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 “大风”中的故乡——评李凤群的《大风》（刘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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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群

长篇《大风》2016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

认识李凤群，是在某年江苏省的青创会上。那时，她的《大江边》刚刚出版。因为聊得开心，我在会议的间隙，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读完了她那部厚厚的作品。六十多万字的现实主义小说，散发着生活厚重的质感，与眼前柔弱年轻却饱经生活磨炼的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谁都知道写长篇小说是个体力活，在当下浮躁和速成的氛围里，要完成这样的大部头，光是那份坚韧和毅力，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因为那部小说，我烙下了关于江心洲的记忆——我知道在现实地理中，它距我并不遥远；我甚至还短暂去过一两次。因此，情感上既亲切而陌生。但我知道故乡对于大多数作家的意义。

也因此，我关注了李凤群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两部小说，《颤抖》（2013年第4期）和《良霞》(2014年第7期)，见证了她由外而内、由宏观而幽微、以江心洲为对象的执著的掘进，也听闻了她关于北京研讨会和获奖的成功。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我其实更喜欢《颤抖》，尽管作家似乎更偏爱《良霞》。《颤抖》尽管已经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我认为评价还应该更高。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乡下人进城、底层写作等，蔚为潮流，颇多优秀之作，但大多是以故事为纲，写城乡文化伦理冲突和个人命运遭际，主要还是外部现实主义。《颤抖》中，江心洲的女孩来到了城里——在以男性主人公为主的打工文学里，即凭此一点已经颇有代表意义——不仅如此，作者的笔触直指女主人公的内心，直指其因袭的、来源于农村(江心洲)的重负。为了深入剖析，作者采用了双重审视，一是“我”的自审，一是一凡的“他”审。阻碍女主人公融入城市和正常生活的“颤抖”，是由粗砺生活本身所挟带的怀疑、防备、乞怜、禁忌、仇恨、恐惧等构成。作者一一辨明其来源，就像在阳光下抖落破棉袄上的蚤子。而且，不惟是“我”，其实无论是一凡，还是乞丐，生活中的很多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债务。当代小说对人性的剖析，很少达到这一深度。而作者之所以能在一个小长篇中做到举重若轻，是因为这是符合“冰山理论”的写作。在“颤抖”的海平面之下，是超过60多万字的对江心洲历史现实的思考和体认。

《良霞》当然也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甚至更温情更感人。但唯其温情感人，让我觉得相比《颤抖》少了面对现实的锐度。事实上，我有点怀疑良霞作为一个乡下女孩，在经历了从天堂坠落尘土(甚至是地狱)的巨大打击后，是否能在承受中无师自通获得通达的生存智慧。这有点类似于余华的《活着》，但福贵的通达，是在不断的打击中逐渐获得的；相比而言，良霞的看透，似乎来得过于容易。但当我读了作家的创作谈《不点破，靠近自由》，明白了李凤群偏好这篇小说的原因。因为在良霞身上，寄予了作家对于江心洲(其实也是这个世界)的梦想和出路。——但我依旧觉得，由于小说整体的温情，使得作家的梦想多少有点乌托邦式的脆弱。

在此之前，我曾经担心作家针对江心洲的写作，会陷入自我重复或者无以为继的窘境。但当我阅读了她的新作《大风》(《收获》2016年长篇小说春夏卷)后，明白只是杞忧。卡夫卡或者马尔克斯等的写作实践已经表明，细致的写实可以达到寓言的高度。如果把李凤群上述四部小说按发表时间排序，我们将会依次看到，一个写实的江心洲，一个反思的江心洲，一个梦想的江心洲，以及一个在《大风》中呈现的、近乎哲学或寓言的江心洲。在这部最新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江心洲”走出狭窄的地理一隅，走向更为广阔的宇宙的可能性。这是对作家这些年来克服诱惑、孜孜不倦、心无旁鹜于故乡写作的褒奖，也是激发我写这篇评论的重要原因。大风与故乡

小说的题目当然是有意味的，李凤群喜欢用两个字以简胜繁(看看《颤抖》和《良霞》)。但这篇小说，题目本可以有很多备选——比如谎言、背叛、逃离什么的，起码它们都在章节上占了一席之地。而“大风”呢？事实上，小说读到快一半我突然意识到——不是意识到其存在，而是意识到其不存在。它促成了我对小说的首次回顾。小说开始部分，“大风”是无处不在的。不是作为情节或者结构，而是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由此构筑了一个动荡的世界。大风中，第一代张长工带着五岁的张广深在象征着一去不回的祖屋大火中，开始了从地主到一无所有的逃难生涯，直到他们在江西乌源沟落脚，大风成为他们漫长苦难的见证。

