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与1984重逢

 

有人说,读奥威尔的1984能感到对极权刻骨的恐惧,而今天的尼日利亚,很有可能还活在它1984年真实的历史阴影里,有人祈祷,有人绝望,而更多人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牢骚与奔波中,仿佛一切如常,或许一切如常。...



IFC在两周前把对尼日利亚今年GDP增速的预测从4-5%降到2.3%。我画曲线图的时候,看着这个down arrow,好像一个无形的重担,啪的一声压在了1.8亿人口的肩上。

除了GDP降级,最近身边还有一些新鲜事。比如,拉各斯的交通更恶劣了,因为燃油紧缺。除去以前文章里说过的产油大国没有足够炼油能力、燃油补贴歪曲了市场供求的原因,还有传闻说是有些势力刻意恶化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当然,这个传闻一发,又有新的传闻说是官方散步假谣言来摆脱责任。而加油站前不分日夜的队伍越排越长;这些饭后谈资,不过cake上的icing, 对普通人并不重要。

周二,一个当地富二代同事在豪宅里被入室抢劫了;她住在最繁华的街区,隔几个block就是警察局和军队。这种只有在约翰内斯堡听闻的事,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拉各斯发生。或许,这是经济形势之差和人们对警察/军队蔑视之极的暗示。

一件喜事是司机Sule回到北方的家乡结婚了,迎娶的娇妻比他小12岁,是家长安排,他自己也喜欢的紧,婚礼后会带妻子来拉各斯生活。而据说政府反恐的预算吃紧,博科圣地还未消退,北方的经济依旧如斜坡上的泥沙一般缓慢却不停地下滑。我还是每周收到一封NigerianSecurity Tracker的邮件,清楚写明每天北方被杀了多少人,我也偶尔挂念Sule的婚礼可否顺利。

这些悲欢交错的故事,被时空定位在2016年的尼日利亚,这是油价低靡、通胀加剧、布哈里掌权第二年。历史有趣之处在于时代演化和重合:1984年,同样是尼日利亚油价低靡、通胀加剧、布哈里掌权的第二年。上世纪的内战和军权斗争,领导人像旋转寿司一样转了又换,布哈里军事推翻民选政府时刚好是全球油价危机,尼日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百姓生活,而他也在上任2年后被另一位将军取代。

作为总统之前,布哈里首先是一位将军。这位在美国军校学习过、甚至上世纪干过石油部长等职能部位要职的领袖,其实几乎全然不懂经济——或者说,尚未达成任何经济建树;其内阁整天忙忙碌碌,但却并没有什么作为。在最需要有明智的经济政策去力挽狂澜时,系统的低效与领导人的无经验却加速了巨轮的沉没。去年年初,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重建尼日利亚,需要20年;而毁掉它,大概1年就够了。” 而我真的已不忍心再去判断,此时此刻我生活的这片土地,还剩下哪些架构可以被摧毁。

有人说,读奥威尔的1984能感到对极权刻骨的恐惧,而今天的尼日利亚,很有可能还活在它1984年真实的历史阴影里,有人祈祷,有人绝望,而更多人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牢骚与奔波中,仿佛一切如常,或许一切如常。



(年轻时的布哈里)

那我们随便聊聊未来10年吧?油价缓慢回升、却无法达到曾经的繁荣水平,经济低靡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治安隐患,法律空白、道德后退。社会基础(比如教育、医疗)会在经济弱势下停滞不前,少数逢时、凭借人口红利、相对低投入的行业(比如电信、快速消费品、零售)能得到一些发展。南方、北方和东方会加剧争吵和争权,但在经历了上世纪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斗争后,这个原本被殖民者拼凑起来的多部落多文化国家,大概有了同仇敌忾、无法分割的粘合力,内战或者社会全盘清零重建的可能性极低。而整个国家层面的发展,大概要等到更长的时间周期里、有着开放思想的年青一代政治和商界领袖励精图治、推陈出新。

然而,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不是渲染一种悲怆的气氛,而是想真心传达给一些读者:若有闲钱想投机来尼日利亚,那请就此止步吧,在满盆打水漂之前。若对这个市场有好奇心,那么在翻阅一些不痛不痒的时事头条的同时,也多看看它历史、政治和文化的侧面,并包容它的复杂性。若想在尼日利亚做一些事,那么一定要找容易入口的行业(相对低投入、易增产量长),筛选有信誉、扎实基础、和具备长期眼光的当地合伙人(商界或者政府部门),提前布置防范政策变动风险的预案,时时关注外汇和通涨,日日加深文化上的浸染和同理心。

能在危机时冒险牟利,是少之又少;凡能带来长久利益的行为,必定是需要真正与目标市场同在同战,不把它当作cash cow榨取后就走,而是working buddy共同壮大。

若要说1984与2016的主要区别,我能想到两点,一是国际环境,不论是贸易的便利还是此时执政党APC所得到的美英政府的大力支持(在APC赢得选举之前,美英就有帮助)、甚至中国近日承诺的贷款和投资。

而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发展迅速的私人部门,零售、银行、媒体、等等,以及其背后的巨大的人为推动力:今天的尼日利亚人和当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当年人们的行为主要源于大环境的不安全感,那么如今的尼日利亚人大概有更强烈的冲锋、奋斗、和逐利的欲望。哪怕文化的长处和陋习一如既往的被传承了,如今的尼日利亚社会还是更具有多样性、活力、和不可确定性,这种张力令人兴奋。

所以我还想在人海中多站一会儿。现在做的项目大概是我最无感的一个题目,工作内容并不生动有趣,我也不热衷去彻底改造某个体系或行业。然而,每天看到办公楼里人来人往,就会想,我做的事可能间接影响百万用户和近万员工。

每天接触的客户除了坐在宽敞办公室的大佬,也有狭小格子间里的白领——比如上次开心地告诉我他有3个女儿的Bayo。我无法估计他会如何直接受益于这个项目,但我确信,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有积极工作环境和成功事业的父亲会对孩子们的成长带来无比正面的影响,因而我无法不去为了潜在的可能性而多努力和用心一些。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那些正在系统里缓慢向上爬的人之中,或许有一个,有一天,会彻底粉碎和颠覆这个旧系统。

我最害怕的一个词是“习于苟安”。所有经济曲线只能解释已知的过去,而鲜活的生命有可能打破历史镜像,像是河床里的石子,繁多、有棱、无方向,每一颗都无法复制。所以还能心存微小希望:某一次石子的撞击和翻滚或许能挪动未来曲线的方向。

2016年还剩大半,我对尼日利亚的最后一点点期许,是希望它与1984重逢后,潇洒地握手道别。

更盼望人们有耐心和决心,哪怕这次重逢会有些漫长。

(图片来自网络)

蓝其:客居尼日利亚,主业管理咨询,副业写歌谈心;毕业于中关村群众大学和坎布里奇政府学院。相信历史,更相信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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