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 // 与友人书

近两年来，我更多地是从技术的角度思考写作问题，譬如语言的直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意义了。在我看来，...



近两年来，我更多地是从技术的角度思考写作问题，譬如语言的直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意义了。在我看来，技术所带来的同样是意义的落实，即通过对技术的关注，可以获得对意义的更好表达。当然，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不包含将写作引向形式主义的企图。从根本上来说，我反对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对技术的关注，得到的是某种能够称之为语言秩序的东西在诗歌中的出现。它当然地以严密的组织、有效的指向、准确的结构作为标准。这样一来，诗歌对于我便不再是简单的表达，更不是单纯的对生活的记述，而是一门被各种标准量化了的艺术。只有达到了种种指标，才可以称其为诗歌。勿需说明，这真是太难了。所以越到后来，我越是感到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二十世纪的诗歌领域，米沃什也许算不上最伟大的人物。但我对他却最为青睐，为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在他的诗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与邪恶对抗的勇气。熟悉米沃什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出生在立陶宛的波兰人。正值他生活的青年时代，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家在强权政治、暴力冲突中被吞噬了。这种经历使他于痛心之际对人类的社会状况，主要是弱者在世界上的处境，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他的诗歌中的不少作品正是从这样的基点出发，表现了自己对由强权、暴力带来的人类苦难的同情。正是他的这种同情打动了我。我还记得他的《黑熊米德尔》一诗关于一只口腔溃烂的熊的故事，在这首表面上很平淡的叙述一只熊的行为的诗中，我能够很深切地感到米沃什对内在的痛苦带来的行为的理解。我一直认为，当代诗歌最缺乏的基本品质就是同情了。今天，当我们翻阅大量的诗歌作品时，看到得更多的是写作者个人的才智的卖弄、小聪明，而很少能够看到出自灵魂的，对人类的普遍境域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诗歌缺少打动人的力量的原因。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抱有同情心的人，这种同情心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同情，更主要的是在这样的同情心中，应该让人看到其中所具有的对事物存在原因的洞察，使人们在阅读作品时感受到改变现状的必要。不用说，米沃什就是这样的诗人，我每每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总能够感到他的诗带给人的要改变什么的迫切愿望。人们也许会说，想要依靠诗歌来改变什么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们会引证另一位诗人马拉美的话来说，诗歌正是因为它的无用而存在。我无意反驳这样的说法。但是，当看到一个诗人的作品具有使人感动的力量时，我宁愿把自己的选择放在对这样的诗人的关注上。

近时人们谈到的“通古”与诗歌的“村俗气”等问题，应该说是有感而发的。从想法上来说，我认为没有错，但在怎么“通古”与避免“村俗气”上，选择的法度却是需要我们做大考量的，而非简单地在形式上向古典诗歌靠拢，因为现代社会的进入，包含着更多层次上的内容，既有自身民族人的意识的进步，也有物质被人使用的进步，同时还有着外力的作用。是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促成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社会的生成。由此我想：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在考虑与传统的关系时，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对其内在精神的发掘上，而不能从表面上做文章。也就是说：什么是可“通”的，什么是“通”不过去了的。如果把表面的东西当成了“通”的路径，那么很可能“通”而不活，变成现儒腐为所谓的庄严。因为就诗歌的创造性质而言，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不是救活某些已死的东西，而是贡献出新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待传统的态度是：让死的死去，不死的自然不会死。当然，“村俗气”是要不得的，就这一点上，诗歌应该追求气象的庄严、典雅，但我想，所谓对“村俗气”的反对不应该是反对题材，而是在诗歌的美学意义上求得道德的限度。当然了，这里由于还涉及到诗歌观的理解问题，具体到什么是“村俗气”，不同的人看法可能会大不同。

