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品成为馆藏主流时，图书馆供应链必须搞清楚的六大问题

出版商和图书馆需要关注可供使用的发行工具组合，并且理解在从新书发现、采购到用户获取这一系列管理决策过程中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影响。哪一种模式最好地满足了机构的需求？...



出版商和图书馆需要关注可供使用的发行工具组合，并且理解在从新书发现、采购到用户获取这一系列管理决策过程中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影响。哪一种模式最好地满足了机构的需求？其具体条款又是怎样的？当供应链合作伙伴通过转移（diversions）来支持其自身战略，却置图书馆或出版商的长期利益于不顾时，我们应如何识别？

1. 图书馆（而不是用户）如何发现内容？

2. 用户对内容的发现如何与新的电子书采购模式并轨？

3. 多种采购模式如何相互兼容？

4. 面对多种图书格式和采购模式，图书馆和出版商怎样做出决策？

5. 在内容发行和获取的管理过程中，各方的作用是什么？

6. 一方参与模式的改变如何影响另一方的决策？

电子书业务正变得复杂。来看下面这些问题。

“纲目购书计划”仍然是高校图书馆发现新书、做出采购决定的最常用工具。但该计划目前的功效被普遍误解了——有时甚至刻意的。在1960年代，“纲目购书计划”会自动向图书馆发寄（纸质）书。图书馆能够接受或者退回供应商的图书（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大部分实体书是通过“即可上架”的方式供应给图书馆的，所以是不可退回的）。

到2016年，纲目购书计划又是如何运转的呢？这一计划实质上是确认图书馆采购兴趣的标准元数据和自定义元数据模型，是图书馆新书采购的自动化决策体系，以及内容发现的主要工具。首先图书馆与服务供应商签订计划，供应商根据出版商提供的所有新书和待出版物清单进行系统订购。此时，这些作品会出现在供应商的系统中，但却是不可见的。3~6个月后，这些作品可获取之后才能被编目、整理。在此过程中，供应商会创建出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元数据；这是纲目购书计划的核心。

新书的元数据要与图书馆提供的“购书纲目”相匹配，以触发复杂的图书馆自动决策程序。正是供应商的推送使得图书能够有效地被图书馆发现，也就是说，不是元数据本身，而是它所支持的流程促成了结果的发生（这里重要的是不要把用户发现内容与图书馆发现内容相混淆）。当下的“纲目购书计划”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那种自动发送图书的简单功能。

目前，“纲目购书计划”的首要任务是为图书馆或集团选定合适的图书，然后再确认合适的图书馆输出，包括

•出版商发送统一说明

•发送一本样书，作为系列长期订购的一部分或者是数字合集的附加

•“自动”寄运实体书或电子书（DDA是可选模式）

总体而言，过去图书馆只需要简单地在平装或精装、美国版本或英国版本之间做选择，现在则需要将电子书考虑在内，这就要求在说明中指定想要的供应商和模式。

重要的是要理解“纲目购书计划”和DDA并不是对等的，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运行：前者是为后者提供支持的机制；前者是一个发现和自动决策支持系统，而后者是一种输出——“采购”模式。 这一点常常被误解，也很容易混淆。关于用户发现内容这一点已经着墨很多了，但是对内容的发现如何与新的电子书采购模式接轨？当用户通过搜索进入馆藏资源时，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尽可能直接地找到相关信息。在DDA的情形中，如果购买/借阅的触发机制很高效，得益于高质量的元数据，用户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一本书并快速阅览，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因此无需购买，这就会导致出版商销售数据的下降——使用数据会报告该书处于“浏览”状态。

自问世十多年来，现在的DDA/STL购买-触发机制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对内容也发现也必须满足商业需求。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些模式必须保持改进，直到各方达成动态平衡——除非我们愿意相信这些模式生来完美。“许可计划”推动了图书馆在内容方面的决定——包括屏蔽图书馆已经在别处购买的相同内容。如果图书馆关于采购某本书的优先模式是可用的，那么“许可计划”在输送内容时则会遵循这一决策路径——没有逆向路径。如果优选的路径不可用，那么就会遵循设计的第二路径， 如此直到不间断的决策过程尝试完毕所有的可能选择。这是一个由图书馆设计的自动机制，以为其机构提供尽可能多的图书内容相关信息。出版商会积极与集成商、供应商合作，以确保其内容能够流向所有合适的决策路径。

DDA改变了传统的内容采购和出版之前的平等关系。此后，图书馆会在DDA可用的时候，表明倾向于选择一份作品的DDA记录，而卖方会为图书馆准备一份目录，通过目录上的链接可获取图书馆优选平台上的全文。当DDA记录发送后，图书馆决定不购买此作品时（之后可能会有用户购买），该作品也已经加入了馆藏。根据规定，不允许复制。无论是电子书还是实体书，都无法被自动发送。图书馆的使命是保证用户能够获取相关的学术内容。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新技术、集成商和供应商为图书馆实现其目标提供了方式方法。在经济和技术的促进下，众多图书馆的使命由馆藏建设转变为提供相关内容的获取入口。而电子书技术则提供了廉价的图书获取模式，交易总是公平的。由于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模式进入了主流视野。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方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大家在行动中不应心怀恐惧、态度消极。

图书馆主要利用供应商和集成商（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通过出版商）来决定采用何种工具来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针对用户所使用的模式，集成商（和部分出版商）为图书馆提供了多层次的控制手段。

出版商和集成商签订许可协议。基于集成模式和战略利益的复杂性，出版商会竭力考虑条款的所有细节，并考虑对多种模式的参与会怎样影响整体的可持续性——包括对实体书的影响，后者在人文社科类的销售中占据75%的份额，在STM（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别的销售中占50%的份额。

图书馆和出版商都需要考虑一下问题：

• 如果一部新作品不能提供DDA模式，它是否就不能被发现了？

• 如果STL不可用，作品是否不能被发现？

• 购买和借阅的触发机制是如何改变的？会有怎样的影响？

• 图书馆是否能够控制借阅或购买的触发机制？

• EBA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已经积累了足够来数据来模拟实际情况。根据这一数据，部分图书馆（和出版商）最近已经做出了有效的调整。这些决定必须是基于事实的理性行为。当今世界充满了过时的信息。关于一方模式的改变对另一方的影响，短期借阅（STL）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STL在图书馆中的使用率已经下滑超过两年了。这不是偶然现象。两年以前，出版商开始提高借阅的收费，并且从这种模式——或这种模式中的某些部分——中退出，例如两周和28天的借阅；或者禁止新作品参与这种模式。借阅模式提供的内容变少，而成本则增高了，这就导致图书馆降低了STL的触发机制，或者像之前提到的案例一样，直接终止使用STL。在图书馆出版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简言之，新的模式导致图书馆改变了自己的采购模式，这反过来又使得图书馆改变自己的条款，进而使得图书馆做出反应。就像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各方都有自己的作用，这并不奇怪。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快。

这个市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稳步收缩。对图书馆、出版商和供应商而言，这是不可持续的。供应商和集成商为图书馆和出版商服务。如果没有内容和图书馆作为市场，供应商和集成商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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