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他的百万财富，为何最后都没了？

作者：王增武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刊登于《当代金融家》杂志10月刊(杂志全球发行...

“圣人”曾国藩在精神传家和子女教育等家业治理方面的经验研究颇多，但他在家族财富增值、保值和传承方面的财富管理特征并不明显，反而是在不同时期的收支结构数据基本翔实且具有分析意义。本文即以此为脉络分析曾氏家族的“流量家族财富管理”策略，解读曾氏无形资本传承之道。 

众所周知，曾国藩秉承“不要钱、不要命”的湘军治理思维，从政也早日立下 “不为发财而做官”的大志，所以很容易被认为并没有多少财富，家族财富管理更是无从谈起。但据学者张仲礼研究，总督一级平均每年的灰色收入是18万两，外加曾国藩近两万两的合法收入，以此为统计口径，曾国藩一年的收入约在20万两左右。12年的督抚生涯，则表明至少在督抚时期曾国藩的个人合法收入应在240万两。但曾国藩百年之后，留下的遗产却仅有1.8万两。

如果简单地从家族财富管理的增值、保值和传承等角度来看，曾国藩的家族财富策略确无值得借鉴之处。然而，如果从曾国藩在京官前期、京官时期以及督抚时期三个重要阶段的收支结构，即“如何消费财富”的视角分析研究曾国藩的家族财富管理策略，即流量财富管理而非存量财富管理角度，则颇有些许经验值得借鉴：如通过支出结构等方式构建的人力资本传承不仅利于自己，更可惠及后人。

进京前的拜客“收入”

曾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在曾玉屏之前的二十二代中有据可查的可能是南宋时期的曾仕痎是翰林院学士，除此之外，曾氏家族连一个秀才也未曾有过。曾氏家族发达的转折点在曾玉屏这一代，事实上，曾玉屏并非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地主，曾国藩的太高组曾元吉在康熙乾隆年间积累了数千两的产业，购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曾元吉的地主地位很快被“诸子均分”的分家析产机制习俗所打破，晚年将数百亩田地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留有40亩的养老送终田。曾氏家族再次回到中农阶层。

族谱中记载的这件事情对曾玉屏的触动很大，积累百余亩田地是曾玉屏对曾氏家族的主要贡献之一，第二是供子女读书，清道光十二年的1832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考中秀才，进而使曾氏家族步入下层绅士行列，清道光十八年的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标志曾氏家族从下层绅士阶层跃入上层绅士阶层。至此，曾氏家族五六百年的努力在曾玉屏这一代发生了质变，实现了“地主——下层乡绅——上层乡绅”的三级跳。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单靠曾国藩家庭或家族中亲戚族人的力量不足以筹集进京路费，而向官员进行简单直白的“打秋风”（因人丰富而抽索之，故而也叫“打抽丰”，即假借名义，利用关系向人们索取财物或赠与的一种社会现象，如《红楼梦》中刘姥姥进荣国府求见王夫人的“打秋风”）也并非曾国藩这样的新科进士所愿意的，所以曾国藩巧借“议修谱牒”名义进行拜客，以此获得收入，简称“拜客收入”，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秋风”而已。

据统计，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路程远和收入多。自道光十八年年底到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呆了296天，期间外出拜客四次，共计198天。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达1200家左右。其范围广的另一体现就是拜客的类型，一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往来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从拜客类型中显见，除“议修谱牒”外，拜客的要义有三：第一，向亲戚朋友通报喜讯；第二，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四次路程简单相加计1221.93公里，据估计其实际路程不低于1500公里。四次拜客所得总计为1495.17两，外加进京做官沿途的拜客所得500两，所有拜客收入加总约2000两。按嘉庆道光时期的物价水平而言，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普通瓜菜如黄瓜等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每斤六至十文一斤，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简单计算显见，拜客收入约可购买50亩良田，或4万斤猪肉，不失为巨款。

拜客所得收入虽然解决了曾国藩进京资本问题，但拜客类型中所见的除亲戚和族人外，还有一类重要的人物——乡绅、官员与老板，他们在向曾国藩提供资助时，多少带点“投资”的意义，所以曾国藩在后期回忆这段经历时，颇为后悔：“我自从乙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沾染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为官初期严重收不抵支

虽然拜客收入颇丰，但曾国藩一路仆从花费、家中刻卷、应酬、购置家具衣物、日常支出等花销，以及这一年内曾家发生的三件大事：曾国藩长子和幼妹过世的两次丧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其中翰林四妹出阁的规模不小，“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为弥补进京路费和进京初期基本生活保障的赤字，曾国藩在进京途中也通过拜客获得收入。事实上，曾国藩为进京路费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借贷，如在十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八月，谦六在省会家严，面许借二百斤金。本日作书寄谦六，又为渠写联副”。二是干预地方公事的乡绅收入，有两件事情为证，一则为朋友朱尧阶租地进行协调，因前租户彭简贤阻挠朱尧阶耕种租地，不仅将彭简贤抓送到有关部门，还协助朱尧阶写状子到县衙告状；二则族人曾光文前来和他商量如何为曾逢吉办理诉讼事宜，如此等等。一般而言，做这些工作并非无偿服务，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质言之，曾国藩通过拜客、借贷和乡绅三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共计不低于2200两，另据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京官时期的收支结构可以看出，彼时前述三种收入的余额约为212.21两，表明曾国藩进京成本或家庭重大事宜支出约在2000两。

