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补翻聊斋】《真定女》——女人真的如衣服吗？

所谓“大男子主义”背后往往是狭隘的“小男子气概”。...



本期要聊的《聊斋志异》的第二十九篇《真定女》。

《真定女》篇幅很短，只有短短71个字，但是却透视出封建社会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黑暗现象。



真定是个地名，《真定女》原文中没有详细写它是哪省哪府，应该是指现在的河北正定，那里也是三国时期常胜将军赵云的故乡。

故事的主人公是真定这个地方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刚刚六七岁就成了孤儿，于是就被丈夫家收养了。

古代封建社会，指腹为婚或者童养媳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不少姑娘刚出生甚至还没出生就已经有了婆家，毫无婚姻自由可言。

俗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俗语其实是口口相传变音而来的，原话是“嫁乞随乞，嫁叟随叟”。

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即被订立了婚约，那么很可能无论男方是贫傻痴呆还是白发苍苍，都没有改变的余地，只能认命。

这个六七岁的孤女被丈夫家收养，过了大概一两年，也就是八九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哄骗引诱她，和她有了夫妻生活，这个孤女就怀孕了。

随着肚子慢慢变大，孤女以为自己生病了，就把这事告诉了婆婆。

婆婆问：“肚子里动吗？”

她回答说：“动。”

婆婆感觉很奇怪，然而觉得她岁数太小了，不敢断定她是生病了还是真的怀孕了。

过了不久，这个孤女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的婆婆叹口气地说：“没想到才拳头那么大的母亲，竟然生下了才锥子那么大的孩子啊。”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二十九篇《真定女》。

仅仅八九岁的女童，什么都不懂，却在丈夫的哄骗引诱下生下了孩子，封建社会的黑暗可见一斑。

要知道，在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文明程度下，孕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本就极高，八九岁的女童受孕生产，更是一场死里逃生的劫难。

而更加让人感觉悲哀的是婆婆的态度——她叹口气说：“不图拳母，竟生锥儿！”

“拳母”和“锥儿”是形容母亲小、孩子更小，这形容虽然粗浅，但可谓传神，然而细想起来却让人头皮发麻。

这样的形容，透露出婆婆的态度不是心疼愤慨，即使有那么一丝丝惊讶，看上去也不过是对这么小的女童竟能生出孩子这种特殊生理现象的“新鲜感”。

语气里更多的，是戏谑，不过是像看到了“西洋景”一样的“讶喜”。

且不说出于伦理文明而对此事表示愤慨荒谬，连出于生命安全而表示担忧后怕都丝毫没有。

若要我脑补，婆婆的语气应该是：“哟，没想到她才拳头那么大的小孩，竟然还生出了个锥子那么大的儿子来呢。”



归根到底，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观念中，女性不过是夫家“物化”的附庸和财产。

莫言的《红高粱》里，有九儿与公鸡拜堂的桥段。

在封建社会，如果已经定了婚约的丈夫去世或者因病因事无法参加婚礼，那新娘也很难退婚去追求婚姻自由，只能与公鸡结拜，嫁入夫家。

这种事情，直到解放前，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发生。

山东“沂蒙六姐妹”之一的李凤兰，解放战争时期，她的丈夫参军，她就是和一只公鸡拜堂成亲，直到解放战争后，她才得知丈夫牺牲在战场上的消息，她终生未再嫁。

这种情况中的女性，有的是深明大义而自愿，但更多的是被迫或无奈。

它让英雄的女性更加光辉和伟大，但以现在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背后是更多女性的不幸和辛酸。



九儿的丈夫得重病连婚礼都无法参加，更别提正常的婚姻生活了，但是刚烈如九儿，也不得不嫁。

婚姻对于“九儿”们的意义，不是个人幸福，她们嫁的也不是那个死去或者病怏怏的丈夫，而是夫家那个“伪归属”的符号。

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婚约即成，很多时候意味着非嫁不可，没人在乎丈夫是死是活，也没人在乎新娘多大岁数，只成了夫家可以自由处置的财产。

面对八九岁的“媳妇”生下了孩子，婆婆那轻描淡写带着戏谑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真定女，她不过是夫家的一件“东西”，没人管她的伦理尊严，更没人在乎她的健康死活。

“哟，拳头大的小丫头还生下了个锥子大的孩子呢！”

一声“讶喜”，仅此而已。



其实，文明如现代社会，“物化”女性，把女性看成一件“东西”去占有、衡量的观念，仍根植在我们心里。

它的体现不仅有工作、生活中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更有给不同的女性根据姿色、工作、家庭背景和物质条件贴上高中低档似的标签，区别对待。

我们在潜意识里认定“高档女”必是靠脸靠后台吃饭，取得成绩必有“掺水”的嫌疑；

“低档女”竟向高富帅表白，把它当笑谈嚼来嚼去；

我们划分这样level的“高档女”应该被什么条件的男性“享用”；

那样level的“低档女”竟然说出那样的话，可同样的话从“高档女”口中说出来却不甚令人惊讶……

我们似乎真的以“女人如衣服”来评判她们：

我们容忍“高档女”的一切，就像以膜拜的心态忽略一件昂贵大衣上的线头。

我们挑剔“高档女”的一切，就像总觉得那件羽绒服卖那么贵不是因为它的内在，只不过是因为牌子。

我们容忍“低档女”的一切，就像“便宜没好货”的共识，根本不抱太高希望。

我们挑剔“低档女”的一切，就像很惊讶那件地摊货衬衫竟然敢要求干洗烫熨。

所谓“大男子主义”背后往往是狭隘的“小男子气概”。

现代社会，“拳母”不多见了，恐怕“锥儿”还常有啊。

下期聊《聊斋志异》第三十篇《焦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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