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钢琴家陈巍岭

青年钢琴家陈巍岭访谈录

一個偉大的傳統要像火炬一樣傳下去----青年鋼琴家陳巍嶺訪談錄作者;鲍蕙荞茉莉花（储望华编曲陈巍岭演奏）...

由陈巍岭教授演奏

一个伟大的传统要像火炬一样传下去

出版源：《钢琴艺术》2008-10-14陈巍岭的名字，是早就听说过的。但认识他，却是从他的音乐会开始的。2005年5月，著名作曲家储望华回国讲学及演出，赠我一盘他钢琴作品的CD。最后一首就是由旅澳青年钢琴家陈巍岭演奏的储望华近作《茉莉花》。美丽、熟悉的旋律通过清雅、细腻的演奏风格传达出来，极为动人，深深地吸引了我。

数月后，我去上海听课，有一天，一个白皙清秀的年轻人向我走来，笑意盈盈地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叫陈巍岭。”他的笑容很阳光，很有亲和力。
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整天都在为大卫·杜巴尔的讲座做翻译。晚餐时，又为我对杜巴尔先生的访谈做翻译。这一天的工作量及此前数日为几位讲课大师做翻译，肯定已使他极度疲劳了，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我的访谈要求。第二天一早来到了我下榻的宾馆。

鲍：我知道你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过。后来又曾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音乐学院都学习过。能不能就你自身的经历，比较一下中外音乐教育的不同呢?

陈：我小时候在中国学习，感到中国的老师对学生很关爱，督促学生学习也很严格。此外，家长也会很好地配合。我在西方也学过很多年，但比较难进行有关音乐教育体系方面的比较。我感觉到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们有着良好的音乐环境。比如朱利亚音乐学院本身就座落在一个庞大的音乐中心之内，如果在校内比赛获胜，就会被推举到林肯中心去开音乐会，包括在最大的菲舍尔厅和略小的图莉厅。我曾在图莉厅演出过，音响效果非常好。

鲍：要在这样的音乐厅演出，租金一定很贵吧?

陈：学校承担一切费用，而且固定听众非常多。从1995年到2000年，我都在纽约。音乐会基本上都是满座的。这些音乐会对我有很大的感染力。我听到了几乎所有知名钢琴家的音乐会。
2000年到2003年我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文凭(Postgraduate)，那个学校的知名度很高。对我而言，皇家音乐学院的风格在于尊重及鼓励年轻钢琴家的独创力和自主力。你必须靠自己到外面去寻找机会，如果努力并聪明地去争取，机会也是很多的，比如可以到一些音乐节或是小一点的音乐厅去演出。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获得成就感，并积极地宣传自己。

鲍：就像你说的这些演出，都是靠自己去找吗?

陈：有时是靠别人推荐，或是一些音乐会组织者乐意为你组织音乐会。
纽约与伦敦有很大的不同。在纽约给人的感觉是，要么100分，要么默默无闻。在伦敦你可以一步一步地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成功与支持。这恐怕就是欧美风格的差异吧。在伦敦，我去过很多有品位的美术馆里的音乐会，很适合具有极高素质的伦敦听众，有种 “重回古典” 的沙龙味道。我自己也觉得在挂着美丽油画的地方开音乐会，特别能给我灵感。这点澳大利亚和英国很接近。

鲍：在美术馆的音乐会，听众是否无需买票自由进入?

陈：买票或者不买票的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但去那里的听众都认为买票支持年轻艺术家是理所当然的好事。

鲍：怎样才能在那种地方演出呢?

陈：这就要动动脑筋了。比如去说服一个酒商，如果他能免费提供两箱香槟，那就会使音乐会更有吸引力。总之，要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事业。不过现在在西方，人们喜欢把一个音乐会变成一次集会。会后大家在一起聊一聊，听众很享受在一次音乐会中发现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的感觉。我把我《狂欢节》CD的发布会放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俄罗斯当代艺术馆内，发布会前一天，我在那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搬箱子，原来那是一个青年画家在为自己的画展做准备。在西方就是这样，不是无时无刻有人帮你搬箱子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来做，努力就会有机会。当然也要靠朋友的帮助。澳大利亚驻伦敦的领事馆在我发布《狂欢节》CD时，同意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进行宣传，赞助了很多澳洲的好酒，这样的音乐会对听众是很有吸引力的。

鲍：你是先在澳大利亚，再去美国和英国学习的吧?

