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和敬畏：学术规范与学术史

不按学术规范来做的成果，都没有资格进入学术史评判的范围。这就是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学术史值得敬畏之处。...

我们现在总是强调无论学者，还是学生，都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因为我们现在学术界出现了不少不遵守规范的人和事。但对于什么是“学术规范”，似乎每个人的理解又都不完全相同。媒体上曝光的那些违反“学术规范”的人和事，往往都是指那些诸如“涉嫌抄袭、剽窃”之类“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只是不遵守“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多种结果之一。但“学术规范”却并不仅仅是以防止和约束“学术不端”为目的。不能把“学术规范”等同于或局限于要求学人不要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的规则。此外，强调学术规范时，有时也会体现在要求写文章时要做研究史调查，注释方法和格式要符合规范等。似乎我们平时最在意的是对这两方面学术规范的强调。但这两方面加起来，也还不是“学术规范”的全部。

要讨论“学术规范”，总要有个基本的定义才好展开。教育部曾给出一个官方的明确的界定，即：

学术规范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订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反映了学术活动长期积累的经验。学术共同体成员应自觉遵守。

学术规范是为了防范学术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与偏差，为学术研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环境，保障和推动学术研究持续、文明、健康的发展，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和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这是一个很原则和很抽象的界定，并没有涉及具体的规则。“学术规范”既然是“学术活动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应该包括一整套学术研究的步骤，大到如何进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如何选题，如何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小到写文章时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做注释，这些都应该属于“学术规范”的范畴。

荣新江先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是基础的必读书之一。在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还缺乏正式而具体的标准规范之前，他书中所强调和要求的学术规范，就是目前最好和最合用的规范，值得每个研究生学习和琢磨。对于研究生来说，知道有这样一套学术规范并严格遵照去做，就可以保证你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不论将来是否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受过这样的训练而培养起来的基本素质，是足以应付学术之外其他工作的。在谈“学术规范”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学术研究”这回事，因为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对“学术规范”的理解和执行的程度。而能够决定你对待“学术研究”态度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主要是看你准备将“学术研究”视作是实现自己谋生目标的手段，还是作为自己追求精神上满足的途径。换句话说，“规范”或“标准”，现在虽然没有经过官方正式地确定下来的文本，但并不难找到和看到；至于遵循不遵循，遵循到什么地步，现在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觉和选择。而这一选择的倾向性，很大程度是由个人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决定的。

人文研究未必能直接带来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这也是人文学科通常比较容易受到轻视的原因之一。哲学、宗教、历史、艺术等研究，即便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中学术发展的主流和热门。关心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永远只能是社会上极为极少的一部分人而已。这种现实将会给你在求学之后的生活、工作道路，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影响。把这样一个看起来并不让人很乐观的前景作为考虑的前提，再决定是否要立志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如果这样也阻碍不了你对学术的热爱，那么说明你对“学术”的态度是真诚的。有真诚才有敬爱，才不会任意糟蹋“学术”，才会以尊重“学术”为第一要务，才可与之谈“学术规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虽已成为“学者、专家”，但他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是因为对学术问题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对学术研究有多么由衷的喜爱，而完全是，或主要是为了“糊口”。这实际上还是因为没有选择的自由。有的人本不该靠“学术”来吃饭，但他和“学术”，都没得选择。这是屡屡出现“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的人和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术”是一种人类不断累积知识和智慧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往往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的，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论点乃至一个理论框架，就可以为某个学术问题的讨论画上句号，或成为后人必须遵循的讨论范式。后人总会或多或少地修正和推进前人的结论。人文学术研究，尤其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所处的主客观条件之下，秉持学术的公心去处理研讨的问题，在现有条件下，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学术上的后来者会有怎样的机会和境遇，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推进，甚至是完全推翻你今日的结论。这或可算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公理。

