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周伶俐 我们在成长

周伶俐，安徽省会宫中学高级教师。因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读书与写作。从大学开始，有零星诗歌、小说与散文见于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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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版



我们在成长老师,你是怎么了?从上个星期的物理课开始,你便改变不少.尽管课还是在上着,该讲的你都讲了,并没有遗忘什么,可是,老师你错了,你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_——笑。上课时，你似乎打不起精神来了，说话的语调不再带有往日的那股兴奋或喜悦了。而一个老师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学们上课的激情，再加上这几天的课程并不简单，所以课堂上的沉闷时间越发长了，仿佛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我们只是听着，看着你演而已。

也许，班主任对你说了什么，抑或是埋怨你为我们布的作业太多，使你觉得受不了，但老师，你得明白：我们没有任何人抱怨你为我们布置的作业多，而且事实上，你布置的作业并不多。哪怕是多些，我们也会尽力完成，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你的做法。

今天上课前，你又说了句：“如果你们中有谁想学理的，愿意写就写……”

老师，我们不需要你用商量的口气来为我们布置作业，那种语气似乎是在乞求。学习是我们自己的事，老师只是监督而已。我想听到老师霸道的口气：“这道题必须做，几点必须交到我那儿去！”

无论怎样，我还是认为你笑起来很漂亮。

把脸迎向阳光，心情就不会被雨淋湿。不管是为什么，老师，请你振作点，我们不是像班主任那样说的我们不想学理科。正如化学老师所说：“学习环境虽然恶劣，但只要我们能力强，就会学好！坚强点，老师，希望你带着我们走下去，学好物理。”这年头模仿比比皆是.

下课后,杨成龙从抽屉里拿出一支药膏,边上同学有些奇怪,便问是什么。

“是搽脸的，我妈就用这个。”另一男生嚷道。

“应该是洗面奶吧？”又有人在猜测。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中，他将药膏涂到唇上。

“唇膏啊！”大家恍然大悟。

“有这种唇膏吗？好奇怪！什么牌子？”又有人怀疑。

杨成龙从药膏上查找名字，可正面是英文，不认识，背面尽管有汉字，太小了，他不想看。“

我看刘玉用的就是这个。”刘玉是班上最秀气的女生之一，高挑身材，皮肤白皙。既然是刘玉用过，应该没错，大概是什么新品牌吧！

“你们都围在这干嘛？”从教室外进来的刘玉问。

“你有这个是吧？”杨成龙为了让大家确信那是唇膏，扬了扬手中的药膏问刘玉。

“是啊，怎么了？”刘玉肯定地答道。

“这唇膏好用吗？”“什么唇膏？是护手霜！”刘玉似乎恍然大悟地回头问杨成龙：“你不会当成唇膏了吧？”“什么？那不是唇膏吗？那你不是经常在位子下搽……”“拜托了，我那是在搽手。”“哈哈哈，杨成龙拿护手霜搽嘴。”大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的一个死党因为玩手机被抓了个“现场”，手机当然没收了，班主任还将他叫到小拐落里免费松了松筋骨。他妈去找班主任要，却没有结果。

我以为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了，大不了在放寒假之前要回手机，然后，手机事件彻底了结。

可事实不是。据说，我没有亲见，死党的妈妈后来又来过一次，这一次要走了手机，不过代价很大。

我问：“多大？”

答：“一条玉溪，两瓶好酒，怎么着也值400多块吧！”

知情者指着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男子告诉我，那就是我死党的班主任，我怎么也不相信，这瘦弱的书生会是一只狼，他能有那么大的胃口！

我让知情者别再告诉其他人，更别告诉我的死党，就让他的班主任高高矗立在他心里，直到永远吧……什么破播音员！

我已不止一次地说出这样的话。

学校举办运动会，选了一批播音员，然后通过评比产生，我们班的黄娟没被选上，这下好了，我班的日子难过了！

大部分的新闻只念个别班级的：2班，3班，13班，202班，204班，214班。这几个班的新闻被接连着念，我们的新闻呢？全压在箱子底下了，偶尔念的几条，那都是通过熟人递上去的！

悲哀呀！

一个小小的校播音员，掌握的权力都是如此，都懂得为本班谋私利，根本不顾还有20多个班在等着念他们的稿子，为本班的运动员加油！

后来听说一个班的通讯员跑上主席台，放了句狠话：再不念我班的，我就抢话筒，我自己来念。你们就那破普通话还没老子标准！

我很钦佩这位仁兄的胆识。本来就是，就拿我班来说，普通话说得好的多着呢，汪玮，张健，齐蔓，比他们谁差了，谁知道他们是怎么选上校运动会播音员的！当我向语文老师抱怨时，语文老师说她也无能为力。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和汪玮等同学的劳动产品全搁垃圾筒里了！

