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

帕慕克沉浸于自己的记忆与想像，将蔓延伊斯坦布尔的贫困审美化，甚至奇观化，对当地人的生存状况并未真正关注......



序

亚特兰大机场安检之慢应是我经历过的之最，懒洋洋。本来去得有点迟，结果误了中午的飞机。被搞到下一班stand -by，再下一班…几乎跑遍机场所有区域的登机口，结果接下来五个航班全被over-sold。到晚上十一点多，服务台的人说，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多的了，我说七点多还要赶去加州的飞机，根本来不及啊…她说最早班7:25还是stand-by，希望还是不大。另一个服务人员则是态度粗鲁恶劣…只好在机场附近找旅馆住下，次日早晨五点再回机场。结果万幸，竟然坐上了早班飞机。不过对于Delta这个航空公司，真是心有余悸，以后不是别无选择，还是不要选Delta…噩梦般的经历，像超现实电影。唯一的好处，就是读了一百五十页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一）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b.1952）的书《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是私人记忆与城市历史的交错。这座城市有漫长复杂的故事。曾经的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突厥人占领，成为历时四百多年的奥斯曼帝国（1453-1922）的首都。近代以来战败、衰亡、被西方欺凌的古老帝国，如满清帝国，在“一战”后不久解体。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为与帝国往昔划清界限，以示建立现代、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迁都安卡拉。但横跨欧亚的伊斯坦布尔，昔日的荣光仍隐现于城墙、宫殿的废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低吟的细浪里。帕慕克详读土耳其作家及西方旅行者对伊斯坦布尔的描述，编织一座城市的记忆与感伤。

伊斯坦布尔曾经是世界主义的城市，多族裔、宗教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语言的人们共处。可惜二十世纪“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后，不但有土耳其青年党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也在五十年代，有官方纵容的暴民对希腊人店铺的劫掠焚烧，很多希腊人搬离伊斯坦布尔。二十世纪初，伊斯坦布尔人口只有百万，穆斯林不到一半；至中后叶，安纳托利亚乡间人口大量流到伊斯坦布尔，使其成为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穆斯林人口占95%，成为一座人口构成比较单一的城市。近年“伊斯兰国”的兴起及对伊斯坦布尔实施的数次炸弹袭击，也使得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忧心忡忡。



（二）

在《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写到自己出生于斯的、祖父建的公寓。大家族中不同小家庭住在不同楼层，节日欢聚，总有融融乐趣；平日里，其实更多财产纷争。祖父早逝，祖母便是一家之主（有点像《红楼梦》中的贾母）。她年轻时颀长美丽，年长成为富态的权威。节日时容许自己喝小杯啤酒，平日吸烟，与朋友玩纸牌；坐在床上，也能通过不同方向折射的镜子，掌控自己领地的状况（听似“监控摄像头”的前身）。她每日用小本子记账，也写日记，记录日常细节。不时塞给少年和青年帕慕克一些零用钱。

他们的家中，是典型的土耳其“欧化”上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摆设布置，极少被触碰的家具、瓷器、旧照片，有如小型博物馆。家人有仆人、厨师照料，享受美味食物、光鲜衣饰，听广播里的音乐，七十年代后看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帕慕克的父母会读和讨论小报上关于他们认识的富人的八卦消息，花费时间精心装扮，去参加富人举办的婚礼或其他聚会。他们是曾经的暴发户，如今有些没落，但已用精英心态居高临下去看那些刚从安纳托利亚乡下进城的、没有灵魂的粗鄙的暴发户，以安抚自己的不平衡心态。

帕慕克不时淡淡写到相貌英俊而自鸣得意的父亲在外追逐女性，一度父母关系紧张，他被送去亲戚处短暂寄养。也写到童年时为争夺母亲的注意力，兄弟俩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拳脚相向（帕慕克的兄长自幼成绩优异，在耶鲁大学受教育，如今是经济学家，据说因帕慕克在书中描写童年被兄长欺侮可能有夸张想像成分而与他交恶）。



（三）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最根本的特质是一种集体式的“忧郁”（土耳其语Hüzün），渗透于诗歌、音乐及日常生活，流淌于一个城市的文化血脉。也许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消亡的感伤，或者穷街陋巷中贫困与混乱的无奈，及黝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帕慕克迷恋于这城市的黑白影像，从欧洲人制的版画到本地人拍的黑白照片。城市里散落的无花果树、柏树与菩提树，枝丛掩映的清真寺及尖塔，雨中或雪中疲惫的街道、电车与人群，“冷战”时期在海峡出没的苏联战舰……都进入帕慕克的文字记忆与黑白绘画，有象征主义痕迹，编织进个体的悲伤、孤独与迷惘。

如那些描写伊斯坦布尔历史与日常的前辈本土作家与记者一样，帕慕克对自己城市的理解，也经历西方视角，尤其法国文学的中介，如瓦莱里、魏尔伦、马拉美、纪德、戈蒂埃、拉马丁、福楼拜……等人的游记与信件。用欧洲人的目光审视自己，如在梦中会发生的事情：自己，看到另一个自己。在现实中，却是分裂的、自我质疑的痛苦与矛盾：既不完全属于此，也不完全是局外人。既要现代化、西方化，又不能弃绝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这里包括丰富而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帕慕克这样的个体的犹疑，折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及土耳其这个国家时常要面对的身份困境。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二十世纪前期进行的改革中，文字由阿拉伯文改用拉丁字母，着装则禁止传统装束，全力支持西化与“现代化”，构建世俗化的民族国家。伊斯坦布尔的色彩、气味、声音……被人们反复描摹，书写者基本都是男性。无论在传统伊斯兰教还是现代民族主义叙述的语境下，女性都被隔绝于历史与文化之外。在帕慕克的书中亦然，女性仅作为母亲或初恋对象出现，被膜拜，被凡庸化。帕慕克诚实于、或并未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疏离感与局限性。他沉浸于自己的记忆与想像，将蔓延伊斯坦布尔的贫困审美化，甚至奇观化，对伊斯坦布尔人的生存状况并未真正关注。在我的理解，他并非一位人道主义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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