陈：我16岁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悉尼，被悉尼音乐学院附中全奖录取。大学和研究生在美国和英国。

鲍：我听说你在悉尼的3年中，获得了三十多项澳大利亚钢琴比赛的第一名。

陈：比赛为我的事业打下了基础。我中学的老师是悉尼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她推荐我弹给一位美国钢琴家听。这位钢琴家建议我去布鲁明顿学习。我就寄了录音给一位那里的大师，匈牙利钢琴家塞伯克(Gyory

Sebok)，他曾是柯达伊（Zoltán

Kodály）的学生。前不久我国出版了一本欧洲畅销小说《左岸琴声》的中译本，里面还提到他的大师班是在欧洲最出名的。塞伯克很善于把钢琴演奏中最高深的智慧融入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小故事中传给他的学生。他告诉我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和另一位犹太大提琴家施塔克都曾在二战期间被关到集中营，有次他们两个人一起扛一棵大树，施塔克因体弱失手放下了树的一端，塞伯克被大树狠狠地撞到了下巴，他从这一撞中突然悟到了弹奏钢琴的杠杆发力原理。他还从牛仔甩鞭子中悟出了运力与速度的道理。塞伯克听了我的录音以后，和我联系要收我，他说他很欣赏我。我下决心，怎样也要去美国和他学习，幸运的是，我考到了全奖。两年后，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以最年轻的年龄获得了 “艺术家文凭”。

鲍：获得“艺术家文凭”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陈：两年之内要开四场音乐会(一场协奏曲、一场室内乐、两场独奏音乐会)。接着我又考入了朱利亚音乐学院，师从罗文塔尔教授。在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了5年之后，我又获得了英国皇家音乐委员会国际奖学金奖，在伦敦学习了3年。不过最后一年是准备一张唱片的录制。

鲍：在伦敦时，又跟了哪些重要的老师?

陈：我在皇家音乐学院有两位老师：一个是钢琴系主任克里斯托弗·艾尔顿(Christopher

Elton)，另一位是皇家音乐学院的名誉教授玛丽亚·克鲁乔(MariaCurcio)，她曾是施纳贝尔的学生，又教过阿格里奇、鲁普等著名钢琴家。我跟她学是皇家音乐学院推荐的。去她家上课，要先坐地铁，再走一段林荫路。当我走在那条林荫路上时，简直觉得自己正在步入过去的世界!她的钢琴放在窗前，外面有树，又下着雨，真是有一种 “禅” 的味道。我跟她学琴，就像一种朝圣般的经历。就是那个修女!

鲍：特蕾莎修女?

陈：对，特蕾莎修女! 她最精彩的演奏是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的诠释。我第一次上课弹的是一首海顿的奏鸣曲。光是头八个小节，就花了两个小时! 她对触键、句法、节奏、古典风格的演绎及与此相关的技巧都讲到了。经过这样的教学，用意大利话来说，就是“可以上马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驰骋了。像这样的经历，真是很多，还有时，我要在音乐会上弹现代作品，我就会对她说：“很抱歉，我有些现代作品，您是否想听一听呢?” 她会说：“如果你弹了你会感觉好一些，那你就弹给我听吧。” 虽然她不一定纠正什么，但在音乐会前，这总能给我一种精神支持。她就是这样，先让你自己尽可能地去完善自己，再把她的光芒温和地笼罩于你，给你力量。直到今天我还会常常想到她给我的教育，那真是一种很高级的教育，不是随便能忘怀的。我觉得所有的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影响，从演奏技巧到精神指导。我不再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小房子里面苦苦挣扎，然后勉强做到点什么。我感到在我弹奏的音符后面，总有一股伟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使我逐渐超越了对 “能不能弹好” 的顾虑，到达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甚至在比赛、演出时，也能体会到无穷的快乐。
评委和听众也能从我的音乐中感受到真挚。我自己有了这样的心态去练琴，又觉得非常快乐，更感到仿佛技巧自己就会来。现在我在教学中，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有这种心态，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鲍：你讲得太好了！我想只有很有学问、自己有很高境界的人才能有力量这样去影响自己的学生。

陈：是的，首先是要有一颗崇高的心。

鲍：你回到中国以后，主要是教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感受呢?

陈：我第一眼就能看出学生在技术方面的问题，第二堂课以后，就能看出学生接受能力、反应的快慢。在这之间，我还要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性格类型，然后考虑哪些学生需要多激励，哪些学生需要更严格。如果我不弄清这些，教和学的关系就无法和谐。再教一段时间后，我就会考虑怎样更好地掌握给他们施加压力的节奏。因为学生的素质不一样，将来的成就也不一样。作为钢琴家，可以达到的成就是多元的。教师必须尽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越早越好，要帮助他们更好地全面发展。

鲍：但是除了老师的影响外，他们的父母也会对他们有影响的啊。

陈：老师要多跟家长沟通，有时候家长的做法跟老师的做法会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希望把孩子培养成才的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成功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个好家庭。我就不信总是给孩子负面影响的家庭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所以老师要打足精神，对有负面影响的家庭 “兵来将挡”。用真心不断去感化他、影响他，总会有效果的。

鲍：如果有的家长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抵制老师的影响怎么办呢?

