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 · 梅园赏9话回顾:文言文流变概略

 

随着传统文化教育土壤的彻底翻覆,特别是经过白话文运动之后,无论散文还是骈文,文言文从此便渐渐退出了中国人日常所用一切文章的舞台。...



一、骈散总论

我们今天对古时所传的文章统称为文言文或者是古文。特别是“古文”一词,古代与今日之理解和所指范畴是不同的。以前所称的“古文”并不是包括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所有文言文,它是一种文体的专称,起源于唐代韩愈等领导的古文运动,主要是针对骈文的弊病,在文章的创作上,直接采取汉以前比较朴素的风格,加以变化,使得文从字顺,简洁有力,此种散行体的文章,名之为“古文”。后世便依此法,一般都是散行体为主,有时行文中会有一定的骈散结合。当然这个古文也包括唐以前那些不押韵,不重骈偶的所有散体文章,如经传史书。这里就可以看出两个对立的文体——骈文与散文。

骈文与散文的区别,就要说到骈散行文手法了。我国古代传世文章,浩如烟海,依照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篆》一书中的分类,大体可分为十三类。但就行文样式的文体而分,不出骈散二种之外。我们今天的“文笔”一词,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泛称文章。早期文笔所指的概念并无区分,也是统指文章,但随着西汉开始骈文的流行和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在六朝时期,“文笔”一词对于文章在文体上的所指有所区别,骈体为“文”,散行为“笔”。到了唐代开始又有所改变,经过古文运动,最终又合二为一,回到对于文章的统称上来。

散文很好理解,他比口语精炼,是不受对偶等形式约束的自由文体。如: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司马迁《报任安书》)

骈文则是一种行文以骈偶(古字“耦”)手法为主,规范化、规格化了的一种文体。从骈字的本义,两马驾车,即可看出其所指。如: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总体来说,散文与骈文有点类似于诗中的古风与近体,主要区别有:

1、句式。散文以自由的长短参差的散句为主;骈文以规范化的骈偶对仗句为主,且须两两并行。

2、辞藻。散文以朴素简练本色为高;骈文以典雅凝练秾丽为贵。

3、风格。散文因句式自由,辞藻朴洁,重虚词运用,故导出气势以错综变化为能;骈文强调句式工整,辞采华美,故重声韵排比,潜气内转,铿锵有声。

4、用典。散文用典多为明引,甚至可将整段文章或对话直接引用;骈文用典含蓄凝练,言简意赅,数典为工,博雅见长。

二、历史流变

骈散其实同源而异流,都来源于上古的文辞甚至是口语。以下按照历史时间顺序简述骈散流变的一个大概过程。

1、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学的发源阶段,此一时期的文体较少,此时的文章行文笔法基本是散体,是通过口语的精炼而成,尚无骈文。特别是春秋之前的文章非常简略,大多只为纪事,语言修辞并不发达,从而读来显得枯燥质朴,缺乏文采情调。但此时,却也是骈偶这一修辞手法的萌芽期。《尚书》《周易》里这种手法尚少。如:

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周易•坤卦》)

这些对仗手法较为粗糙,也不够工整,相对的句子多有重复字。

稍晚之后的《诗经》中,此类手法逐渐多见。虽然《诗经》非文章,但其修辞手法却是文学所共通。此时的骈偶逐渐变得较成熟了些,也有了隔句对。如: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魏风•葛屦》)

之所以骈偶的修辞手法与文学的产生几为同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字本身具有一字一音,一音一义的特点,表意的方块字非常适合于对仗。同时,古人很早就在俯仰天地,观象察法之间,认识到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对偶数已经非常敏感及重视,认为偶数是善美之平衡。十天干,十二地支,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都是偶数对称的审美心理。自然在口语乃至书面上有意无意间的运用之。譬如我国的诸多成语,很多都是骈偶形式,如狐假虎威、刻舟求剑,分庭抗礼。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诗经》中逐渐使用起来的语气助词,对改变之前文章行文语气的生硬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采薇》)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北门》)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

这里面的助词,到了孔子时代,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论语》中此类数不胜数。之后在后世文章,特别是散体文中都是一直普遍运用的。

