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精也｜南宋出版家陈起

南宋的江湖诗人借助陈起这位出版家之力，向现代职业诗人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南宋中期至后期发生的变化中，变化最大而且意义最深刻的现象应该是一群属于非士大夫阶层的布衣诗人在生前刊行了他们的自撰集。南宋中期的杨万里最早积极地在生前刊行自撰诗集，这种行为到了南宋后期，不仅浸透到了士大夫阶层之间，而且实际上波及了民间。对这种新潮流的出现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陈起。陈宅书籍铺是陈起开创的，其子陈续芸继承了家业，经历了晩宋的半个多世纪，对新诗风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嘉定年间以后，除出版了叶适所选的《四灵诗选》、赵师秀所选的《二妙集》和《众妙集》，以及引发诗祸的《江湖集》以外，光现在可以确认的由此店编纂刊行的还有以中晩唐为主的唐人诗集小集116种、以及南宋江湖诗人小集90种左右（这个数字中包括影宋钞本、翻刻本）。

书棚本，也就是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籍，从内容上来说，几乎都是以所谓的晩唐体诗歌为中心，版式统一，都为十行十八字，而且最大的特征是，原则上都是以一卷本的小集形式陆续出版的。戴复古在陈宅书籍铺以外出版的诗集也都是小集形式，也都是以一卷本的小集为原则，这种形式在南宋后期虽然不一定是陈起的特殊专利，但是出版了这么多种（共计二百种以上），以及在内容上保持统一性（以晩唐体诗集为主），在当时没有其他人能够同时实现这两点，因此，把他看作最大力度推行这种按照统一规格进行出版的形式的人，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这种出版形式有两点是非常切合时宜的。第一,能够减轻成本收益率的风险。当时的印刷出版业与北宋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推测当时出版所需的经费决不是笔小数目。因此，要让一家民间书肆负担经费，来出版一部数十卷甚至超过一百卷的大部头书籍，这会给经营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是一卷本的话，那么可以相当有效地减轻经费负担。缩减了经费成本，流动资本就更加宽裕，这就可能实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出版计划。因此，这点对于书肆一方来说，也是一箭双雕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条件使得陈宅书籍铺能够以当代缺乏知名度的江湖诗人为对象，以系列出版物的形式陆续刊行他们的诗集。

第二,如果缩减成本的话，那么当然会控制售价。而且，如果是一、二卷的书籍，那么可以常常揣在怀中，方便携带。而且因为是以近体短诗型为主的晩唐体诗集，所以对于那些属于传统文化边缘人物的非士大夫阶层的富裕的都市住民来说，无疑也是能比较轻松入门的内容。至少与厚重的经书和史书相比，应该可以说的确如此。但即便如此，也还是与浅近卑俗的通俗读物不同，它们确实具备了自《诗经》以来的属于传统雅趣的内容。加之，作者并不仅是遥远的古代诗人，而是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的当代作家，而且其中不光有那些他们无缘接近的处于大雅之堂的高高在上的高级士大夫，还有可以接触到的近在身边的布衣诗人的近作，这点大概也会提高新读者层的购买欲望。当时恰逢新读者层以都市为中心而急速形成之时，陈起所实施的统一规格的出版战略正好符合这种新时代的变化。从消费者一方出发，这第二点也是具有吸引力的有利条件，也就是所谓的优点。如此这般，在南宋后期的临安开始流行起了晩唐诗，并且吸引了众多的江湖诗人，其中心有陈起及其书籍铺在坐镇。客观来说，他和其书籍铺创造出了一种传统文化中的新潮流，并且成了这种潮流的最大基地。江湖诗人之一的叶茵（1200～？）赠给陈起的如下诗句（《赠陈芸居》）很好地显示出当时陈起在他们中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从上面的诗句可以想见，当时的陈起远远不止作为一名书商而存在，更是集江湖诗人们的人望和信赖于一身。其他江湖诗人，如赵汝绩也曾创作下面这首七绝送给陈起：诗题中的“柬”字同“简”字。这是一首代替书信而赠人的诗。起句中的“略约”与“约略”同，是“稍稍”“略微”的意思。赵汝绩是太宗八世孙，却以布衣终生。字庶可，曾于会稽筑山台，其诗集亦因此而命名。戴复古也有《题赵庶可山台》诗二首。在诗的后半部分，他写到用买新酒的钱购买（陈起出版的）唐人诗集来读。诗歌前半部分描绘了一个打发客愁的作者形象，这种写法通常暗示接下来将展开饮酒的画面，但此诗却用翻案法来终篇。仿佛在歌咏：对于身处异乡的江湖诗人来说，还诞生了除酒以外的另一种忘忧之物。从中也可以看出这是陈起所创造出的流行的一种反映。

对于一般的士大夫而言，“文”的顺序还是要比“官”和“学”的位置低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说，被当代人称赞为“诗人”并不完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对于布衣来说如何呢？他们与士大夫一定是完全相反的吧。被士大夫看作“诗人”，这意味着在构成士大夫的文化要素中，至少有一个领域他们是受到了认可的，所以至少在文化上来说已被认为是“士”，地位在“庶”之上。而且，如果能在生前刊行自撰诗集的话，也确实会增加士大夫社会公认他们是“诗人”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布衣来说，在生前刊行自撰诗集一事比对士大夫来说，远远具有更加重要的实际意义。这样，虽然是同一类行为，但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具有了完全相反的社会意义。对于那些把作诗当作唯一武器来进入上层社会的人来说，所刊行的自撰诗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只要想象一下当今现实社会中那些以作诗为职业的职业诗人的处境，就很容易理解这点了。连一册诗集也没有公开刊行过的人，可能我们很难把他称为诗人。当然，现代的职业诗人和13世纪的江湖诗人并不能等同，但是至少可以说，江湖诗人借助了陈起这位世上少有的出版赞助商之力，向现代职业诗人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并没有言过其实。

但也不能因此马上断定，传统诗歌的重心在这时便已经迅速从士大夫移到了布衣。而且也并非意味着专业诗人的诗已经从质量上凌驾于士大夫的诗歌之上。诗坛的中心仍然是士大夫阶层。虽说如此，在士大夫阶层的边缘，确实出现了另一个中心，而且不难想象，在这个中心活跃的专业诗人们，是一边感受着来自市民阶层中的读者兼作者的热烈视线，一边积极进行创作活动的。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是宋末元初的特征。这种新的发展是由于陈起这位职业编辑者和江湖诗人这批专业诗人的合作而产生的。这里姑且不评价这到底应该看作是传统诗歌的衰退还是进化。但是笔者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这种合作确实是向着现代我们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的决定性瞬间。


本文节选自[日] 内山精也《南宋后期的诗人、编者及书肆——江湖小集编刊的意义》，刊于王水照、朱刚主编《新宋学》（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关注 未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