诗歌的品质问题从表象上看的确是有些大，但实际上却是最起码的东西。近人为什么会在写作中让人感到有粗俗气，让人感到痞风大噪，说白了就是没有搞懂诗歌关乎品质。在我这里，品质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与几千年来人类赋予诗歌的意义相关联，它不单是与美一体的，同时还与道德、责任、良心等一体。也就是说：诗歌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也就在我这里失去了意义。当然，时下关于诗歌与语言关系的说辞非常盛行，对品质采取忽视的态度。但就是最玄妙的说辞也没有说明诗歌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反而让人感到在种种说辞里存在着一种自我夸张的东西：自恋。本来，我们也可以说诗歌是人自恋的产物，如果人没有自恋，没有对自我的一再审视，怎么会产生出对自我内在的发现呢？但我这里感到的自恋，是看到有人夸大了人对语言的把握力，也即是说：有人在关于语言与诗歌关系的说辞中，过分的强调了绝对性。其实，任何东西一旦绝对了总会出问题的，对于个人而言，语言的“前历史性”是存在的，我们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写作是一种历史产物，是先我们而在的人类行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并不是混沌初开，而是每一个词都有着历史积淀意义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积淀，但真的是完全消除得了的吗？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有些消极，我一直把写作看作是对历史的依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即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写作不是绝对的创造，而是对创造的寻找，我们能够做到的与语言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对之的发现，而是寻找它们与我们的关系何在。我们总是想要通过语言获得对我们自身生活的认识，是生活给予了语言意义，现在的生活给予语言现在的意义。由此一来，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写作还可以进行，并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开天辟地，而是我们用先我们而在的语言说出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在写作中无力表达某些东西，好像用现有的语言说不出来，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主要还在于我们在对语言的意义的把握上，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自如，也就是我们还不能够把我们已使用的语言的每一细小的意义发掘出来。我们还不能真正做到对之游刃有余地支配。太难了！回过头再谈到品质，以我喜欢的米沃什为例，在他的诗中我为什么总是感到一种很深入的东西在其中，关键就在于在他的诗里，对事物的描述总是与人类的价值连在一起的。这种种价值就是关于对美的爱、对正义的爱、对恶的反对。它不是像现在有的人故作惊人之语那样，非要在自己的诗中与人类千百年来对事物的认识唱反调，非要把对生活的放浪说成是现代观念的解放。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能够解放的东西的确很少。而说穿了，我谈到的品质也可以用限制来谈，即写作是一种限制后的行为，自由就是不自由。为自己多找到一些框框，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到自如地写作，才是大本领。

写诗的迷惑其实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存在的，连大侠如老庞德也对自己的写作是不是有道理，到了晚年迷惑的很。但是，也许正是这样的迷惑才使得我们在写的过程中有动力，写诗的过程不就是解惑的过程吗？我一直不太信任那些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天才的人，也一直不信任那些总是叫嚣着自己写出了旷世之作的人。我相信对自己的写作永远持疑惑态度的人，正是在疑惑中，他才可能看清楚还有什么是需要自己修正的。写作，并不是一首诗的完成，而是写作作为一种状态，使写作者始终有问题要问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问题了，可能他也不会写作了，或者说他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好追究的，因为写作肯定是在一个不满足的状态中发生的。

而我说到时尚问题，其总的态度是对时尚不要去考虑它。虽然其实我也知道，在时代环境变化了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写作需要寻找新的应对策略，但这不是追随时尚，而是通过自我分析，为自己找到一种符合语境变化的话语陈述方式，这就像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写作的变化发生后，如果还要硬守着浪漫主义的一套，就会对很多问题发不了言，也就是说找不到陈述的语码。其实说穿了，这也不过是一个怎么说的问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之所以要谈品质，目的也是说，时尚我们可以了解它，晓得它是怎么一回事，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种写作标准，好像不去追寻它就连写作的资格都没有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说杜甫时尚不时尚？一点也不吧，可他还是中国诗歌的大爷，管它天变成青色还是随便什么颜色，杜甫还不是杜甫，谁能拿他柰何？

因此，我感到对于你而言，现在的写作不是时尚不时尚的问题，而是在搁笔十年后，重新找回对诗歌的敏锐与写作的信心问题，说起来关于这两点，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所以体会到对待诗歌，敏锐的保持实际上是一个专注态度的问题，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地对诗歌保持询问的态度，始终想到它，那么对之就可能有所发现。近十年来，人们谈到的写作的专业性也就是这个意思。而并不是说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必须提起笔来，写不出来也要硬写，而是说当我们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对诗歌问题的探究上，就能够发现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可以放弃的。这样，尽管对写作的最后成果有疑问，但能够写下去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这种长期的关注，一下子猛地上来，当然会感到茫然无措。而就是再进一步说下去，就是我们再牛逼一点，也可以把茫然无措看作一种状态，从这一点入手，或许一样可以发现问题何在呢。