当时散体行笔的手法逐渐由简到繁,行文语句越来越自由繁复,渐有汪洋恣意之势。这些从《论语》《左传》《孟子》《庄子》等先秦著作中历历可见。散体行文的方式已逐渐成熟起来,骈偶手法的运用也开始逐渐在散文中增多。如《孟子》:“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而到了屈原时代,随着《楚辞》的诞生,骈偶手法的运用则更加明显,且运用规模更大。如: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但总体来说,先秦时期的文章骈散夹杂,以散行为主。骈偶手法无论在史书、诸子散文还是诗歌辞赋中的运用,尚处于自由而不自觉的状态,很多并不是非常的工整。这一时期大体无论是在议论文还是历史散文著作上,可说是散行文体日趋成熟,而骈文尚处于胚胎之中。偶尔用到骈偶手法的不能视之为骈文。总体而言,《诗经》与《楚辞》是骈文产生的两个重要的文学因素。

到了秦代,李斯《谏逐客书》采用的骈偶手法,可视为这一时期集大成者。如: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因此历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篇为“骈体初祖”。

2、两汉时期

汉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先秦时期单篇的文章较少,而在《史记》《汉书》中则可以发现大量成篇的文章,另外还有其他很多作家的单篇文章。在骈散文体上,散文继承先秦遗风,继续发展,特别是《史记》,是我国散文发展史的一个顶峰。骈文此时迎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骈偶这一修辞手法开始被大量有意识地运用于赋中。西汉时,如贾谊、枚乘的赋中已露端倪,到了杨雄、司马相如手中,骈化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到东汉时,骈偶手法受到几乎所有文人作家的重视,成为一种写作时尚,骈化数量更是急剧上升。著名的赋,譬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杨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其中都大量采用了骈偶手法。

骈偶之所以能在赋中被大量采用,盖因汉代帝王大多喜爱文学,汉朝统治逐渐稳固,国家开始兴盛,帝王们需要文学粉饰,故而大力提倡文学,特别注重宫廷文学,尤其是赋。而赋来源于《楚辞》,汉高祖刘邦本是楚人,其倡导楚声,自然很快向全国普及。加之赋在当时成为帝王贵胄的一种审美对象,讲究铺张扬厉,需要华美广富的辞藻加以修饰,更需要一种精致的行文技巧加以辅助,骈偶便成了自然之选。骈化的赋,称之为骈赋,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严格的骈文。

在赋以外的文章,骈化现象更是明显。赋有一定的规定要求,而其他的散行文体,则更为自由,可尽情施展骈偶技巧。比如贾谊著名的《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

然而两汉期间的文章,与严格意义上的骈文,尚差一步之遥。而骈偶成为时尚的审美风气,为骈文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流文体铺平了道路。
3、六朝时期

这一时期,骈散两体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散消骈长的情形。散文显得冷清寂寞,颇有些式微之相。而骈体则翻开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骈文由逐渐成熟而日臻完美,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写作规范,成为文体的主流。我国骈文史上大量优秀经典的骈文出现在此阶段。无论说理之文,还是言情之作,无论私人书札,还是朝廷奏章,甚至名垂千古的文学巨著,如《文心雕龙》,都是用骈文写成。骈文逐渐占据了除历史散文之外几乎一切领域,是名副其实的文坛霸主。

这一时期散行文体最著名的莫过于《世说新语》等一些历史纪事性质的作品。盖因骈文不便用来纪事,因此尚且使得散文保留了一点领域。但受到骈文影响的现象也非常明显,譬如《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史论部分还是用骈文来写的。其他如《洛阳迦蓝记》《水经注》等,虽以散行为主,却也大量采用骈偶手法,如:

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馀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洛阳迦蓝记》)

骈文之所以开始在魏晋时期出现猛势发展,与继两汉审美遗风后,到曹魏时期更加提倡文学的艺术性和战斗性密切相关。雄健深沉,慷慨悲凉,即后世所谓“建安风骨”者。而这一切之根源,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楚辞传统的回归。西汉建立之初,因为刘邦为楚人的关系,楚辞楚声得到普遍传播。但到西汉中叶之后,儒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有统治地位。儒学本不反对文彩,但更重视政治教化作用,文辞必须服从内容的需要。就连杨雄都认为文辞“丽以淫”,是“壮夫不为”。骈体的发展难免受到一定的抑制。但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随着汉王朝统治地位的飘摇将坠,楚辞中表现出的慷慨而遒劲的风骨又被重视起来,故而又势必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手法。这在曹植的诗文中可见一斑,其诗中骈偶的成分急剧增加。而其《洛神赋》更是学习楚辞的典型例子: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魏晋时期,文章写作的句式,开始呈现出一种共性,就是四六句式在文章中逐渐增多。这为将来严格意义上的骈文定下了句式的基本形式。后世人们以四六来称骈文,便是来源于此。如徐陵《玉台新咏序》:

