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杀儿子而不是女儿

 

既保持直觉，又足够清醒。



问：苏若英

答：陈树泳

苏若英：4月3日黑蓝发表了你的小说《刺马》（点击可阅读），看到一些反馈，有读者提出“刺马”这个题目破坏了小说的悬念，对于这个题目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树泳：首先我觉得那位读者说得对，在悬念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这样。如果一个作者在无意之中犯了这种错误，那他的小说会犯的错误将更多，因为他自己看不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他明知道有问题而还那样去做，他必定也知道自己选择这种做法的原因。从去年以来我小说的题目都很“干燥、孤立”，像《角色》《缺席》《意义》《冰枝》等，我本能地在拒绝题目的“象征”功能，不想把题目搞得像一团雾一样去增加它的意义，我不可能像玛格利特那样画一只烟斗然后取个题目《这不是一只烟斗》，这样做很有意思但不是我的做法。如果我画一只烟斗，那它的题目就会是《烟斗》，所以《刺马》这个小说从构思开始，基本上就落在“杀马”“宰马”“刺马”这类选择里，考虑到发音问题，我选了“刺”这个更为简单直接的读音。我觉得这样就很好，虽然在悬念这个选项上它做出了牺牲，但毕竟它不是真想去写一个悬念小说。制造悬念不在我的能力和兴趣范围内，如果我感兴趣，应该也会不余遗力地去考虑这个问题。

苏若英：为什么选择马来写，而不是其他动物？顺便了解一下，同样是写马，为什么在《对的重述》（点击可阅读）中的写法和风格跟《刺马》截然不同？

陈树泳：我觉得“风格”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上的问题，风格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写《对的重述》的时候，我要的是去感受而不是去表达，我要写一种感受的过程，所以它以一种放松身心的沉浸式在创作，难以总结，历历在目。在《刺马》这篇里，我要传达的想法非常明确，它必定也以明确的方式在写。前者像散步，后者就是你要去某个具体的地点，自然会心无旁骛一些。

为什么写马而不是其他动物，是因为在“亲和力”这个问题上，马既讨我喜欢，我又对它不是特别了解，它就像是一种被我“静观”的动物，既亲切又疏离，是个合适的写作对象。

苏若英：上次给《对的重述》写评论的时候，我说它具有“天真之眼”，现在看《刺马》这篇，让我想到的是“邪恶之眼”，为什么会写这么邪恶的故事？

陈树泳：在说它邪恶之前，可能需要先清楚一个情况。当一个人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凌辱一具死尸时的感受，跟他在书本中读到对同样事件的描写时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前者的邪恶是直截了当的，它会使你的思想瞬间空白，它就是赤裸裸的邪恶本身；而后者，它是概念上的邪恶，是认知上的邪恶，它只不过被认为是一件邪恶的事情而已。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暴力、血腥，不管你如何精细地描写和烘托氛围，它本质上都只是存在于概念上，而我能做的是避免去做这么一件借尸还魂的事情，所以我没去渲染杀马和杀孩子这件事，这两件事一带而过，后一件只在结尾中从父亲口中被讲了出来。在小说中我也做了一点提示：“这是一件特别中性的事情”。

苏若英：由于你把它看成“中性”事件，所以小说看起来也很冷静、明确。

陈树泳：应该是这样。

苏若英：你写到的场景是美术馆，前天我跟生铁说到你这个小说，他说你写作的风格，是种“干净明亮的美术馆般的质地”。

陈树泳：干净明亮的地质应该跟我的思想方式有关，我在波德里亚的文章中读到类似的段落，他说只有在光照充足、透明度高的情况下，或者在铅灰色的暗淡光线中，才能拍出好的摄影。我回想了一下，我所喜欢的摄影作品，似乎确实是这样。我想在《刺马》中，也有这种“光线”感，它显得干净明亮，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必须让那个十四岁的孩子被杀掉。它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它在我这里不构成悬念，它是个事实，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分，才会呈现一种流淌的质感，而没有去制造紧张和阻塞，因为它在我这里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甚至不需要为这个事实而寻找理由，事实本身是不需要被证明的。

苏若英：最后问一个问题，不好意思也跟开头一样，也是一个读者的质疑，他认为警官和父亲的对话显得太文绉，这部份的对话确实显得很书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树泳：嗯，我看到跟帖里的这个问题，是段林提出来的，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读完这篇小说我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在手机上看完8000多字的小说对我们来说是件珍惜的事情。这个问题也跟题目那个问题一样，是选择性上的问题。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就会感到这并非托辞，如果你要巨细靡遗地画一幅画甚至画出它繁复的背景，那么你必然会损害主体的明确性，或者你画得超级写实，就会牺牲它的抽象性，不存在既表现主义又照相主义的作品。创作时刻要面临着选择性上的问题，《刺马》中如果父亲面对警官时所说的话显得“日常而自然”，那父亲的状态会是另一种效果，起码他是处在“正常”状态中的效果，而父亲此时无疑已经“疯了”，他说话时显得书面，哪怕它的语调是柔和的，它都有一种已被记录在案的感觉，它因记录在案而在自我欣赏，父亲此时有了这种跳出事件的自我欣赏的状态。

我顺便讲另外一个选择性上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杀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有了这篇小说的构思时我就向陈卫讨教意见，当时跟他说的是父亲杀死女儿的故事版本，写的时候我将“女儿”换成了“儿子”，这并非非常有意识的选择，纯粹是男作家对自己的青春期比对女性的青春期更有感受，会写得更加投入虽然里面没有写到青春期的任何细节，但它作为一个背景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必要的提醒。写完之后陈卫说，“女儿”换成“儿子”做得好，“女儿”会牵扯出太多问题，比如“性变态”，而“儿子”则更单纯，如果读者自己联想到“儿子”身上的“性变态”，那么就更加刺激。陈卫这段话提醒了我，创作上的每一点改动可能会导致作品效果的巨大差别，而创作者可以做的是既保持直觉，又足够清醒。

小说《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