最后再说一点，你谈到了生活经验的问题，关于生活经验与诗歌写作的关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可以把其中的沧桑拿出来卖弄，这样就成诗了。而是说，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当它被转化后，可以成为帮助我们认识更多问题的东西。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经历的越多，他就会越能够在面对新问题时有更多的可资参照的东西，写作当然也是一样，有些东西看似与写作无涉，但细想下来其实是有关系的，譬如对人生的认识问题，一个二十岁的人可能就没有四十岁的人体会的更多，这种体会当然能够帮助我们在写作中落实很多东西，最终成就作品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另外，在我谈到的经验中还包含着这种意思：写作自身的经验。过去我们总爱说谁谁谁到了最后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为什么能够到达这种境界？我的理解是他在长期的对写作的关注中，一步步看到了不足，并在不断地修正中减少了不足。这与经验的关系亦大的很呢。

语言的基本品质这样的说法的确容易让人各说各有理，尤其是当它落实到对具体诗作的认识上，因为诗歌由于风格的不同，其在选择语言的时候侧重点就很不一样，譬如李贺的诗在用词上就与王维相差很大，但他们无疑都是好诗人。如果仅就个人好恶来说，有的人喜欢王维，有的人喜欢李贺，他们都会说出自己的一套理由。不过，今天我们谈诗歌的语言品质，并不是在这样的对具体的好恶做出甄别的角度上来谈论它。就诗歌的存在而言，我们判断一首诗是不是有意思，一般说来主要还是看写作者在写作的具体处理中，做没有做到对他所使用的词的有效性的挖掘。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对别人诗篇里的好句子津津乐道，但说到底，一首诗是一个整体，真正能够使一首诗成立的也不是有二三个好句子，而是整首诗在处理它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时，能不能够做到最终精确。这样，词在诗歌中的意义便是它与其他词的关系，最终是由一种词与词所建立起的关系传达出诗的意蕴。即使如此，这还不是我想谈到的语言的品质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诗歌写作中，我们是怎样看待语言的作用的，以及我们是怎样在具体的写作中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与人类的基本的价值观的联系的，即使我们有十分先锋的认识，这些认识又是怎样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它所反对的是什么，这种反对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最终会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什么样的新东西。这样的问题不是具体问题，它只是一种前提。我对短暂的时间带来的变化并不是那么关注。譬如傅维谈到的八十年代写作与九十年代写作在具体形态上的侧重点不同。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诗歌形态上的变化很大，但在这种种变化中，我感到表面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并没有真正在内在里触动诗歌的根基。很多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在写作上的失语也不是由于不能认识现在的写作了，造成他们失语的原因更为复杂，有些甚至不是诗歌内部的原因。如果谈语言的基本品质，我们只是从具体的微小处去看到着重点的不同，这样会造成的结果是：好像真得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了。但真得那么不同吗？其实并不尽然。说起来我要再举杜甫为例子，他在建立语言的关系上的精妙，今天我们看到也不得不叹服，让我们感到可以用“绝对”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对了，对诗歌的语言品质，我相信有一种非常“绝对”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想谈到的就是这种“绝对”。而不是具体到我们今天与八十年代怎么不同。如果那样事情真是简单的多。傅维说他感到当年倾心的很多东西在今天失效，而今天的很多东西他又不以为然。那么我们可以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失效的那些东西在当初就真的是那么确定的吗？也许多问一下，他会发现当初就没有真正以最确定的态度看待那些东西，也就是说，它们在他的心里并不是秤砣一样的实在。我总相信一个人真得铁定认为好的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价值就是价值。永远是……哪怕它在后来的时间中不合时宜了，它还是价值。就像斯宾诺莎的哲学，现在谁还像他那样说事情呢？但斯宾诺莎永远是斯宾诺莎，是很多人后来学问的出发点。有些东西的确是基本的，不管变化怎么猛烈，它自在那中心，让人不能绕过。

