河流”，在探寻音乐历史文化的道路上，这句话的分量尤为沉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辉煌的隋唐音乐文化，正是一条潺潺汩汩的河流，流到今天，流过面前。我们看到的水是来自上游的水，也就是历史上的水；另一方面，眼前的水和上游的水虽属同源，但水的质地、水滴的形态和水分子的排列都已经不同了，时代差距越大越是如此，因为水是流动的。

尽管如此，乐失求诸野，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其他地域和民族的音乐来管窥隋唐音乐的面貌。

隋唐之前是南北朝，南北对峙，东西交通。

隋和唐都起家于北方，上层统治者在文化心态上又偏向于北方，因此可以说隋唐文化是北朝文化的延续。在隋统一全国之前，长江以北地区在三百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多个少数民族的长期统治，大量胡人从北方和西北地区进入汉地生活。汉人原住民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多种西方外来文化持久深入的影响，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检视隋唐音乐历史的文献记载，我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拿出来与某些外来的音乐传统做一番对比。且不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按照“传统是一条河流”的思想，上游源头的水完全可能转向某个支流，而眼前的主流也未必就一直是主流；这里说的上游就是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支流就是近现代欧洲音乐作品中保存的吉卜赛传统。

下面通过两个事例来说明隋唐音乐与吉卜赛音乐存在可比性。

其一是唐代“大曲”与吉卜赛音乐基本结构的相似关系。唐大曲的音乐由节奏不同的多支小曲编组构成，是将歌曲、器乐曲、舞曲结合在一起的多段体裁，也是代表唐代音乐极高水平的音乐体裁。唐代大曲的基本结构，按照吾师王昆吾先生的总结，是将数十支小曲依次分成“序、破、急”三大组，以最后的“急”所代表的舞蹈音乐为主要部分，前面的“序”和“破”由歌曲和器乐曲穿插而成，“序”相当于“急”舞曲段落的散板引曲和慢板序曲，“破”顾名思义是打破，冲破前面一直保持的散、慢节奏，开始调整速度，集中观众注意力，不断积累期待感，将音乐导向急管繁弦、喧闹热烈的终场舞曲“急”。

其二是唐代笔记《酉阳杂俎》里记录的一则轶事趣闻与吉卜赛传统音乐表演的核心环节“二人竞赛”之间的联系。《酉阳杂俎》记载两位外国琵琶高手天竺人段善本与中亚人康昆仑在唐长安城当街竞技，康不如段，拜段为师，段要康不近乐器十年然后才可教，康昆仑隐忍十年，终于学得天竺人段善本之琵琶绝技。

我们来分别说明这两个事例。

唐大曲的基本音乐结构可以概括为：散-慢-破-急。这也恰恰是吉卜赛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结构。

据研究，吉卜赛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居地的民族。其起源地原在印度北部,约自公元9世纪起向西转移，经过波斯、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而散居欧洲各地，大约15世纪后，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如茨冈人、波西米亚人等。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吉卜赛人的音乐中既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又因居住地区的不同而与当地的民族民间音乐相结合。目前，除将吉卜赛民族自己的民间音乐称为吉卜赛音乐外，从广义上来说，“吉卜赛化”的音乐也可称为吉卜赛音乐。

吉卜赛音乐风格的民族特点就集中体现在这种“散-慢-破-急”的音乐结构上。虽然15世纪后吉卜赛民族散落至欧洲各地，在音乐的旋律曲调上结合当地固有的民歌，但这种极富表现力和吸引力的音乐结构却始终不变，成为了“吉卜赛风格”的代名词，对欧洲音乐的影响甚广，甚至到了19、20世纪还有不少欧洲作曲家专门按照这种散-慢-破-急的音乐结构创作带有浓郁吉卜赛味道的乐曲，其中著名的有匈牙利的李斯特、德国的勃拉姆斯、法国的拉威尔等人。

拉威尔的《茨冈》是一首吉卜赛风格十分浓郁的小提琴独奏与交响乐队作品，提炼浓缩这种风格的精华，可以说比吉卜赛还要“吉卜赛”。

《茨冈》的音乐结构完全符合“散-慢-破-急”：在一开头出现的“散”段，大量使用自由半音化音程，独奏小提琴炽热、率性、沉郁的独白，宣泄并渲染着吉卜赛民族桀骜不驯的精神面貌。4:40处开始上板，相当于“慢”段的进入，独奏小提琴不时表现出冲出慢速度藩篱的野性，但都被拉了回来，音乐始终慢条斯理地行进。有标志性意义的“破”出现在在8:39，拉威尔用特殊配器效果的一声巨响划然摆脱了前面慢速度的羁绊，气氛随着急管繁弦的开始而急剧加速，越来越炽烈，在到达白热化的瞬间戛然而止。

我们不妨大胆想象，唐代大曲的音乐风格就与《茨冈》颇为接近，胡风十足：从独白沉吟式的散序到“银瓶乍破水浆迸”式的“破”（很可能白居易《琵琶行》这一句的破指的就是音乐中的“破”段之始），紧接着是炽烈无比的尾声，器乐合奏与歌唱、舞蹈互相配合，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表演者掷雪迴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热闹非凡。

我们再来看《酉阳杂俎》的两位琵琶国手竞技故事：据记载段善本是天竺人，唐代的天竺就是北部印度，与欧洲史记载的9世纪前吉卜赛人的起源地一致。康昆仑是来自中亚地区的有色人种，因为“昆仑”一词原有黑义，在唐代一般用来形容东南亚地区皮肤黝黑之人；“吉卜赛”一词Gypsy在欧洲语言中原本是“埃及人”的谬称，因吉卜赛人肤色黝黑，在欧洲曾一度被误认为是黑皮肤的埃及人。





两位黑肤色的高手在唐长安街头当众竞技琵琶演奏，其中的主胜者段善本又来自吉卜赛人起源之地，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吉卜赛风格音乐的一个核心环节：二人演奏竞赛。

在吉卜赛传统音乐散序之后的上板段落里（相当于唐大曲中的“慢”和“急”），一般会安排两位技艺高超的琴手在乐队演奏的背景帮衬下展开衔接紧密的竞技较量，当然是作为音乐表演环节的“友谊赛”，目的是一步步提升音乐的吸引力和结构力，让观众在思想上有一个“热身”的过程，跟着音乐的节奏向前走，进入最终的急管繁弦部分。《茨冈》5:13开始，独奏小提琴用间隔小二度的不协和双音来展开旋律，成功地提升了音乐的热度和紧张感，就是在模仿两位独奏琴师竞技时互不相让的场面，让人不得不佩服法国作曲大家拉威尔的妙手奇思。

神奇的音乐，神奇的吉卜赛，神奇的隋唐时代！

以上是本人一时脑洞大开的结果。希望能为朋友们起到略广见闻的作用，如能博君一粲，则幸甚幸甚！

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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