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右学人】苏杰：从秀才到学究

苏杰（1967— ），山西运城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致力于版本校雠学研究。著有《三国志异文...



苏杰（1967— ），山西运城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致力于版本校雠学研究。著有《三国志异文研究》、《中西古典语文论衡》；译有《西方校勘学论著选》、《抄工与学者》、《分析书志学纲要》等。

出学校门进学校门，换过了几所学校，从学生变成了教师，没有改变的是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是个耐人寻味的字眼。过去有所谓“渔樵耕读”之说。不事生产的读书，居然与打鱼、砍柴、种田并列，也成了一个行当，今天说起来未免有点心虚。

寻思读书与生产的共同点，其结果都是改变。不同在于，生产（比如制造）改变的是操作对象（原材料），读书改变的却是操作者本人（英语中把这称作operational closure）。

检讨自己的秘密书架，回溯自己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忽然有几分近乡情怯的犹疑，有几分贫士解衣的羞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就是阅历。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读书也是。一辈子读得的书虽然很多，但影响人生方向的常常只有几部，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影响我人生方向的第一本书是狄更斯的一部小说，书名叫《我们共同的朋友》。

中学时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小说家。因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小说家，能够像神一样，创造一个真切的世界，让人阅历其间，若迷若悟。当时爱看翻译小说和古代小说，以为经过了空间和时间筛选，相对更为经典一些。偶尔读到王智量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对狄更斯一见倾服，心慕手追，写日记都模仿其风格。

后来高考报志愿时，尽管我为自己规划的未来是小说家，却对中文专业有些迟疑，觉得许多大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身。当时想起狄更斯是法律出身，幻想若能蹑其遗尘，遍观世象，或许在写作上也会有所进境，于是就报考了法律专业。就以这么个天真得近乎荒唐的理由，我进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套用流行的句式，可谓“一读查理（狄更斯）误青春”。

在北大接受法学训练的同时，我得以放纵自己在文学方面的阅读兴趣，颇读了一些外国小说译本和中国古代小说。狄更斯的小说当然是几乎全部读了，其他印象比较深的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的卢梭、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美国霍桑、麦尔维尔、斯坦贝克、拉尔夫·艾里逊等等。凡是觉得重要的作品都拿来读，做摘抄做笔记。后来又读了不少英文小说，觉得比较好读，反复读过多遍的，有God Father（教父）和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为了挑选最值得读的作品，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当时对一本小册子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学习得尤其认真，目标还是奔着小说创作去的。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也是如此，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尤为用心。由文学批评进而到美学，进而哲学，印象比较深的有泰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桑塔亚那的《美感》（缪灵珠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当然，由于学的是法学专业，也读了一些法哲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就这样让自己的脑子成了各种文学、各种思想的跑马场，任其留下或深或浅的杂遝印迹。后来想系统地阅读文学、美学、哲学、史学各类经典著作，便先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看起。读到张之洞《书目答问》的一段话：“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入辞章者其词章可观，自经学史学入政事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觉得找到了读书的次第与门径，于是决定先从被称为“小学”的语言文字之学开始。最早读的是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然后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当时与同宿舍的丁飞同学一起读中外名著，一起到琉璃厂中国书店淘国学书，一起买石头学篆刻。毕业后，丁飞同学成了一名检察官。而想要做一辈子学生的我则考取了汉语史的研究生，希望由小学出发，继续自己尽窥天下好书的纸上历险。

殊不知这起点竟成了终点，小学是我今天的专业。还套用那个句式，可谓“再读南皮（张之洞）误终身”。

研究生阶段，在接受语言文字学训练的同时，按照“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对经学也有所涉猎，主要是熟读、背诵了一些基本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以及《尚书》、《周易》的一部分。因为号称读书人，肚子里没有成篇的书（所谓“腹笥”），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而背诵这些书，是一百多年前读书人的最起码的要求。比如《红楼梦》里贾政要求：“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而贾宝玉则担忧盘算：“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

学习、背诵这些经典时，我用的是世界书局1936年据清代武英殿本合并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代按世界书局本原大影印的本子。这些书，有朱熹的双行小字注，《尚书》则是蔡沈注。之所以用朱熹的注，只是因为那是明清之际主流知识阶层的必背内容，纯粹是从便于理解当时文献的角度出发的。当然，也参考清代以降各家的注，如马瑞辰《诗毛氏传疏》、程树德《论语集解》、焦循《孟子正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将自己觉得重要的内容批注在所读本子之上。时间久了容易忘记，大概每一两年都要再过上一遍。

后来对《三国志》文本进行考据时，体会到“由经学入史学”这句话在文献校释方面的意义。因为陈寿以及裴松之注中所引各家，对于基本典籍都是烂熟于心，各种引用触目皆是。如果不熟悉作者所熟悉的经典，在校点训释方面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自己读书杂乱，进益不多，不过可以告诉年轻同学的是，前人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深造门径，我的切身体会是，古之人不予欺也。

有心栽花花不发。一心想当作家的法律系学生最终成了文献学者，终于把秀才作成了学究。阅读大量经典所启发的不是创作而是述而不作。

翻空出奇的文学创作与征实考信的文献整理似乎迥不相侔，不过兼而擅之者亦时或有之,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创作能力亦为考据之资。

近几年从事西方校勘学、版本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读了一些西方考据家的著作，对英国诗人、古典校勘家A.E.豪斯曼甚为倾服。豪斯曼的才气、学问有点儿像钱锺书，既有脍炙人口的创作，又有令人叹服的考据，而且，即便是考据著作，也是出语精警，言辞犀利。人们对校勘的性质有着广泛的错误印象，许多人将文本校对当作校勘。校勘绝非如此机械。豪斯曼把校勘比作狗抓跳蚤，要求的是敏感与准确。他套用拉丁成语“诗人是天生的，不是教会的”，说：“校勘家是天生的，不是教会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校勘与诗是相通的。校勘是在现有文本证据的基础上，试图准确理解、把握原作者的措辞命意。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路德维希·比勒尔则说：“校勘家穿透作者的思想，想其所想，几乎与作者合为一人。他也许与后来发现的文献证据相矛盾，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像作者同时代的一个合契同情的亲密朋友一样对作品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A.E.豪斯曼正是我们这一代所公认的这样一位校勘家，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校勘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45页）

由此看来，作为文献整理研究者，似乎也不必为自己时不时蠢动的文艺的心而感到羞惭。

去年曾参加一位颇负才名的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那位同学在后记中说，比那篇论文更能代表他三年心血的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我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意，心头涌起了许多感慨。从秀才到学究，二十几年过去了，小说家的心并没有死掉，还在希望有机缘重拾旧梦。

原载2015年5月2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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