也许有人在我谈到语言的基本品质后，以为我是在强调写作中题材的限制，如果那样，就只能说是我没有说清楚了。而就题材而言，诗人的写作是可以自由处理的，并没有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的。关键的一点是怎么写，站在什么角度去写，以及写到最后，它是不是变成了唯题材而题材。这些我认为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不做考虑，就可能使得诗歌变味。“那个什么”网友谈到了细节问题，这很好。诗歌语言的最精要一点我一直以为是精确，是不说空话，这就是在细节上要求写的落实。九十年代以来，当我们谈到诗歌的及物性时，所要求自己的也是不要说空话，而要言之有物。看一看古往今来的好诗，可以说我们总能感到其中是很具体的，这种具体并不是让一个词要在世界上对应一种事物，而是说我们应该让其真正做到有指向性，而不是仅成为一种语法集合，如果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有人可能会以燕卜荪的诗歌歧义说反驳我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理解到的燕卜荪的诗歌歧义说法里，并非指的是我们可以用空洞的语法集合来达到一种歧义的产生，他是在谈到诗歌能够带给人多重理解或曰联想，那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诗歌的不确定性的东西，即诗歌不是讲明一种道理，而是要人通过语言去感悟它。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最大变化就是对语法的简单集合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懂得了在写作中仔细地把握细节的准确性，并让细节自己说话。说到这里，我便不得不想到这期间曾引起过最多议论的“叙事性”一说，其实好多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多多少少误解了“叙事性”的要求在九十年代被提出来的意义，实际上对它的提出，正是我们对诗歌要有细节的一种要求。当然，由于还牵连到其它更多的问题，它也就更为复杂一些。但就是以它对细节的关注而言，也是一种具体诗学。有时候我想：为什么到了当代我们在具体评说诗歌上做得有些弱，可能关键的一点就是在理解细节的意义上，还没有真正达到一种高度，有些问题不免搞得非常含混。我到是希望有人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使人们在认识具体的诗歌时，有比较明确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想说的是，尽管细节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处理细节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基点去处理它，很多时候，人们总感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强调细节对于诗篇的重要性时，使诗歌变得琐碎了。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当然不是细节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处理细节的过程中，对细节在诗篇中的作用的认识问题。的确，肯定存在着对细节的运用要使诗歌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度的问题呢？我想是有的。最简单的说来，我认为细节的使用必须具有使诗篇导向对事物的理解和感悟的方向的功能，这是它存在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细节仅仅是细节，那么它的必要性我们当然大可以怀疑。

其实在昨天的那段文字中，我已经谈到了九十年代变化的一些特征。但是，如果就把它们拿来搪塞说这就是九十年代诗歌对“绝对性”的落实，很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里我要再说一遍，作为一种诗学关照，我们谈到的都是基本原则，至于具体的写作达到没有，那是另外一会事了。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说的，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人们在对诗歌的认识上，的确有着与八十年代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虽然不能用进步这样的字眼形容，但是对从八十年代过来，仍然还在写作的诗人来说，的确有修正、调整、更新自己诗歌认识的意味。关于这方面的说辞已经很多，譬如肖萧开愚、欧阳江河、臧棣等人的文字。我自己也说过一些。我想再说一些的是：不管实际的结果如何，我们对诗歌应该在这个时代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来，是比以前更清楚了。我甚至可以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对诗歌的理解无疑更全面了。诗歌真得不是那么简单的抒抒情就完成任务了的东西。还有着建立一个时代语言与事物关系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大而化之的说，也可以简单地说。布罗茨基曾经说过“诗歌应该净化民族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它的“绝对性”。当然了，不少人都说这是大道理。道理其实哪里有大小之分。道理就是道理。不道才不理。我理解你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但这些并不是我们说道理不成为道理的原因。就像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但现在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没有让人们看到他们在实现这一最终理想时的行为有什么现实合理性，反而是那些不信奉的制度把事情干的更好一些。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终极的事物与现实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就此简单的说终极目标错了。九十年代的诗坛到现在的所作所为，我相信是有道理的，这种道理如果没有最终让人们看到具体成果，并不是道理的错，而是在落实这些道理时人们还做得不好。我反对那种一概否定的说法，因为他们不看前因后果，不是把事物的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是只看到表面的东西。我之所以有兴趣谈论问题，也是基于更乐观的看法，我们今天真是比过去对诗歌看的更清楚了。就像你所说到的青春感召力，说到的诗歌的抒情性，说到的赤子之心这些东西，并不是到了九十年代这些东西就被诗人们抛弃了，而是关于这些东西人们不再简单地认识它，而是在理解中有自己的观点，即面对它们时还在问为什么。譬如很多年来，人们一谈到诗歌时必然认为它必须是抒情的，或者有人更是认为抒情是诗歌唯一的目的，但真是这样吗？现在已经有了否定的回答。我记得庞德就说过，抒情不过是诗歌的一个形式单元，与其它的单元，像什么结构啦，语调啦，戏剧性啦一样，都是诗歌的构成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我同意庞德的看法，从更复杂的意义上讲，对于一生写诗的人，只是要求诗歌抒抒情，真是比较低的要求。当代诗学对诗歌的定义早已不再是那种东西。诗歌应该是一种科学，关于语言的科学，它应该探究的是未知事物的种种存在在语言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呈现。你当然可以说这些对诗歌的再次定义仍然没有说服你。也不能让你信服。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真正有关系的是当代诗歌有了这种认识，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有了对诗歌的与过去不同的要求。至少在我眼里，看待诗歌时考虑的东西更多。我相信这种多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反对那种说诗歌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说法。这是拿常识当令箭。谁不知道诗歌是写出来的啊。问题是诗歌真是我们在蒙懵状态下写出来的吗？我不相信对诗歌没有真正认识的人可以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诗。文字的感召力，那种人们常说的所谓的瞬间的爆炸性，在我看来同样是要在长期自觉的对诗歌的探求下才可能出现的。

