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我常常觉得是片子在拍我，而不是我在拍片子 文汇

思想食堂，汇聚精彩文章。资深记者李宗陶用文字带你走进电影大师李安的精神世界。...





编者按：为什么家庭片、情感片、奇幻片、武侠片、西部片，李安都能拍？为什么拍完之后东西方都很喜欢？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三十六岁才拍出处女作？

本期文汇，就让我们透过李宗陶的笔，来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下雨天，潮腻腻的，鸭汤面馆老板娘坐在板凳上望向街面，喃喃自语：“弄不好今年就是倒黄梅。”一辆黑色轿车在她眼前打了个弯，拐进弄堂，几个人正一人一把伞迎候在那里。老板娘拢拢筷子站起来，返身进了厨房。右边车门打开，一个白了大半头发的男人下车，藏青色冲锋衣，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棒球帽随即戴上，压得低。从不同方向射过来的目光触不到被遮住的眼睛，只好在帽沿上稍作停留――那儿，有一处边角绽了线。

“导演，您瘦了。”化妆师迎上来。李安脱了帽，向室内所有陌生人微微颔首，经典的Ang Lee式微笑浮现――一种统一了谦逊、羞涩、无奈、温柔、纯真诸多色彩的表情，却淡。在他十几岁诵读的《论语》里，有曾子“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父亲要求他和弟弟背诵的《古文观止》里，有历史掌故，有文辞之美，有人生智慧和宇宙之道。

胞弟李岗说，谦谦君子是李安的禀性，他待人诚恳，待电影诚恳，待电影公司与同僚诚信 ，不敢乱用投资人的钱；他的镜头和叙述，不晦涩，不说教，有留白，有余韵，平静灵秀，对得起观众――好比打篮球，传球总让接球的人舒服。

李岗说，同时存在一个他不太能把握的“西方的李安”，虽然上初中以前，兄弟二人是睡一张床长大的。他看李安在纽约大学的毕业作品《分界线》(Fine line)，看《理性与感性》（他怎么会懂两百年前的英国？），看《卧虎藏龙》（这不是传统中国的武侠片，是西方视角的两个女人的战争，用的又是章回格局），都有那种陌生感。“每次他讲英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我不熟悉的李安出现了。”



《分界线》的剧本11页，片长47分钟，从1982年开始拍摄，1984年作为毕业作品亮相，一共花了两万多美元，李安说，是靠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林惠嘉赞助拍完的。曾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影视系教过李安三年级课程的丹·柯林曼（Dan Kleinman）教授说，“这部作品非常精彩。30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我再没有见过比那更好的学生作业。”《分界线》从上字幕开始就令人耳目一新――那是二胡和琵琶的音乐，但很明显是经过西方音乐熏陶后的那种感觉，不是简单地照搬东方音乐。他一开始就结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这使他在同学中很不同，使得这部片子得以鹤立鸡群，脱颖而出。”柯林曼教授是这部当年学生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见证人。

“没有人看完我的毕业作品还会说，这小子不会拍电影。”李安自己讲过的。

上海电影节论坛上，李安一如既往谦虚着：“我是36岁才开张，很晚熟的人……”事实上，他在艺术上是相当早熟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台湾艺专二年级拍的第一部18分钟超八厘米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灵感来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说《焚鹤人》），只是，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得晚了些。



李岗初看《分界线》大吃一惊：“哇，我老哥怎么会这个样子，没有经过青涩阶段，一出手作品就已经很成熟了。”这底下，不仅有台北艺专三年、伊利诺斯大学两年、纽约大学三年共同夯实的戏剧史、剧本研读、表演、导演、剧场运作的基底，不仅仅是王大川、邓绥宁、丹·柯林曼这些高明老师的耳提面命，不仅仅是麦克·尼克斯《毕业生》、伯格曼《处女之泉》、狄西嘉《单车失窃记》、安东尼奥尼《欲海含羞花》（大陆译为《蚀》）这些经典的滋养，更有一个从小“看叶子飘半天还不读书”、长长久久迷迷糊糊游离在精神世界里、好像生来就为拍电影这一件事情的人的痴情和天份，还有最后落定在台南的那个家所代表的文化的根性支撑。见到李安的人，言语一接，一种头绪繁多的底色慢慢淡淡地浮现。因为慢，需要回味，因为淡，需要留白。

从某个角度望过去，他像古代人，没有近人骠悍的ego――也有可能，他内在的“本我”已经强大到超越了形式上的“自我”。他的伏低伏小不是一种姿态，更像是一种习性，一种道家的无我无执、练神还虚，长在他身上了。他的待人接物是儒家的，彬彬有礼，不远不近，但又是重人情的。他的眼睛里总浮着一层温润的水气。



1993年《喜宴》在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李安穿件灰绿色羽绒服去领奖，正下雪，媒体一拥而上，朋友忽然迅速扒下他的旧羽绒服，把自己的呢子大衣往他身上一披，让他走上红毯。那天晚上很冷，朋友始终穿着单薄的西装，手里拿着他的工作服，李安说，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记挂着这件事。

早年在纽约一起穷开心、后来为《卧虎藏龙》作曲的谭盾讲过一件小事情：“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说：我要路过，看一下你太太。当时我很奇怪，还第一次接到朋友这样的电话。他专程跑来送一个带‘佛’气的台湾瓷器杯子。他跟我太太说：‘坐月子，用这个杯子喝水比较好。’我觉得李安有一种很淡的深情。”“到提升品质的时候，我们现有的东西不够用，就得借助西方，但中西混合也会出现不适应，我心里会有警惕。”李安是懂得体用互为表里的，进不到体内，终归用得浮泛――这也是西方导演拍摄东方题材时常表现出不够尊重的原因。

