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事美︱唐代旅馆如何保证安全

萌历史谈史论道，以史鉴今，用潘金莲的细腻与西门庆的任性为你讲述古今故事。《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4月下文...

出门在外，必会投宿旅馆，而旅馆是八方人员混居之所，如何保障旅客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当旅客的人身安全在旅馆内遭遇威胁时，旅馆方面与官府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让我们穿越到唐朝去看看。

翻阅史料就会发现，唐代的旅馆业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规模上、服务上、管理上都达到了史上最强。在杜佑的《通典》中有这样的记载，“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存刃。”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旅馆业的繁荣。



（唐代客栈图）

对于旅馆的安全管理问题，一方面是有针对性的主动加强，一方面是得益于城市的治理。先说城市的治理方面。在唐代的城市，有个硬性规定，商铺必须开在“市”内，而旅馆一般要放在“坊”里面。看看古代的长安地图就会发现，各市、各坊都呈方块形排列，每个坊市都有专门的高大围墙加以区隔，各连通的大门全部由官府管理。如此单元化、格子式的管理，对治安的好处则是便于控制。一旦在某个市、坊内发现有小偷、匪徒，只需立即锁上这个单元的大门，然后逐一排查，简直就是瓮中捉鳖。

旅馆通常要开在坊内，而且旅馆的大门不准朝向大街。虽然对旅客来说不是很方便，但对于旅馆的安全则有一定的益处。坊市有围墙，旅馆一般也会有高墙。可谓大围墙套小围墙，不管哪层围墙，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翻越。根据《唐律疏议》规定，要打屁屁七十大板。如果在宋代，很多旅馆没有围墙，则是四面环水，既可有利于消防，还可防盗。甚至旅馆还要雇佣保安，日夜巡逻。

到了晚上，万家灯火，却没有热闹的夜生活，因为唐代执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大街上冷冷清清，异常安静，几乎都是巡警，别说小偷，就是飞过一只蚊子都能分辨出公母。



（《芈月传》中的古代身份证“符节”）

旅馆方面按政府规定，对入住的旅客也会实行严格的身份登记制度。似乎这种制度是自古都没有变化的管理手段。有种说法是，只有官家身份的人在入住官方招待所时才会要求出示身份证（符节、传符）。旅馆则有一本账本，名曰“店历”或是“店薄”，专门记载旅客的姓名、随行人员、携带行李、入住时间、退房时间等住宿信息的。同时，还要一本上交官府的备份账本。这与今天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酒店与公安部门都联网了，这边酒店前台扫描了身份证后，那边便将旅客身份信息自动传输给公安部门。

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对于入住民间商业旅馆的，则无需出示身份证件。这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个别旅馆的个别行为是有可能，但绝不可能是普遍行为。在“安史之乱”后，唐代对旅馆业的管理异常严格。尤其是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区，更是严控的对象。因为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朝廷出于维稳的需要，防止不法叛军利用旅馆生事。《醒世恒言》中则一段这样描述，“郭令公留守京师，颁榜远近旅馆，不许容留面生歹人，如隐匿藏留者，查出重治。”



（剑南节度使韦皋像）

俗话说，百密总有一疏，唐代的旅馆仍会有各种治安案件。出了事不要紧，关键是官府的态度。贞元年间，有一位叫苏延的北方大老板，在四川住旅馆时，半夜突然暴病而亡。旅馆老板报警后，当地官府在处理时发现，旅馆方面提供的登记材料多有涂改，尤其是涉及旅客财产方面，感觉疑点颇多。剑南节度使韦皋严厉审问旅馆老板，旅馆老板只好承认，是自己私自改了账本，图谋侵吞旅客的财产。韦皋立即颁发规定，凡是旅客在旅馆内死亡的，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旅客财产也需同时上缴，不得有任何隐瞒，否则将严惩不贷。

贞观年间，卫州某旅馆发生血案，旅馆老板张迪被杀。嫌犯被抓后，竟然嫁祸他人，指认同店旅客杨贞等人为凶手。杨贞等人百口难辨，被严刑屈打成招。这本是地方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没有逃过朝廷的法眼，朝廷竟然为一起小小的刑事案件，特派御史蒋恒下去亲自审理。蒋恒依法办公，及时拨乱反正，将真正的嫌犯就地正法，同时也还了杨贞等三名旅客的清白。

陈事美专栏“布衣看官”，积极发扬围观精神，以普通百姓视角围观古代吏治与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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