对语言是“空洞”的一说，我的理解不一样。我并不认为语言是“空洞”的。前次我们在谈到语言的“前历史性”中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语言在我们使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自身的含义。就像到了今天，当我们一说到“乌鸦”一词，会自然而然联想到死亡一样，这是因为在我们民族对“乌鸦”的意识中有这种东西；我们能说像“美丽”这样的词没有内容吗？应该说是有的，因为任何人在看到“美丽”这样的词后，他都会自然而然的与人类对事物的一般认识联系，譬如女性、花，或者其他的什么。我相信很少有人会看到“美丽”一词而想到大粪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美丽的大粪”，但这时候“美丽”作为一个词是被我们限定的使用的。所以，说语言不是空洞的而我们使用它，让它在为我们服务时能够传达我们想要传达的思想，主要还在于语言的组织，在于对它的“前历史性”的修正。为什么说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而不是说“语言的造金术”，就在于语言作为金是存在那里的。“语言炼金术”，我理解这是指我们在语言的组织过程中，能够最终让语言呈现出我们想要让它表达的意义，就像“美丽的大粪”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将其与其它的语言组织在一起，就可能是在说明农业之于人类的重要，等等。关键的一点应该是在我们使用的问题上，而非其他。但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语言的基本品质呢？其实这是在谈尽管语言可以为我们重新组织，但还是不能任意地去组织，有一些基本的规范还是应该考虑，即我们不能完全不顾及它的“前历史性”，硬要以霸权主义的方法让它表达我们自己。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变得指所不指，或者说搞乱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譬如它与人类道德的联系。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看到一些诗时，总是感到它们要么辞不达意，要么夸大其辞，就在于我们认为它没有达到语言使用时的合理与合度。的确，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理与度的问题，就像我们如果再写“美丽的大粪在客厅里”，这样的句子就很明显地过了度了，任何感觉正常的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虽然我在以前也说过，语言的意义在我们没有使用它时是不存在的，但我的意思是指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当他想要运用语言完成一篇作品，对每一个词的选择都具有改造它的意图，也必须做到改造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一篇全新的作品。但是我更知道改造不等于否定，不能在对待语言时认为在我们使用前时不存在“历史规定性”，那样一方面夸大了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否定了语言的历史。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做出这种否定，对此我只能说他们的抱负是大的，但却是自我欺骗的抱负。如果说到在今天写作还有意义，主要还是说我们可以对语言的“前历史性”做出我们的解释，可以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之做出修正主义的运用。我一直很看重这种“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会使我们在不偏离历史的大前提下，仍然获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也许这只是一小点认识，但已经很可以了。