太不公平了！已是午夜12点,我无法入睡,望着对面的床铺,我满心后悔。

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作了多么卑鄙的表演。

那时，我正在写作业，仰佩突然将头伸进我的灯光里，盯着我的书看。我很不耐烦。我最讨厌别人用这种刺探的眼光看我做事——不怀好意，明天肯定又去散布小道新闻说我如何如何熬夜，成绩都是死发狠来的。

仰佩很快察觉了我的不友好，便悻悻地走了。我冲着她的背影笑了。

一会儿，住前一寝室的朱珍珍传来话，说班主要来查夜，我赶紧关了手电，趴在枕头上一动不动。过了会儿，有人摇摇我，我故意装着睡着了，让她知难而退。可她将我手上的笔和手电筒拿走放在我的枕头边，又把我的被子往上牵了牵，自言自语：“写字还能睡着，等下把脸划到了。”听声音我才知道是仰佩。原来她不是要来刺探我的，我怎么能把她想得那么坏呢？仰佩要是知道我装睡，她会骂我吗？他会觉得我好虚伪吗？上午第三节课，历史课，一脸严肃的古老师夹着课本走了进来，眼里带着“杀气”。闹腾的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子，何必呢?

上课铃还没打，他便喊了上课，随即叫了一位同学的名字，让他解释什么叫“国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会，叫起来的同学当然也不会，这显然惹恼了古老师，他横着眼，板着脸将我们很批一顿。大家对他已没有好感，没人敢动更没人敢说，只听见后面钟上的指针在嘀哒嘀哒地响……

悦耳的下课铃声打破了这该死的寂静，他走了，他终于走了，仍然板着脸横着眼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起了来支教的靳老师，脸上时刻充满笑，上课让人异常放松。

今天最后一节课又是历史课，大家都愁眉苦脸地看着教室门。

像往常一样，古老师夹着课本走进了教室，他又要提问了，大家屏住了呼吸，教室里静极了，似乎能听到彼此心跳的声音。一位“幸运儿”产生了，在古老师的逼问下，他无声了，没人想到结果会怎样，也许老师会将书砸到他脸上，骂一句“猪脑子”，也许老师夹起课本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然后就是班主的整顿……班里一片死寂。

你想破脚底板也想不明白的是，古老师居然提示了，声音还相当温柔，最后，被提问的同学坐了下去。

我渐渐放下了高悬的心。

我想，如果我是老师，面对我的学生，在第一节课上我也许尽量伪装自己，在学生心目树立威信。这样看来，其实老师是很脆弱的。校里除了教职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拾荒者。五六人之多，据说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们有时拎着个大塑料袋，一个位子一个位子地“征收”，有时空手进班“收购”。

有这样两个拾荒的老人，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位是老妇人，五十上下，穿得倒还算整齐，就是样子吓人。她总是气势汹汹地跨进班来，然后敏捷地跑向每一个座位：“可有瓶子？”若有，嘴角稍微扯一下，算着笑了；若没有，扭头便走，嘴里念叨着：“你们这些学生啊，怎么连买水的钱都没有！”真可笑，吃肉者还抱怨起猪来，这公理何在！更有些时候，我们水还没喝完，她就直接装进袋里了，什么人啊！

另一位是个六十多岁的大伯，一眼看上去就很和蔼。他的右腿不怎么好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绕班一圈起码要三分钟。无论什么时候进班，他总是微笑着。每走向一个位子，接过一个瓶子，他都会诚恳地说谢谢。有时他也会拿错瓶子，意识到后郑重地对我们这些小辈道一声：“不好意思哦，拿错了。”他的实诚和善良让人心里暖暖的，我们都愿意把瓶子给他。

可有些时候，班里同学的某些做法很是无知，喝完饮料，看到有拾荒的人过来，便把瓶子扔到地上，甚至从教室后排扔到黑板前。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依旧欣然地微笑，欣然二吃力地弯下腰去，欣然而颤抖地拾起瓶子，欣然而诚恳地道声“谢谢”。

上周的运动会时，空饮料瓶很多，那位老人也一瘸一拐地来了，到处捡着地上的瓶子。突然他发现地上有个空的饮水杯，不知是谁落下的，不管怎么说，一个饮水杯也值个四五块钱，那时，他完全可以捡起来放进塑料袋，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然而他没有，一个劲的问：“谁的杯子？谁的杯子？”见没有人应，他就一瘸一拐地去别地了。

我们常常说人的素质，以为没文化的人就没有素质，其实没文化的人有时要比那些西装革履者要有素质得多，他们起码不会巧取豪夺，他们起码有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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