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林宴黑驴告状” ——珍品全本马派《范仲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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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范仲禹》推介

文：丁嘉鹏

《问樵闹府·打棍出箱》作为一部京剧传统剧目，不但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而且成为老生演员的基础戏和必修课。这一故事，早在在明代《琼林宴》传奇中已然定型，近现代著名昆弋大家郝振基就曾演出并灌录过唱片。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自弹自唱西城子弟书（即西调）著称于世的“单弦之祖”石玉昆，在编写长篇唱本百二十回《龙图公案》时，根据旧本中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别出心裁，改编成侠义英雄白玉堂等人辅佐包拯为民申冤办案，并且平定藩王作乱的故事，后世惯称《三侠五义》，对戏曲曲艺界的“包公”形象影响深远。其中，第二十二至二十四回就采写了此事。戏曲作品的主要人物则多是贯穿剧情的烈性穷儒范仲禹，并以其离合悲欢作为舞台表演的重点。

所谓“老生无腔不学谭”。虽然诸多名家各擅胜场，可但凡演此剧者，皆宗于谭派。自从该戏经一代巨擘、伶界大王谭鑫培加工整理、锤炼锻造后，被视作楷模典范，逐渐成为供后人临摹的圭臬。因其有深厚的武生、武丑功底，武功极佳、基功良好，得以灵活运用于老生戏，在其中创造性地加入了了“踢鞋”、“出箱”等高难特技，业已成为谭门专属甚至剧目标志性。不过，《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固然经典，但从剧情角度看却只是无头无尾的片段，起因、结局都欠交代，叙事上缺乏完整性。独树一帜的须生泰斗马连良有感于斯，对其增首益尾、加以连缀，根据个人风格、条件斟酌修订，最终于二十世纪末推出全部《范仲禹》，成为其早期本戏的代表作和奠基作品之一。其中“行路”一折的“原板”曾轰动一时，唱词突破了京剧常规的七字或十字句模式，委婉曲折、别致动听，为其锐意创新、开宗立派的肇始。从此“马腔”之说流布京华。1938年，马先生携同名旦魏莲芳在国乐公司灌录了这一唱段。

马先生对演出宣传和受众的理解十分重视，演出此剧时于戏报上标出了“复围赶考、中途遇虎、失落妻儿、问樵闹府、打棍出箱、阴差阳错、黑驴告状、包公断案”的相关关目，意在使观者明晰剧情、产生观剧兴趣。余叔岩携门生路过见水牌矗立，亦不得不予以肯定。包括《范仲禹》在内的一些本戏，原本在艺术上或剧本上很成功、技术含量很高，在50年代仍有演出。但由于过于累工且演出时间长，（往往达二三个小时）演员又得“不惜力”，故而到了60年代终于被“挂”了起来。索幸运此剧除去末场一段“流水”板以外，其他唱腔基本都通过唱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后来，马先生又分别向童祥苓、尹月樵南北两位传授过此剧，并在为后者授艺时留有录音。现存影像资料，则有马先生1960年所收弟子田中玉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实况，作为抢救工程被幸运地录制下来。其交代得十分清楚，做工骨上加筋、柔中见刚，舒展大方，以柔顺帅美对比于硬整脆快，节奏感、舞蹈性更强。尹老生前观后，认为“基本和马师所授者一致”。

马先生的“戏”是“完整”的，即故事与场子，艺术与意义双重完整的“本戏”。正是立足于“完整”的本戏，其种种“唯美”“求真”的理念和作为才得以有存在的价值。他从戏旨、戏史、戏情、戏词四个方面，来考量一出新戏的编排。同时还要有丰富的“艺术美”，唱念做演，服饰扮相舞美，无不精心打造，特别是做工表演，缜密细腻，灵动隽秀，更是“写实传神”的典范，力求达到戏剧艺术美与社会意义并重的平衡状态，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的本戏创作并非司空见惯的先打提纲，几人凑合上台的简易模式，而是花费数年的时间精心准备的结果。正如其自述：“所谓新剧本，有时候是失传的，有时候是原来的剧是全部的，渐渐被人摘其中精彩之一节来演唱，现在我们又重新整理，把人家已不演唱的头尾再联起来，完成一个全部剧。但这种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头尾往往失传不可寻，自己当然不能凭空捏造，遇到这时，我便和诸位文学家，戏剧家共同研究，参考许多旧书，然后才编纂起来。”这也正是其对京剧及传统老生表演艺术做出推动作用和创造的原因所在，不愧为一代里程碑式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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