历时63天，行程2000余里，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到京，当时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并非仕途的起点，因为庶吉士为“三无官员”（无定员、无品秩、无俸禄），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作为补助。同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即七品京官。

清朝乾隆年间，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禄米”，折合29.25两银，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一两半每月，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折合10.71两银。综上，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5两。

京官前期收支结构中，进京初期支出的来源是拜客所得，如前所述，家族亲友没有能力帮助在京做官的曾国藩，暂时也没有第二职业和得差的机会，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违背曾国藩想做“圣人”的初衷，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曾国藩一方面沿用拜客收入“不足”的弥补办法——借贷，个人借贷85.53两，因管理长沙会馆进而有机会挪用会馆资金40两。此外，还挪用“人寄卖货银”（他人托他代卖货物银两）42.2两，由此可见借贷的总额为167.73两。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有时甚至渴望别人通过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降暑费）或别敬（离别分手礼）等方式获得外官馈赠，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的外官馈赠总额约为98.57两。显见收支结构中的俸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21.36%。

家庭用度是最大比例开支

接下来，我们从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养等方面陈述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家庭的支出结构。

“吃（用）”方面，道光二十一年间，曾国藩父亲和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的妻小入京，十一月生了一个女儿。曾国藩的家庭生活主要由仆人王荆七经营，购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用于仆人开支等。除工钱外，曾国藩及其家人还会间或支付仆人一定数额的赏钱。以上所有开支为176.14两。

“穿”方面，清代官服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按级定质以及自行支付等，种类繁多的具体表现为按出席场合分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冬天和夏天两种，按功能分日常服和出行服。特别地，具体哪天穿何种衣服，是由朝廷统一规定，而不是官员自行决定。按级定质的依据则是《大清会典》，其中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八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此外，清代所有官服均由官员自行购置，包括皇帝赏赐之物，如花翎等。所以，衣服是清代官员的主要资产，也占京官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大部分，鉴于进京之前，曾国藩购置了大量的衣物且生活简朴，所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衣物支出并不多，总计有33.44两。

“住”方面，京官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有自建或自购以及租赁等，因受经济能力等因素影响，曾国藩选择第三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京官租赁房屋的主要特点有宅子体面、周转率高以及讲究风水，所以住房开支也是京官生活支出的重要一项，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8000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10000文，外加搬家和装修等费用34500文，道光二十年的住房总支出折合97.87两。

“学”方面，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中明确说“在京多年，主要资产是衣服和书籍两项”。除买书外，买文具和笔墨纸砚等的花费也不少，因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据统计，全年在书籍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总支出为61.2两。

“行”方面，清朝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60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不论年纪品级都可以坐轿。曾国藩京官初期的活动范围除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如琉璃厂、长沙会馆和湖广会馆等。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到长沙会馆15次，琉璃厂13次，紫禁城7次，湖广会馆6次，文昌馆5次，圆明园3次，财神馆2次，送人离京2次。出行方式不外乎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或临时雇车、当时结算等。道光二十一年的出行交通费用为50.58两。

“乐（情）”方面，清朝后期，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打卡”（点卯），同时许多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中，所以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或升迁等应酬。在各种礼节中，最不可能少的就是给座师的节礼。此外，京官们还经常组织各种会，或品诗鉴文，或研究学问，会后必然聚餐。据统计，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间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等开支为90.17两。

“养（医）”方面，京官期间，曾国藩每年都会给家里寄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供家族中的老人滋补身体以及治病用的药品，给家庭妇女用的针线，给弟弟用的毛笔和书籍等。每次升官后，都将退下来的衣服寄回家中，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承担了父亲曾麟书回家的路费，以上养老和家族支出以及医疗等相关诶用支出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总计为59.35两。

综上，将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所有收支纳入，显见京官收入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薄俸制下，京官的俸禄收入略超过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为弥补基本生活赤字，不依赖外官馈赠的“清官”只能依靠借贷度日，如曾国藩为过年只能向朋友借50两银。支出结构的主要特点则是家庭生活支出和仆人开支占支出结构的比例最大，因人口众多且仆人不少（曾国藩家里约有6个仆人），除此之外的第二大支出则是曾国藩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而与学习等相关的“学”和家族养老与医疗相关的“养（医）”位居第四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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