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丨十年踪迹十年心_【心田小品】

微信上许知远一篇文章，牵动了我内心的一根引线，使停滞日久的思想轱辘急遽地转动起来，我该写写这十年来的一些心迹...

微信上许知远一篇文章，牵动了我内心的一根引线，使停滞日久的思想轱辘急遽地转动起来，我该写写这十年来的一些心迹了。

许知远的文章是《朋友们》，是他为余杰《火与冰》在台湾再版所作的序言。他回顾了他与孔庆东、余杰、摩罗交往的过程，也分别写了他们三人后来的思想变化和人生际遇，引发了我唏嘘的感慨。

应该承认，余杰是给我思想震动非常大的一个北大学子。上世纪90年代末，他的《火与冰》一书风行，洛阳纸贵。那种感觉，就像是久居地牢的囚犯，突然发现门缝里漏进了几丝亮光。这种烛光似的微弱光芒，给了千万囚犯呼吸的力量以及解放的希望。即使像我们这种年龄上大于余杰的一批人，也长久陷于对余杰文字、思想、勇气、力度的迷恋。他的书，几乎是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而且全部读完。现在看来，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久渴的旅人，狂喜于买到的一瓶瓶矿泉水。但矿泉水毕竟是矿泉水，不能解心灵永久之渴。于是，那以后的日子里，我陆续去读卢梭、潘恩、哈耶克、托克维尔、哈维尔、亨廷顿、胡适、顾准、李慎之、钱理群、朱学勤、秦晖等中外思想者的书籍或文章，渐渐使自由精神、民主意识的种子落户在了我的思想深处。有了这样的种子，我很少再彷徨四顾，内心变得坚定，眼光也保持锐利，不管遇上什么人、什么事、什么书，我都不会轻易被欺骗，被颠覆，被洗脑，被收买。

2003年10月16日下午，一个偶然的机缘，由朋友引荐，我见到了居住于北京郊外的老乡摩罗。记得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当有个男人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期待已久的摩罗来了。他肩挂一个草绿书包，披件休闲西服，着一双球鞋，是那种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民工打扮。不同的是，他面部略显苍白，但有棱角，戴宽边眼镜，笑起来就眯了眼。他的笑，是很自然的，牵出一波一波的纹浪，让人宽心和塌实。

摩罗像他后期的文字，给我的感觉既有老大哥般的厚道，也有老人式的慈爱。我们是老乡，所以聊的话题就多围绕家乡的古往今来，有对家乡闭塞保守贫穷的慨叹，也有对家乡赤土的情深。我向他介绍自己写作的情况，他听得非常认真，眼睛一直看着我。我一口一句“老师”的称他，他很谦虚地笑着，叫我不要这样。

《耻辱者手记》之后，摩罗陆续出版了《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灭的火焰》，都是通过书商联系出版的。他的文字很难有出版社按正常途径给予接生。听说，他编选了一部随笔文集，叫《思想的尊严》，就怀孕了几年，也不得分娩。

摩罗叫我们去他的新家看看，于是我们见着了他疼爱的儿子和贤惠朴实的妻子。他的儿子才10个月，但胖乎乎的极为可爱，在塑料玩具板上爬来爬去，动这动那，很不安分。摩罗不时地用他长满胡茬的脸去亲他，并崽啊崽啊的叫。我说，摩罗老师你是晚育哦。他笑着说，我是走了太多弯路。

那时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摩罗的书几乎给了我同样的思想震荡，而且因为出身和经历相似，还有着和余杰不一样的亲近感。听说我很想见到余杰，他当即跟余杰打电话，约好晚上一起吃饭。我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在吃饭的时候，摩罗显得很风趣，总是说些让空气放松的话语。而年轻俊秀的余杰却不同，一边吃着一边说些让空气十分凝重的话题，这和他的文字正是同声相应。

余杰是应摩罗的邀请而来的。看着中等身材的他和他高挑漂亮的妻子迈进包间时，我很有点激动。《香草山》传播很广，我也非常喜欢，所以等他们落座后，我就问他的妻子，你是否就叫宁萱？大家都笑了，他妻子微笑地看着余杰说，宁萱是他虚构的。

余杰和摩罗说着话，一个说得不急不缓，但内容大都是和国人国情有关，很让人听得沉重，一个听得认真，只插进一两句表示自己的看法。看得出，刚从美国回来的余杰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和见解。我很佩服他对某些数字的记忆，这些数字都关乎历史及现实。