1、我也读过一些米沃什七八十岁时写的短诗，那的确是一些极好的东西。但我更愿意说的是米沃什的宗教背景，其实那也是不少西方诗人的背景，正是这种背景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意义，保持着不断追问的态势，当然也使得我们感到了同情心。但是我不太同意在落实到诗歌时，谁的背景比谁的更强大这样的问题上去。相对于米沃什而言，布罗茨基有他的不同，布罗茨基的政治立场的现实意义就与米沃什的不同，米沃什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追问的性质，即我理解他将之与人类的基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更多的是从普遍地意义上追寻着造成这些被他称之为恶的产生的根源，他想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点，而布罗茨基是在一种现实处境中反对那种造成他经历的恶，他是在恶的现场上说话。当然落实到诗歌成就上，米沃什可能要比布罗茨基更有收获。这一点我同意。

2、维吉尔的意义已经是不用说的了。就像圣经《雅歌》的意义，但丁的意义、歌德的意义是不用说了一样。他们在那儿，谁也不可能绕开他们。我们谈论现代诗人，是在一个具体的框架中来谈的。而我说庞德对现代诗歌的意义还不是谈他具体的写作带来的影响，而是他这个人，他在面对诗歌环境时的态度，不管是卡瓦菲斯，还是佩索阿，在促进现代诗歌的发展上，都在行为上没有庞德做得那么多，这种多是一种实际工作上的多。要说起来，艾略特可能对于诗歌的实际影响也比庞德大，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也很喜欢卡瓦菲斯，也知道他的那些不多的，而且篇幅很小的诗，同样对于现代诗歌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从我现在的个人趣味来说，可能更推崇这种东西。不过，这不重要，实际上我在是惋惜庞德，他想在与西方文明的古老源头连上线的作法，不管这想法是对抗还是其他的什么，其抱负不能说不大，但为什么失败了呢？这里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能力问题。让人可以想很多。

3、霍普金斯的现象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也一直对霍普金斯的文学地位感兴趣。从我对他的比较少的了解中，我把他看作一个悲剧性的诗人，尽管如你所说他后来写出了奇特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仍然可以说是游离在文学的总体发展进程，也就是潮流的流向之外的。想一想霍普金斯实际上是比叶芝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诗人，有些问题就更加让人回味。诗人的个人成就有时候与文学历史的进程的关系的确很微妙，这也是让人深思的事情。我当然不反对诗人是有各种类型的，才华、性情、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决定他们最终的写作质量。而文学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概括史，他并不关心我们的个人趣味倾向于接受什么。读者的选择并不是总是对的。而且也我并不认为存在着不可替代的问题，因为现象史与个人的接受史是两回事。我个人更倾向于从自我的接受角度看问题。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字中曾说过，如果我们在前提上认定了一个人是诗人，那么对他的要求就是他的写作必然要与他所经历的时代生活中大的文化处境联系起来，一个时代的所有问题，也必然是他要面对的问题。我当时为什么要说这样一段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人在谈论诗人时，总是在强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而在我心里，这些问题却是不言而喻的，是一个诗人成为诗人的前提。这样，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那些看起来要求诗人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强的“正确性”，但实质上是多余的，如果一个人被我们认定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如果他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像人们要求的那样，写出有影响力的诗篇呢？但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前人的写作有所了解。一方面，文学的问题在每一个时代有它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文学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又有着它超越时代的问题。对前人的写作的了解，正是在文学的超越时代这一点上做工作，即它可以使我们通过了解认识到，我们自身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的基点上从事自己的工作。由此，如果简单地把对前人的认识，包括对前人的学习看作是放弃与自己的时代的联系，很明显是错了的。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超越什么，而是为什么要超越？这样的询问将使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别人的成就，还有构成他们的成就的因素都有哪些，这些因素在什么意义上对我们而言是有用的，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忽而不计。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写作的独立性才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我非常看重诗人与独立性的关系。但是我又从来不把独立性排除在诗歌写作的技艺之外。因为在我的认识里诗歌写作的技艺，必然包含了诗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他也必须在体现技艺的过程中，使技艺贯穿在具体性上，也就是说：技艺是实的。我从来不认为那种空洞的修辞学的语言运用是诗歌的技艺。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可以成立。

访谈 // 答珠江国际诗歌节组委会十问

文章 // 我的诗歌观

文章内容 // 我对当代诗批评的态度

文章 // 传统与现代诗

旧文 // 论争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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