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怎么变成了老来防儿？
养儿防老还是老来防儿？重要的不是道德伦理，而是产权制度。...
文 风灵
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是基于“孝道”。谈到“孝道”，人们多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要求，但“孝道”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更在于它是一种产权制度的安排。
孝道确立了家长的至高权威，实际上是确立了家长对于子女的产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方面，家长对子女有予取予夺的权力，对婚姻嫁娶也享有决定权，子女必须服从家长，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实行家庭财产共有制，父母健在，严禁分家别居。子女没有独立的财产，其收入便是家庭的收入，由父母控制支配。加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下，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便如一家企业，老板是家长，子女都是打工的，而且不能跳槽。家长控制生产资料，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控制子女的生计，从而控制其生产成果。如《孔雀东南飞》中就生动地描写家长对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的双重主宰之权。“鸡鸡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便是以刘兰芝干活不力而将她驱逐，她被遣回家后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去留。“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由于父母之命不可违，夫妻二人所能选择的唯一反抗方式只能是以死殉情。
这种制度安排，得到了法律和道德的强力支持。古代帝国推行“以孝治天下”，历代法典都有“恶逆”“不孝”等罪名，皆属“十恶不赦”的重罪，严刑峻法，以为威慑。而道德的谴责，在以宗族为主的熟人社会里更是人言可畏，让违逆者身败名裂，难有立锥之地。即使到了民国，名人吴虞与父亲决裂分家，尚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成为其终身的污点，便可见一斑。
重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两大类。在中国古代，对有形财产的保障并不完善，资本品如牲畜等易被盗抢，土地也易被豪强兼并，但子女基于其属性，很难被他人抢夺，而且如前所述，国家从多方面保护家长对子女的产权，使得生养子女成了最重要也最有保障的投资方式。子女甚至不必成年即可投入劳动，子女众多，更具有规模效应。在普遍贫困，家庭所拥有的平均资本都较小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所获收益显而易见。“多子多福”不仅仅是一句祝愿，更是活生生的现实。“养儿防老”，当然也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其他古代国家，子女也都是父母重要的投资品。不管是不是主张孝道，古代文明都有着相似的家庭制度，比如古罗马有著名“家父权”。然而，时代变了。梅因《古代法》中的名言历久弥新：“迄今为止，一切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古代法》一书详细地论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重要的一环就是家父权的衰落，家子获得了独立的人格。我国的现行法律认为父母子女地位平等，虽然规定了子女的赡养义务，但主要是针对无生活来源的老人，要求也很低，其立法目的并不是以此保障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收益”，或作为父母的主要养老来源。道德上，将子女当做父母的私有财产为所欲为已为舆论所不容，“养儿防老”的制度基础已不复存在。而将“养儿防老”看做是一种契约的话，天生具有极大的缺陷。
如果“养儿防老”是一种契约，也即是父母抚养子女作为投资，换取年老时子女对父母的回馈，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回馈。这一契约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跨度非常长，从投资到获得投资回报有长达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双方的履约不同时、不对等。子女年幼时，父母投入物质、精力和时间等成本抚养子女，子女没有回报的能力。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他本应该回报父母，但从经济学角度，此时他具有违约而不是履约的激励。因为此时父母的义务已经履行了，无论子女履约与否，他以前所享受到的好处都不会有所改变了。而人总是在边际上考虑行动决策，也就是衡量某个行动带来的成本收益之比，来决定是否采取该行动。因此，除非他能得到追加的好处（比如父母可发挥“余热”，或有可供继承的财产），否则他就没有回报父母的动力（涉及到非子女的儿媳女婿就更是如此）。
先不说啃老一族，我们亦多见这种情况：如果父母本身的经济状况好，资源多，子女往往尊重孝敬父母，家庭和睦；而如果父母本身生活贫困，缺少收入来源，与子女之间就常会产生赡养纠纷，而落到老无所养的境地。于是就形成了悖论，越需要子女回报的父母，子女越没有动力反哺。比如，在调查农村老人自杀的报告中，老人生了病，家里算的便是经济账，如果医疗费要花约3万，而老人每年劳动能得到3000元的收益，治好病后能多活10年或以上，那么治病就是划算的，否则家里就不会给老人治病。就这样，养儿防老成了老来防儿。
如果老人求助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赡养义务，一般城市里子女每个月给几百元钱，农村里每年给几百元钱，就算履行了义务，与抚养子女的成本相比，这样的投资回报显然低得吓人。至于精神上的回馈，虽然法律规定了“看望父母”的义务，显然难以强制执行。
此外，如果养儿真的能防老，那么从子女的角度来看，他也应该将资源投入他的下一代，而不是用来回馈父母。因为他也要养儿防老做投资啊！父母该投入的已经投入了，回馈父母无收益或低收益，投资于子女则可寄望于未来的回报。海淀区的家长愿意每年花几十万为自己的小孩报课外培训班，花几百万买学区房，他愿意花同样或更多的钱给自己的父母旅游、养生么？恐怕他更多的是还希望父母在经济上资助自己，资助孙辈吧！
可见，养儿防老作为契约，本身就具有激励违约且不可持续的特性。因此，如果每代人都是明智的，其选择就应该是减少对子女的投资，而增加自己的储蓄和投资。现代主流文明国家，生育率普遍下降，即使生养小孩，也多是养到成年即止。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养育子女，已从投资行为变成了主要是消费行为，即享受养育子女的过程本身带来的快乐。
那么，有没有可能恢复对父母投资子女的制度性保障呢？如前分析，除非社会结构倒退回前工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农耕文明，以宗族血缘组成大家庭，确立家长的权威，财产共有，归家长控制处分，否则即不可能。这不但有悖于独立平等的现代精神，且会导致社会分工退化，经济倒退百年，实不可行。而就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早已打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自由流动、自由迁徙、自由择业是社会趋势所在。年轻一辈，往往上大学时就离开家乡，或者十几岁便出外打工，与父母别居。
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则二胎段子：“养育一个小孩就像发射卫星，花费十几年的心血精心确保每个细节和数据的正确，时刻警醒不让卫星有任何偏离轨道的可能，最后一朝发射成功，考上大学，然后卫星就消失在茫茫的外太空，只剩下定期不定期的发回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把钱发给了卫星，叮嘱吃好穿暖……卫星又发回来微弱的信号…别啰嗦…别啰嗦…别啰嗦…如此坑爹的事情，现在居然号召大家再来一次……”
成家后，夫妻两人与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组成核心家庭也是社会主流。夫妻一方的父母即使同住，也很难融入核心家庭，更罔论掌握家庭的财权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思想观念的进化，不是“弘扬孝道”的道德说教能够阻挡的。
养老是每个人的大事，国家靠不住，子女靠不住，那该怎么办？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储蓄和投资（包括商业保险），并以养老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式降低个人养老的成本。储蓄和投资要能可靠，同样需要对产权的制度保护，除了对有形财产的保护外，还必须防止国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掠夺老人的财富。通货膨胀是储蓄养老的头号大敌，但若因为通货膨胀，便寄望于养儿防老，其实是缘木求鱼。
喜欢的话一定要多多转发分享啊！扫描或长按下列二维码可关注订阅号“风灵”：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相关文章 “谁动了你的奶酪？——中国养老问题真相 ”，虽是一篇老文，自觉还是说到位了的，O(∩_∩)O哈哈~
关注 风灵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