既而椒宫宛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尤赊,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

骈文的写作规范也是在此期间逐渐明确的,如骈偶的严格始于晋代,用典的繁密始于南朝的刘宋。萧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以沈约为代表的声律论,又对骈文的平仄音韵的和谐更加讲究。

同时,骈文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专门的术语来指代,但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它与之前古代散行文章的截然不同,于是提出“今体”“今文”,来于古文相对立。这是骈文最早的名称。

在南朝刘宋时期出现了文与笔的相对概念。《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韵者,不单单指韵脚的押韵,还兼指章句之内是否有奇偶相生,是否讲究平仄协调的音韵美。骈文符合此种要求,是为文。而过去不讲究平仄和奇偶的散行文体,则为笔。同时,韵还包括抒情之情韵,也就是说要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这一时期骈体文章经典甚多,除了上述之外,再略举一二,供平时把读玩赏。谢庄《月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圭《北山移文》、江淹《恨赋》《别赋》、刘峻《广绝交论》、王褒《与周弘让书》、庾信《哀江南赋》等。
4、隋唐时期

隋及初唐,是骈文的继盛期。但到唐代中叶,随着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散文一摆式微之势,重新振作。骈文反过来开始受到散文的影响。

且在此一时期,骈文中的四六文正式形成。正如齐梁间诞生的律诗还不是真正的律诗一样,当时的四六文还不是纯粹的四六文。这到唐代最终完善。四六文是骈文中最严格的一种形式,可以说是格律化的骈文。

骈文在之前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辞藻越来越华丽堆砌,用典越来越繁复冗缛。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尤其以骈文擅长,他们在继承六朝骈文艺术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主清丽简要之风。最著名的当属王勃的《滕王阁序》。如: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但随着骈文的日益精美繁复,势必逐渐走入了形式化,早在南朝的萧梁时期,便已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至唐代,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特别是其虚华的弊端,文笔涂抹于形式,不能切除时弊。但之前的批判未能形成大的气候,直到韩愈柳宗元出,他们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改革骈文僵化文风的理论主张,大力提倡学习汉代以前的古朴的散文,主张“文从字顺”、“文以载道”,这就是著名的古文运动。这是自六朝以来,散行文体第一次具有与骈文分庭抗礼的地位。苏轼后来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但韩愈的改革,并不是完全的排斥骈文,在继承学习先秦质朴无华的散文的同时,在句式、声韵、辞藻方面又积极汲取了骈文的优点。从而使得改革后的散文,不但表达透彻,简洁有力,且音韵铿锵。如: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韩愈《进学解》)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实乃集八代之大成,惟善于用古者方能变古,无所不包,才能无所不扫。韩愈的文章汲取了历代各种文章的优点,虽名之曰“古文”,实乃当时散文之变革,且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之后散文的写作,基本都是以韩文为宗,直到清末基本再也没有变过。

但随着韩愈柳宗元这些古文运动的领袖相继去世,散文又走入了一段式微之途,而骈文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在晚唐骈文中并称三十六,是因为他们都是排行十六。其中尤以李商隐的骈文最为有名。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四六开始成为骈文的专有名称。李商隐自己曾说早年习古文,不喜欢骈偶。后来入令狐楚幕府,令狐楚传授其用骈文写奏章,竟然专攻于此。因为他早年受古文影响巨大,虽用骈体,而骨气挺拔,挥洒自如,运笔流畅,故成为晚唐骈文大家。如:

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尔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祭小侄女寄寄文》)

总体来说,晚唐骈文的回环,也与唐王朝走向衰落密切相关,于诗歌创作上便可见再不复盛唐气象。更多的人是消极颓废,寄情声色之美,形式之美。更将骈文广泛运用于书札、公文、表奏之中。

5、两宋时期

历经五代至北宋初年,骈体占据主流位置。北宋初年的西昆派,无论在诗还是文上,都深受李商隐的影响,奉为圭臬。西昆派的骈文在宋初已是风行一时。但事极必反,王禹偁、柳开等人不满于此种浮靡的文风,提出复古主张,继续倡导韩柳古文。到了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加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更切于实用的文章,韩柳古文终于再次得到继承和发扬。最早开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便是欧阳修。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宗。但他主要取法韩文中“文从字顺”的一面,对奇险深奥的倾向则弃而不取,矫正了韩柳文的一些缺点。因此欧阳修的散文清新流畅,纡徐委婉,晶莹剔透,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风格。《醉翁亭记》是一代表: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欧阳修不仅以其自身文章显示了散行体古文的优势,而且还利用主考官的身份,强推古文。

