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器乐改良大家——张子锐

这是第五次去拜见张子锐先生。与前几次租住的破旧民居略有不同，这次是在苏州西塘一处居民区的小女儿家。老人家知道...





这是第五次去拜见张子锐先生。与前几次租住的破旧民居略有不同，这次是在苏州西塘一处居民区的小女儿家。老人家知道我们来了，十分高兴，略微整装之后，颤巍巍地起身迎接我们……

张子锐（1918～ ）湖北荆门人（“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典故的发生地）。少时受乡邻吹鼓班和当地汉剧团的熏染，抽胡琴，弄笛箫，还用竹筒和水蛇皮自制胡琴。

1949年张子锐就读于南京国立音乐院，受教于杨荫浏（国乐概论）陈振铎（二胡）曹安和（琵琶）江定仙（理论作曲）诸教授，有机会比较了中西音乐的区别是“不同”而不是“差异”。

1954年，张子锐毕 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从事作曲配器和乐器的改革，后又调入苏州乐器厂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改进中国乐器和探究中国乐理的不归路。

他那专注如一的性格，使他吃尽了苦头，并蒙受了许多磨难，但他对中国民族乐器的改革和国乐振兴的信念却始终不渝。他先后改革和研制了七十余种乐器和配件，最为著名的有：张氏系列阮，张氏系列抱笙，律吕大扬琴和二胡钢丝弦。

第一件根据中国古代六——六乐理音位设置的乐器是律吕大扬琴（1953）张子锐
根据律吕规律横向相邻的两弦为小二度关系、纵向相间的两弦为大二度关系的原理，设制了
大小两种“律吕扬琴”。这款扬琴的突出特点就是独创了根据“阴阳律吕十二律”而简
化的变调的简练规律，堪称中国扬琴的一大突破。

另一组乐器是采用古代排箫的造型和律吕音位，设制了“系列律吕排笙”和“系列律
吕抱笙”。此灵感源于广西大苗乡芦笙乐队的那次声震天地的采风活动（1955），目的是为了解决乐队的和声及低音问题。
“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的关键在吹奏乐而不在拉弦乐……”凡是被模仿的东西最终总要被被模仿者所取代。

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乐改实践的理论依据，均来自中国古籍文献《吕氏春秋·古乐》《周礼·大司乐》等书有关六雄六雌、六阳六阴的哲学思维和六律六吕的音律概念之中。他常说：中国音乐的智慧都在古书里，我没有创造什么，只是一个发现而已。…

据他讲，"中国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自秦始皇之后，‘乐经’失传了，成了五经。其实，‘乐经’就是中国乐理。"
“有人说，中国没有乐理，那是不懂中国音乐。尧舜时期的排箫就是乐理，就是键盘”

通过多年的钻研和实践，他得出：乐律、乐理、乐器、乐谱，是一国音乐的四根擎天大柱，能支起一个国家音乐文化体系的宏伟大厦。至于作曲和演奏，那是艺术。
文化是根基，艺术是花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乐理，是永远站不起来的……

中国乐理，需要从乐器实践中产生；没有乐器实践，乐理终属纸上谈兵（钢琴就是西方乐理的体现）“中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步是把自己的乐器先搞出来”
“中国的琴、瑟六——六律制比西洋钢琴的七——五律制丰富得多，可惜没人去研究它……”

所以，他认为：“中国乐器不仅仅是工具，而是文化。乐器不应归工业部，应该归文化部或教育部。中国古代‘大司乐’编制中，‘大师’掌乐理、创作，‘小师’负责演奏、演唱教学，‘典同’主要研制乐器，三者各自分工又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音乐实践，是先秦音乐编制的世界创举”

中国音乐先秦时是创造期，隋唐时是胡乐期，明清以后是洋乐期。
“失掉了古代传统基本乐理，就等于失掉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灵魂”

西方音乐的指挥和作曲一定要弹钢琴；中国音乐的指挥和作曲一定要弹古琴。
先学好西方音乐再来整理中国音乐，那是缘木求鱼——张子锐

“中国音乐教育一百年来不教中国乐理，不教中国乐器研制，照搬西洋‘皇家音乐学院’的体系，是个很大的失误，浪费了一百年的人力物力……”
中国人企图用他人创造的文化来代表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张子锐把自己在乐器实践中总结的中国传统乐理思维撰写成文（“谈古代律吕理论在民族定音乐器上的运用”等等），陆续发表在《乐器》《黄钟》《中国乐器年鉴》等专业学术杂志上……


最后，张老先生拿着他亲手制做的阮说：“阮的发音还不够理想，但是我做不动了，要靠你们了……”
“我把我一生改革乐器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全部交给你们做参考，以免再去重复，再走弯路”

这位民族乐器的改革家，一生为民族乐器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却没有任何职称，名义上只是个技术员。在十五年辗转之间阴暗潮湿的租房里，他积攒的大部分珍贵史料和照片都被霉变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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