对于江心洲，有江便有风，大风之于江心洲，存在本来很正常。奇怪的倒是它的不存在——它在较长的一段历史叙述中的消失——直到第三代张文亮一代，随着江心洲人纷纷出去挣钱，大风才重新进入叙述；而越到叙事时间的最后，伴随着第四代梅子杰出窍的魂灵，大风再次开始弥漫江心洲的现实世界。

因此，我喜爱“大风”这个意象。大风呼唤着我们对它的理解。大风的根本特征是不确定性，正如颠沛流离的命运本身。它见证了第一代的逃难，导演了第三代的悲剧爱情（陈芬与张文亮的相遇，是因为大风吹走了她的衣裳，使两人得以相见），并且，给了试图逃离江心洲的第四代梅子杰以戏剧化的致命的一击——好的小说是拒绝偶然性的。出走的梅子杰被风从楼上吹落的花盆击中头顶，这似乎是一种偶然，但其实不然。因为大风中的江心洲一直是动荡躁动的，在这种动荡和躁动之中，一切偶然都具有了其必然性。

小说的结尾，大风越吹越烈；我们仿佛看到已经空巢化的江心洲，如同梅子杰的魂魄一样无根地摇摆。小说在大风和一场真正的葬礼中戛然而止，但想象中的大风不会停止。如果大风一直这样吹过，江心洲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它会不会像《百年孤独》里的乌拉贡小镇一样，被连根吹走？

正是在大风的背景之下，作家一直在书写的江心洲就像阿三的船只一样有了动荡之感，并不知不觉拥有了寓言的高度。起码从地理位置上看，江中之洲在本质上是无根的。它被水与外界隔绝，而水，正如小说中陈芬外婆所言，“水是靠不住的啊。”值得一提的还有姓氏。姓，人所生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是血脉之所系，家族传承的标志。而小说中，“张”氏家族是否姓张，其来源本身成疑。

大风之中，无根的江心洲，可疑的家族来源，对意在寻根的作家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谎言与梦想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在另一篇散文诗《希望》中，他又说，“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

对于李凤群，尽管无根，但人总归得靠“根”才能安稳地活。于是，就有了“谎言”。谎言何尝不是希望？

“谎言”是小说第一章，也是回荡于整个小说的主声部。小说一开始，正是借助张长工最后的谎言（制造自身的死讯），几代人才从物质世界中得以暂时摆脱出来，如同飘零的浮萍，重新在江心洲之“根”重聚。在小说展现的四代人中，第一代张长工无疑是家族的象征。然而第二代张广深的眼里，张长工一辈子与谎言为伍；第三代张文亮却认为，“相反，你太爷是一个喜欢炫富的人。”小说有意抛出了这个命题：“一个人怎么可能既喜欢炫富又喜欢哭穷呢？”

这个悖论式的难题，其实共享着内在一致的逻辑，那就是民间的生存逻辑。谎言是抵抗“大风”的武器。而五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大风，在根源上是不一样的。对前者，富裕成为原罪，所以要哭穷；而后者，贫穷成为羞耻，所以要炫富。

生存是民间的第一法则，但谎言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是梦想，是无根之根。正如生活，有现实和精神两个维度。真正的“根”，在逃难之初的那场大火中就永远地失去了；而江心洲，如前所言，在本质上是无根的。以贫穷为荣的第一代，以及只满足于攫取生存的第二代，并不存在“根”的需求。对“只能一个时期干一件事”的张广深，人生就像一条直线，既不需要谎言，也不需要梦想，因此，日子尽管贫困，却容易得多。但对在江心洲长大的第三代张文亮，面对时代的大风，“根”开始成为问题——从年龄上看，这也正是作者本人一代。在这样的困境中，“谎言”解决了问题。它支撑了张文亮的青年时代，让他敢于骄傲地谈“故乡”，让他在最贫穷的时候也最富有。但它同时也验证了两点，一是对江心洲人，“故乡”其实在别处；二是“故乡”其实有着与谎言类似的虚幻色彩。