后来稍晚的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苏轼,相继登上文坛,前赴后继,大力发扬古文精神。但他们的文风各有特点,如王安石之简洁俊切、曾巩之平正古雅,苏洵之雄健明畅、苏辙之澹泊秀杰、苏轼之雄放疏宕。后世将他们与韩柳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后世习散文者几不离此范围之外。

散文化,是宋代文学的总趋势。不单在古文上,也体现在诗词中,骈文也难避免。宋人对骈文的改革,鉴于四六骈偶板重之弊,随以古文之气势,行之于骈偶之中,增加虚词的使用,遂使骈文大体对仗之外,造语行文几乎与散文无异。宋人还喜用经史成句,裁截入骈文,又喜欢改隔句对为长联。这些与原本的四六文,面貌上产生了很大区别。因此文学史上称宋代骈文为“宋四六”。如:

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东南,则杭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弥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区。皆一山也。而望两邦,逮穷荒,迢递发周羽皇之叹者,有之矣。百川汇流而赴北,既浚既渊,亦沃亦荡也:多山引岭而趋东,且列且驱,各群各丑也。(米芾《净名斋记》)

在宋代,因为散文的逐渐恢复,六大家在古文上强劲的创作实践,彻底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基础,导致了散文与骈文的分工。散文更加适合于陈事说理,因此关于讨论军国大事及需要议论的文章,基本都用散文。而一般无需议论说理的诏表及日常应用文章,则用骈文。从此,骈散文平分秋色,而散文所居地位更重于骈文。自此以降,散文疆域日益扩大,骈文领地日见狭蹙,最终取代了骈文,占据了主统地位。
6、元至清代

元明时代,骈文几为绝响。一般都是用散文,骈文极少用之,水平也不高。需要一提的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用其平正精确的散文体为经书作注,后来逐渐在科举考试中形成了以朱注文体为考试标准的一贯趋向。其发展到顶点,在明代竟然神奇地变成了骈文的一个变种,即制艺时文,也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其实是一种骈散结合的形式。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落下用散体。中间四股,即起股、中股、后股、末股用骈句,每一股都有比偶的两段文字,即一个长联,共八股。

元代虽然是蒙古外族统治,歧视汉族文化,但对宋代的程宋理学却极为推崇,崇儒是元人入仕的途径之一。元代的刘将孙提出过古文道学合一的主张,于是形成了以韩欧文统与程朱理学相结合的文学思潮,通过一代代继承传播,历经明朝,到清代时桐城派崛起。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其核心理论便是合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一体的“桐城义法”。义,就是纲常伦理,具体内容就是程朱理学;法,即是文章这一形式,他们推崇《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一直到归有光。特别是推崇韩愈与欧阳修,其实就是韩欧文统。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篆》,收录古文甚多,也是历代古文选本中较好的。桐城派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二百多年,是中国散文最后一支重要流派。

而骈文在明末清初,又出现了回光返照,到清代是骈文的一个复兴,“骈文”之称也是在清代才有的。清代骈文多取法于盛中唐或者宋人的骈文,以清新灵秀,平质疏俊为长。

早期重开风气的,如陈维崧,毛奇龄,陈繁弨,是为清初骈文三大家。特别是陈维崧,其诗词文皆是清初大手,文章颇为宏富,汪琬称开宝以来七百年无此文。如《看弈轩赋》:

于是尠焉寡欲,悄然不怿。爰葺斯轩,聊云看弈。然而寂寂虚堂,寥寥短几。既无坐隐之宾,复鲜手谈之器。潜窥而不见烂柯,窃听而谁闻落子。几同庄叟之寓言,莫测醉翁之微意。呜呼噫嘻!我知其旨。

到乾嘉时期,骈文复兴迎来了顶峰,一时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且流派纷呈,魏晋派、六朝派,三唐派,宋四六派,骈文各发展时期的派别,无所不包。清代骈文正宗当推纪晓岚一派,能做应用文而不摹古,能汲取古人色泽鲜明、气势清劲等长处。其他如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也各有特色。但总体来说,清代的骈文能继承前朝,却少有创新。再到咸丰同治之后,骈文又逐渐衰落,杰出者唯王闿运寥寥数人。

再之后,随着传统文化教育土壤的彻底翻覆,特别是经过白话文运动之后,无论散文还是骈文,文言文从此便渐渐退出了中国人日常所用一切文章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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