陈：那就用更大的力量去感化他。反正用理论的说服，自身行为的示范，总能使他们信服吧。

鲍：你在教学中用些什么教材?

陈：我现在最小的一个学生是10岁，我都是让学生从早期音乐作品，比如拉莫，一直到近现代音乐都要弹。近现代音乐，除了像巴托克这样的作品，还有些爵士乐啊，澳大利亚的现代作品啊，我都让学生弹。我觉得学生尽早接触现代音乐，就会尽早跨过 “弹奏切分音的障碍”。还有法国、西班牙、南美洲作曲家的作品都要接触。当然，像贝多芬、勃拉姆斯、李斯特、肖邦、拉赫玛尼诺夫这些 “中心教材”，更是要全身心去体会。
我还提倡学生弹 “改编曲”，这类作品把一只手的技术变成了两只手的技术，对提高学生的技巧是有很大好处的。

鲍：看来你给学生的作业量是很大的，一般的学生是否有能力完成呢?

陈：学生的能力是不同的，有人天生能力特别强。我有一个初一的学生，普罗科菲耶夫的那条三度练习曲，他一个星期就弹会了。
既要相信学生有能力超越自己，又不要把他们压垮。本来可以海阔天空的，不要把他弄成只有一杯水的容量。

鲍：你现在学生多吗?

陈：附小2个，附中6个，还有些大学的。

鲍：你除了教学，还有很多演出，怎么安排自己的练琴时间呢?

陈：我非常珍惜练琴的时间，总是力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主要是想法减少那种不断重复的单纯肌肉运动，多练练脑子。技巧应该是 “由内向外”，要很聪明的在脑子里把主要的问题瞬间抓住。不要受曲子难易的影响，也不论演出的时间是否已临近，一定要用最精简、最不浪费的方式去掌握乐曲的结构、和声、声部等主要的东西。对这些都有了透彻的了解，双手自己会有记忆的。有时我在教学中也会悟到一些东西，对我的演奏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过来，再把这些感受教给学生。我希望我能在教学和演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鲍：演出合同还多吗?

陈：每年在澳大利亚、日本、欧洲都有。我喜欢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那会给我带来新的灵感。

鲍：每天练多少时间的琴?

陈：为了保证在一个演出的水准上，每天3小时是必须的。

鲍：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呢?

陈：我除了经常读一些文学作品外，还会去游泳，去健身房。一个人不能失去活力!如果你失去了活力，演出时观众也会听出来的。所以必须在大自然中、在对艺术品的欣赏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不断使自己体魄更健康。

鲍：太棒了! 你这么年轻就获得了许多很高的艺术成就，学生时代就得了全美大学音乐比赛的第一名和芝加哥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一名。还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奏文凭，你录制的CD《狂欢节》早已在全球发行，你录制的世界首张《生命的循环》(Lifecvcle)在发行了一周后就进入了澳大利亚十大热门畅销古典CD排行榜，这样的成就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你现在却选择了回中国，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教学，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呢?

陈：没有，我从来不觉得可惜。克鲁乔给了我一个理念：“一个伟大的传统要像火炬一样传下去。” 从李斯特到莱谢蒂茨基，再到施纳贝尔，再到我的老师克鲁乔，再传到我。这个火炬要不停地传下去。
舞台上的风光自然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我总想追求更永恒的东西。许多珍贵的东西不会因一个人的逝去而消失。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给予”，而把许多珍贵的东西延续下去。实际上，艺术家的心中都会有一种“不断将宝贵的东西延续下去”的理想。所以我觉得教学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是我走向成熟的新标志。

鲍：你的想法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有些东西，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听你讲了以后就想得更明确了。时间不早了，最后随便问一句，你从小去了国外，为什么你的中文这么好呢?昨天你的翻译，大家都觉得很钦佩，觉得你的翻译不但流利、清晰，还能使听的人感受到讲课者的语气和一些很细微的感觉。

陈：我16岁离开中国的，小时候在国内我就很喜欢语文课。即使在国外，我也一直喜欢读中文书。到了国外以后，也非常喜欢跟人沟通，所以我英文提高得也很快。我觉得一个人的言行应该是优雅、美丽的，这样也能给别人带来享受。我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