从《理性与感性》开始，但凡受雇于好莱坞拍西方题材，李安会把需要雇用私人研究员/艺术指导写进合约。在伦敦开拍之前，他大概做了6个月的功课。艺术指导露西安娜·艾辛琦领着他去博物馆、美术馆观看十八世纪的画作，参观建筑、服饰、景观设计，了解当时人的体态模样和时尚（《色戒》里为什么会选中汤唯那张脸），领会浪漫主义、大都会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还学习了动物——狗和马、猪和羊。

影片上映后，一堆人问李安：“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熬夜弄出来的啦。”他已经会用英式的dry humor了。《推手》结尾，两位老人在夕阳余晖里喃喃道：“没事，没事。”《喜宴》里，将军要跟老陈握手，老陈不敢，将军拍拍老陈的手，默默无语。《饮食男女》结尾处，父女共扶一碗汤。《断背山》里，拍得像中国山水画一样的美国中西部……这是李安的品味。中国人的山高水长，忠与孝，含蓄与厚道（李安说，厚道常常也是装糊涂），是从父母亲那里接过来的对中原文化的缅怀和想象。它们代表的旧秩序给过他安全感，它们内涵的旧式伦理和教养形成他人格的一部分。当李安遇见代表西方文化的优秀电影人，他们碰撞，互相讲解，来回切磋妥协，发展出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一种在两边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的世界语言。

不管形式题材如何变化，技术如何酷炫，到最后，打底的都是那个李安，那个会安排易先生在王佳芝床前黯然的李安，到最后，也无非是要激发观众的想象，搅动他们的心。

那么最初困挠过他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呢？

“（电影）是通过一整组人，用上我的心力和电影才能的分工合作。成果是属于大家的。从工作而言，我不会去分华语电影或是美国电影。从认同的角度来想，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华人电影工作者。今天我在美国拍一部电影，其实跟我在大陆湖南拍一部电影没有区别。你只要收录对话，跟人合作，开展工作。但支撑我的是非常中式的精神，我会根据所拍的电影进行调整，但它不会变。回到中国拍片时，我也会灵活采用许多来自美国的元素来改变我拍摄华语电影的方式。有时我会这么想，像约翰·列侬唱的Imagine，想象，想象一个没有国家、宗教之隔的所在……”

谭盾还讲过李安唱歌的故事。他唱得跑调，大家笑得肚子痛，他不好意思，也跟着笑，忽然把眼一瞪：“我再来一首吧！”那一刻，谭盾觉得李安像阿甘，生命中有一种非常顽强和朴素的东西，而他自己，并不太察觉――他那句无辜的口头禅：我也不晓得。

从29岁到35、36岁，李安花费许多时间推剧本，诸事不顺，靠太太养家。如果不是遇到林惠嘉这样理性又细腻、俞秀莲式侠女柔情的大女人，如果不是身上那种他不自知的朴素和顽强，可能撑不了太久他就改行了。纽约大学毕业的不少电影高材生在改弦易辙讨生活的路上，都会屈就拍那些跟自己毫无关联的东西，结果把自己拍没了。李安也在心里哀过叹过，自比秦琼卖马，或者卖烧肉粽的少年，但他就是不肯走。



然而，在兜售剧本屡屡碰壁的那6年里，他在电影上是有增益的，“西方奠定了电影的语法，它要求精准。苦头吃过，我就知道一个剧情长篇需要什么，电影结构怎么弄，商业电影怎么弄，每天在那边想，就跟学校一样，一直在不停的学东西，只是没有出手。我有一点才华，但不是一开始就凭才华震惊大家，然后凭个人魅力经营电影，我一直当学生一样，慢慢做，我不会志得意满。”

导演的才华是多重的，跟制片方打交道是一种，跟演员相处、捕捉他们调教他们令他们发光是一种，看清电影的目的――如同康德写下“人是目的”――安顿好自身与电影的关系是另一种。

李安很早就把自己看成是一段导体，一个燃烧自己伺服电影的工具，一个盛放菜肴的容器――里面是由最新鲜的食材、最精湛的刀工、最恰当火候烹饪出来的。所以他常跟年轻的外国演员、还有想当演员的小儿子李淳直说：“其实你并不重要，我也不重要，观众的想象最重要。”这决定了他拍出来的电影不完全是个人表达和宣泄，他给出的刺激也不是感官层面的，他要进到人心里去，他要人动情。这是当代许多导演已经不想、也不会了的。



“我常常觉得是片子在拍我，而不是我在拍片子。当然我在片场还是要有权威，下决定要非常明快，每天要做几百个很快的决定，这是我最头痛的事情。但只要熬过去，好像就有一种天意，就会出现一种奇幻感，姑且叫它信仰吧，就是这部片子在拍我，它一定要做成。当我决定拍一个题材的时候，它就主宰了我，我会用虔诚、纯真的心去做，这是一个责任，将来要面对观众的，不能打诨……必须把ego放掉，真的是片子在导我。”天尽黑了，毛毛雨在下。鸭汤面馆生意比平常冷清些。两个姑娘跑进来吃面，胃口蛮好，还加了份鸭肉。付了帐就要走，老板娘边收拾桌子边道：“书别忘记了。”她拿起书递过去，瞄了一眼，《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那个臂上满是刺青的化妆师什么时候出弄堂的，她不晓得。那辆黑色轿车什么时候从她眼面前开走的，她也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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