我也向他提着几个小问题，他仍是沉静地解答，并微微笑着。不会很热烈，但一点也没有傲慢，做到了有礼有节。他的孩子般的脸相和他深沉忧虑的思想给人很大的反差感，也许这正是他不同于别者的地方。

让我最为欣羡的是，他和他的“宁萱”走路总是手拉着手，下楼梯时“宁萱”就挽着他的臂。他们真的是一对金童玉女。

我和余杰就是一面之缘。也许他对我不会有什么印象，但我从此牢牢地记住了他的面容，他的神情，包括对他一往情深的妻子“宁萱”。以后在他不断遭受着来自官方的非法、非人的待遇时，我就想：余杰，就是现代版的十二月党人吧，因为他的妻子多么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有一次去香港，我逛书店，看见余杰的新书《致帝国的悼词》，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我知道，当你买下一个人的心血之书时，你就是对他默默的最大的支持。后来过关时，我虽然惴惴不安，怕被查抄，但终于吉人天相，顺利捎回。后来很多年，他的文章已经很难在大陆露脸，只有在网络上偶露峥嵘。他对某大员用“影帝”一词形容，虽有点不忍，但确乎传神，于是传遍大江南北。

北京一面，往事如烟。我当时乐观地、天真地感慨道：“摩罗、余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看得出，他们是很幸福的。”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可是，十年过去，酒尚温热，灯还亮着吗？走的走了，变的变了，世事沧桑，人心不古。怎一个叹字了得！

摩罗的变化，是我难以预料的。虽然许知远说他本质是一以贯之的，贯穿的是受害者情绪，愤怒与自怜，开始是个人受害，后来是国家受害，使他变成了大家陌生的摩罗。但我无法理喻的是，根植于心的民主、自由理念，怎么会轻易地被自己情绪或者社会环境左右？2003年之后，为了开设专栏之事，我还去过摩罗的家，看着他与逐渐长大的儿子嬉戏，欣羡着他满墙满地的书房，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耻辱者”的心狱。他写随笔，写小说，关注乡村和乡民，研究人类和社会，正呈一发不可收之最佳状态。那时，他写的专栏随笔，还常常使我们的老总头疼和害怕呢。

2006年6月，应江西师大《读写月报》邀请，摩罗和钱理群先生来到南昌讲学。我一场不落地聆听了他们的精彩报告，受益匪浅。我为此写了一篇长文《这是个可爱的人——钱理群先生印象》。那时，摩罗仍像邻家大哥一样地微笑，一样地淳厚。开了微博之后，我们相互往来，示好与启迪，那种感觉也很不错。可是，他那本奇书《中国站起来》出版后，我也发出许知远一般的惊叹：他怎么成了一个法西斯式的学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余杰与他绝交，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我仍然关注着摩罗，我知道，我身上和他有着太多相似的东西，有时候我甚至差点就认同他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了，但我可能离京城太远，皇家文化对我鞭长莫及，所以，我尚能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距离。生活中很多朋友，曾经相濡一沫，最后相忘江湖，本来也是常事，可是我们虽然交集不多，有点心灰意冷，但终究还是相互记挂着，至少我是这样。

至于孔庆东，我作为一个编辑，也和他有些交集。他的书，我其实没怎么看过，只读过他零星的文字，特别是博文。他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文化符号，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无论长相，还是思想。2009年7月，我去青岛参加一个语文教育方面的会议，有幸见到了孔庆东。我给他递上杂志、名片约稿，他很谦逊地接受、点头。他当时做了一场报告，确实很精彩，我至今记得他报告的精粹：语文教师，要做三大家：玩家、杂家、专家。可谓提纲挈领，四两拨千斤。会后，他陆续给了我两篇稿子《语文教育要降温》和《孔乙己考研》，刊发后读者也反映不错。可是，在后来的网络阅读中，我逐渐发现他的言论、思想在嬉笑怒骂之间明显变异且怪诞了，比如他在新加坡上网说朝鲜自由；他鼓动民粹，支持专政；他发明出著名的“三骂”等等。现实里，为了隐私、安全或者自由，人和人本来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的，但有些人会逐渐靠近，成为拥趸，而有些人则渐行渐远，远至不可望其项背，甚至产生面目可憎之感。也许，发生这样心理剧变的，远不止是我一人吧！

现代社会的优点，不是你死我活，我败你荣，而应该是在文明、法治的前提下，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自己自由，也让别人自由。至少，人格应该是平等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愿现在的朋友们、过去的朋友们，都自由地生活着！

（2013年12月20日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