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驻留700小时后，我对这座城市依旧感觉陌生

 

每次我在前往机场的那一天都会和家里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一架，这是我一年里少有的能把自己气到发抖的时候。

半年前，我因为去机场穿哪条裤子和家里人吵到路人侧目。再往前，我因为怎么在箱里里面放厨具又吵了一架。诸如此比。听学心理的人说，这是常见的旅行焦虑症，原因无非是因为对目的地心存恐惧。但我每次觉得，我内心的焦虑大多来源于对于家乡逐年攀升的陌生感。

北京的面貌对我而言正在变得更加模糊。从菜市口搬走之前，一个50多岁的老街坊看着我家正在搬运的家具，突然问起我来：“你家是住XXX号的那一家么？”

我点头。

他又问：“你父母都是北京人？”

我说是。

“都是1949年以前家里在北京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他是。

但我知道我们家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从东北高考考进了北京，继而被安排工作，拿到了北京户口。我的父亲虽然在海淀长大，但他不是胡同串子，爷爷奶奶也没一个是北京的。所以这样捋下来，我充其量算是被稀释过的东北人。

但毕竟打小在南城的文化里浸淫着，骨子里难免夹杂着北京人的傲气。冬天从家里走不远，就走到法源寺，再穿过几个破败的杂院，你就会走到牛街。在某个十字路口，你从远处就能看见一条长长的队伍。

懂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在为聚宝源的现切牛羊肉而排队，这里的牛羊肉不仅鲜，煮出来的浮沫少。更有人会压下声音来跟你说，这些牛羊在宰杀前都会被人诵经，吃过之后罪恶感会降低些许。

从那里向西南看，你还能看见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的塔尖，在静静地接收着信众的祷告。

北京的凛冬曾经是锋利而浪漫的。西北风大作的日子里，人们总嫌自己裹得像胖了十斤，总是在讨论着今天的风有多硬，你妈在出门前总是在问你还要不要再加一条毛裤。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在会在雪天之后走出去，嘴上说着“瑞雪兆丰年”，手上却已经攒好了雪球准备塞在别人脖领子里。走上街，路旁被雪覆盖的车上被人用手指画满了无意义的符号，台阶和柱子顶端堆砌着歪脖的雪人。情侣们反复上演着一方给另一方用哈气嘘着冻僵的双手的老梗，你表面翻了一个白眼，心里却惦记着年后要不要找个对象。

这样的日子在我离开北京后的第一个寒假就悄然遁形，代之以无尽的雾霾和阴沉的天。因为时差和空气，我每次回来定会大病一场。这次回来在明知会病的情况下我便早有准备，留守在家，清汤寡水，在家里运动，各种各样增强抵抗力的保健品一把一把的吃。但即便如此，我今年还是有将近100小时处在病态之中。

雾霾也一如其他重大事故，笼罩着北京的舆论场。人们在朋友圈里声讨着当年信誓旦旦的提头市长，转发着“为孩子们安装净化器”、“这五个律师把…告上法庭”。雾霾下的人们反而像脱下了另一层外衣，开始在“我为什么没有搬回美国”里自我开脱，在“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中无奈地发出别吃太饱的黑色幽默，在焦虑中快速活着。

这700个小时里我见得熟人不多，算起来一共就三个人。而几乎所有人都在以各种理由劝我赶快让我离开这座城市。这三个人有出国在外的，有一直住在北京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给我的建议却又出奇的一致：离开这里。

这座令我原本就感到陌生的城市在微笑的细节里显得更加难以捉摸——Page One里曾经琳琅满目的杂志区被挪放到了角落，新闻类杂志被一些设计类季刊替代。电视里对于天气重污染的报道显得避重就轻，一场尚未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又要被当作歌功颂德的素材。人们在夜店里渴求着搭讪和艳遇，却没有人主动说话，怕丢了身价。

在重雾霾天中，我突然想起自己某天翻自己手机里有首北京民谣乐团的歌，第二句是：

在大雾里迷失 在晴天里晾晒 在阳光下思索 雨天里离开

那一个瞬间，我才觉知北京在我心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感觉，而非一座城市。可悲的是，这种感觉即便在我回到北京时都难以找回了。

我又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对于故乡的陌生感：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魅力，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仿佛也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