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 · 读立批评 樊迎春：光阴的故事——读舒飞廉《行人》

舒飞廉将生活以最文学的方式展现给我们看，而他绵里藏针的写作手法也让这曲牧歌远非看起来那么单纯。明媚中似乎有呜咽，平和里仿佛有汹涌，唯其不变的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浪潮，是流水带走的日日夜夜。...




本期读立推荐



舒飞廉《行人》

载《上海文学》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舒飞廉，本名郑保纯，湖北孝感人，1974年生，199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现为《今古传奇·武侠版》编辑，写有小说《飞廉的村庄》等。读舒飞廉的《行人》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单纯的文字之美的重逢，与最初的文学吸引力的重逢。如果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向我们证明生活远远不只我们想象的那样，舒飞廉这篇小说则将我们都能想象到的生活以最文学的方式展现给我们看，而他绵里藏针的写作手法也让这曲牧歌远非看起来那么单纯。明媚中似乎有呜咽，平和里仿佛有汹涌，唯其不变的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浪潮，是流水带走的日日夜夜。这种带着眼泪的笑，总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响彻校园的民谣，罗大佑用一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见面的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直戳我们的泪腺，舒飞廉却在一切虚无的今天，在日光之下无新事的荒芜中返璞归真，为我们讲述另一种“光阴的故事”。

在舒飞廉笔下，描写一个村庄、一群人、一种生活状态，只需要半天的情节安排。清明的早晨，宝伟去给爷爷上坟，然后回家吃早饭，收拾行李准备去遥远的城市打工。就是在这样简单的线索牵引下，我们不仅认识了宝伟的父母、妻儿，认识了村里的二胡叔，算卦的魏瞎子，还认识了扯嗓子的布谷鸟、宽容的黄牯、嬉闹的蜜蜂、将路吃掉的荒草，还有会给一整个池塘讲故事的鲫鱼。舒飞廉赋予万物以灵性，赋予村庄以最原始的勃勃生机。如果说物的通灵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多有闪现，比如《怀念狼》里那张神奇的狼皮，《秦腔》里引生当作媳妇一样抱回家的南瓜，那么舒飞廉则少了几分秦川大地的邪魅隐秘，多了几分江南水乡的阳光悠然。老汉每天早起去田地里转悠，婆婆念叨却宠爱着儿媳，后生身强体健也憨厚善良，媳妇贤惠温柔，待人和善，婴儿白白胖胖咿呀学语，邻居你来我往，路不拾遗，连算卦的都是一副柔善心肠。这理想化的乡村图景让今天的我们觉得虚假，或许这只是舒飞廉个人的田园梦想，但何尝不是我们传承千年却也失落多时的乡土中国。

小说中多有这样的看似闲笔，这种细腻的描写让我想起朗西埃在《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中写到的“感官体验”，夏尔在农庄里第一次见到艾玛时，“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吹起石板上的微尘；他看着尘土沿地面散开”；艾玛爱上罗多夫的时候，看到他瞳孔周围发射出细微的金色光线，闻到香草和柠檬的香气，还看到马车后面掀起的尘土。而她爱上莱昂的时候，“细长的水草成片地倒伏在流水里，随水浮动，好像没人梳理的绿头发，摊开在一片清澈之中”。舒飞廉此时和福楼拜似乎有着跨越时空的对话，用宝伟的“感官体验”，在理想乡村中，再为我们勾画一幅人性美图：夫妻恩爱，琴瑟和鸣。那么，宝伟的离开就不只是对乡村伦理的背离，更是对人性“感官体验”的背叛。如果说“以乐景写哀情”是教条的文学观念，那么舒飞廉如此用心经营的人性与自然之美在这里似乎也绝非目的单纯。

不管是何种目的何种写法，在今天写乡村就不得不面对城乡的变迁与矛盾。舒飞廉高明之处或许就在于不动声色而深入骨髓。宝伟的父亲申如、二胡叔，还有宝伟本人，恰好代表了今日乡村几种典型的农民形象与心态。申如是传统的踏实勤劳的农民，“早上醒得早……不是扛着铁锹去西头谷田看水，就是背着锄头往蔡家河犯露，哪怕是冬天里，起了凌，下大雪，他也是天一亮就爬起来”，“要不是政策硬，他迟早会光复郑家的旧业，又节衣缩食，买田置地……”，申如身上有的正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隐匿不变的“地主梦”，世事变迁，他只管一心做好自己的事，种好自己的田，还带着传统家长的威严；相比而言，二胡则比申如灵活很多，插科打诨，自由自在。但二胡骨子里却是比申如更传统的乡村秩序的捍卫者，“村里走得没一个青年人，像什么样子！”；宝伟是农村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他少了父亲的踏实安分，也少了二胡的危机意识，他迷恋着年轻的妻子不愿远行，却又在父母妻子的劝说中知道不得不走，他没有清晰的意愿表达，只是随大流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妻子春娥，正是这种“应该”的积极捍卫者，“家洛与罗敷，以后都要搬到城里去，住你盖起来的房子”。在青年一代眼中，“将来”已经不是申如的买田置业，也不是二胡的邻里守望，而是“搬到城里”，是住“楼房”。这是今日乡村典型的结构分层，也是清明的上午这个村庄里潜藏的矛盾，一触即发。

舒飞廉却四两拨千斤，将激烈的矛盾用一支算卦的签化为绕指柔。魏瞎子其实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为即将出门的宝伟推“行人”，得“需”卦，这“需”卦却有劝人远行与留人在家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他辜负二胡所托，没有留下宝伟。心里的那段独白却动人心弦，“这个卦，一会儿劝人出门，一会儿劝人在家，我也搞不懂，你顺着人家的心意讲吧，大鱼大肉都在这里头”。这是他师父告诉他的话，但魏瞎子，包括他师父，其实都知道，这“大鱼大肉”代表的“顺着人家的心意讲”，正是难得的对世事明晰的洞察。宝伟远行是父母、妻子的愿望，更是“时代的潮流”，魏瞎子能留下今天的宝伟，又怎能留下明天的宝伟；魏瞎子能留下郑家河的宝伟，又怎能留下蔡家河的宝伟？激烈的城乡矛盾就这样在舒飞廉这里得到一种温柔的表达，“需”卦的签再一次被赋予通灵的属性。舒飞廉更让人拍案叫绝之处或许在于对主人公宝伟的描写极为谨慎，除了对妻子和家乡的不舍，我们几乎看不到宝伟任何的主观意识，看不到他的挣扎、反抗，甚至也看不到他的抑郁或沮丧。他只是敏感地闻到空气里的各种味道，想象着把他的丑样子到处讲的鲫鱼，回忆着爷爷给他讲过的秦始皇“赶山”的故事，眺望着远方的崇山峻岭，念叨着在来这个世界路上的女儿。村庄的闲适安逸，回忆的温暖牵扯，妻子的缠绵温柔，未来的吉凶祸福，在宝伟这里，都和水车里的水一样，敲打着他的心房，但最终也只是哗啦啦地流淌。正是这种淡然和不惊，让小说在牧歌的整体感受和或隐或现的挣扎矛盾外，笼罩上一层超越主题与形式本身的文学美感。通灵的乡村事物，正无声无息地消解了所有的抵抗，对城乡矛盾的抵抗，对激烈抉择的抵抗，对因然与必然的抵抗。

光阴好像，流水飞快，像二胡一样逆流而上或像魏瞎子一样顺流而下其实都可以。那么像宝伟一样，不惊不扰，带着拥有“赶山”力量的红线启程，或许才是舒飞廉以为的，最好的“光阴的故事”。

作者：樊迎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

编辑：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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