梦想毕竟是梦想，无法取代坚实的现实。这是张文亮们的悲剧，也是他们隐藏的恐惧和空虚。张文亮曾经执著地寻找祖先和梦想，但毫不意外地失败了。谎言变成了挽歌。当希望的盾牌之后，被发现是空虚，便难以再抵挡暗夜。虚无之中，人总得有点依靠。小说指出了无根无梦的一代人内心的空虚：“我以为他变了，其实他并没有变，他做的每一件事，以前是找祖宗，想找到根基和依靠，现在是拼命挣钱，其实都是因为心里不踏实，就跟我现在一样，就算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会吓一跳。”谎言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金钱拜物教取代了根与梦想，这是尽管悲凉但却符合逻辑的结果。张文亮个人的转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活着与时间

《大风》有着精巧的结构。小说以张长工的死讯开头，一家人因此从各地返回到“故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包括魂魄叙事在内的多声部独白。这让人想起了福克纳的著名小说《我弥留之际》。但是，后者以死者之死为起点，开始了一段荒谬而执着的旅程；而《大风》，却是以死者之死为终点，还原、拼凑、回顾了四代人关于谎言、愤怒、背叛、寻找与逃离的家族史。90多岁的张长工，即便躯体在整篇小说中已经奄奄一息，但正如《百年孤独》中马贡多小镇上的乌苏拉一样，却依然是江心洲(或者张氏家族)的旗帜(小说中飘荡着两个魂魄。相比同样奄奄一息的第四代梅子杰，张长工依旧是这个家族顽强的守护者)。因此，它在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写作；张长工和良霞一样，是空心化的江心洲的两个守护者，而两人的先后死去(在《大风》的一开头，小说通过爷爷张广深之口宣告，旧年，徐家姑姑徐良霞过世，四十五岁，明确了两部小说的关联)，连同“无根”的江心洲上空的“大风”一起，指向了江心洲历史的“终结”。

即便是终结，依旧需要在“终结”之后寻找出路。无信的民族，没有救赎。承受，活着；或者说，承受活着，这是作者在“失根”之后的精神归属。张长工在漫长的历史苦难中，证明了自己生命的韧性和基于民间生存经验的睿智。他不仅是家族的造梦者，也是家族顽强的守护者。在五十年代政治风云变幻的大风中，他通过谎言给儿子平静的天空；在七八十年代，他给孙子编造好梦以抵御饥饿以及获得尊严；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江心洲的大风中，他又力所能及地包容关照着孙子流浪在外的私生子。

因此，以《大风》为标志，李凤群体现了她以江心洲为出发点对人类境况的整体思考——悲观而不乏信心；痛苦而不乏温情。在恶劣严峻的生活中，张长工告诉儿子张广深：“儿子，只有这条命你可要守好了，你不仅守好这条命，还要再生一个儿子，起码一个，最好三个，有子孙就有盼头。”在后来江心洲饥饿与落魄的时刻，面对孙子张文亮“好运是怎么降临的呢？”的发问，他的回答是：等。——边活边等。在关于《良霞》的创作谈中，李凤群正是这样宣布的：“人世间最大的光荣是：当我们无力反抗时，承受，不点破，恰恰是获得自由的方式。”

正因如此，历史被作者写出了幽默和热闹。逃难时代张长工夸张的谎言，是反讽戏——批斗会的舞台具有现实和象征的双重意义；张广深愚笨的偏执与天真的狡黠，让人哭笑不得，是滑稽剧；恋爱中，张文亮把一切许诺给陈芬，是春天的浪漫剧；张文亮的婚姻生活，是心理剧和生活剧；陈芬的自杀以及梅子杰对张长工的报仇，是黑色幽默剧。各种活着的姿态，正是大风中的自由。能放能收，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旦自由，便见才情，这是李凤群的才情。

当然，还不仅是才情。在我看来，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思考，是衡量优秀作家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李凤群对“江心洲”孜孜不倦的修复与思辨中，已经隐约看到了一个宏大的文学世界的崛起。但是，我也坚持认为，活着与承受，并不能解决精神问题。因为无根的灵魂，依旧需要安置。从这个意义上，《大风》只是作家向历史再次投去的深沉的一瞥。当江心洲的历史，在大风之中，随着两个死者之死而终结，新一代人，如《颤抖》中的“我”一样，已经背着江心洲历史的重负，向新的世界进发。在此过程中，注定要经历这种形而上的痛苦、“颤抖”乃至失态，但除了直面并超越这一切，别无出路。我感受到，在这一路向上，李凤群依旧在寻觅和思考之中，但她无疑已经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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