真正的学者，既要“前见古人”，又要“后思来者”，就是要时刻想到自己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永远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中间位置，不会是截断众流的一个休止。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前人的工作最终都会被置于被瓦解和被推翻的境地，而是说，人类的认知总是在不断进步中，我们今天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哪些可以成为铸就人类智慧殿堂的牢固基石，哪些只能是建造人类智慧殿堂过程中必须要有的垫脚石和下脚料，这并不是由我们现在所做的评判就能确定下来的。学术研究的水平高低，学术成果的质量优劣，当然少不了当代学术界的评价，但最终是要由学术史来做出最终评定的。能够在若干年后仍然影响某个领域的论著，必然是要经历无数学者的批评、检验，不断地加以完善和修正的。因此，在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公开给学界时，就要想到：谁才是自己学术成果的真正裁判者？显然应该是时间和学术史。由此也就不必太在意同时代的学者是否认可和赞同自己的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学术研究的这一基本特性，总认为自己苦心琢磨出来的观点，一提出来就应该是绝对真理，所以不能虚心接受，或是冷静考虑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学术”这回事的理解不到位。如果能够坦然面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承认自己的研究完全有可能被别人修正甚至改写，在吸取他人正确的修改意见之后，再完善自己的研究，反倒往往能够在学术史上站稳脚跟，不太容易被人找到明显的破绽来反驳。只要能够对“学术”有正确的认知，并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在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时做到从善如流，其实并不难。

既然如此，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体现在何处？不同人文学科的具体目标不一，对于历史学而言，“求实、求新”应是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基本要求。所谓“求实”，是由历史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历史学研究通常是要靠可信的史料作为证据来立论的，不能信马由缰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空做阐释，或是勇于姑妄推断和凭空发明某些看似新奇的论点，却疏于用可靠坚实的材料做证据来论证。我不反对做理论阐释方面的思考，但我在此更强调的是如何清理道教史基本事实的问题。这是在道教史领域面对的特殊情况，并不代表在其他人文学科或领域，不需要理论阐释方面的尝试。“求实”的“实”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在我们无法复原历史的前提下，任何看起来完满无缺的结论，都是无法得到验证的假说而已。只要是认真做研究，你可以这样假说，我也可以那样假说。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都是正常的现象。那么我们做这些往往得不出最终统一结论的研究，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如果研究的目标定位在追寻历史的真相，往往会最终令人感到沮丧。但正是在这样“求实”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思维和智慧会得到训练与提升。虽然我们做研究的结论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直接作用于学术之外，但经由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眼界和智识，却可以服务于学术之外。

所谓“求新”，主要有三方面的“新”。一是探索了前人所未曾探索过的问题或领域。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现在已经很少有某一片领域或某一些问题是完全未经前人触及的。以研究生阶段的学力和视野，我们一开始都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拓荒者”。二是因为使用了前人未见的新材料而由此引发出来新的问题，如地下考古的材料。但这种新材料一旦出现，往往都还等不到研究生去做研究，就已经被学者们研究透了。三是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既有学术观点和学术成果进行梳理评判的基础上，力求完善或否定旧说，提出自己新的看法。相对而言，在这方面的工作对研究生而言，才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如果研究生能做到这第三方面的“求新”，基本上就能完成一篇很不错的学位论文，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正规的学术训练，掌握了基本的学术研究规则，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并能清晰明了地表达出来的能力。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的培养，远比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要来得重要。而如果按照学术规范来完成一篇学位论文，以上几个目标的训练就都可以达到。

学术研究不是你读读书，做做笔记，有了点想法再表述出来那样简单和随意的事情。学术成果讲究的是你能提出和别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且最好还能推进学术的进步。我们实际上并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结论一定是在推进学术，有时候也难免在拖学术进步的后腿，但只要不是故意为之，一般也可以原谅。但现实中的确有故意“拖后腿”的情况。如何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自己和当代学术界并不一定总能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估。学术评价的方式和标准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但一项学术研究的成果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最终是要由学术史来评判的。若是你的研究看起来太过冷门和偏门，同时代的学者都不大懂，或不怎么关注，也并不说明你的研究没有价值。对于太过冷僻的题目，在三十年、五十年后才会被后人重新发现，在学术史上也是常有的事情。即便按照学术规范做出来的学术成果，还将面临学术史的检验才能有恰当的定位。不按学术规范来做的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资格进入学术史评判的范围。这就是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学术史值得敬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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