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困境”：一个复读生的一年｜长故事

复读生们想要体会的自由与自我或许并不会在高考后翩然来临，事实是人生的压力与不堪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接踵而至，体制中的人，自然没有喘息的机会。...

复读生们想要体会的自由与自我或许并不会在高考后翩然来临，事实是人生的压力与不堪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接踵而至，体制中的人，自然没有喘息的机会。所有人都在等。

这大概是长沙一年中最让人焦虑的几天。6月的星城燥热而毫无水汽。早晨八点，热浪以开始如校门口聚集的人群一样涌动。居高不下的温度让杨莉觉得恶心，炎热与焦虑正在对抗。而与杨莉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同班的复读生，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的高考算是一个二次体验。

“选择”

去年，杨莉超过一本线一百多分。

出分之前，杨莉从未想过自己会复读，直到短信查询的分数像一记重锤砸向杨莉，整个下午和之后一整天都在哭，“比估分低了二十多，想去的学校都去不了”杨莉无法接受。

杨莉开始考虑复读，仔细研究要改换的全国卷。她在复读吧徘徊许久，那是一个聚集着过来人与各色复读经历，弥漫着哀伤和斗志的虚拟空间。杨莉认识了一名已结束第二次高考的河南汉子陈航，从580到644分，被南开大学录取，算是世俗意义上复读的成功，开贴给咨询复读的人提建议，复读吧里有许多这样建议贴，失意的人陈述着自己的情况寻求帮助，帖子多达到几十页。

身边所有人都反对，毕竟对一个这样高分的女孩子而言，第二次高考是机会也是倾注成本的赌局，杨莉一整个暑假沉浸在纠结痛苦中，所有原定的计划都被打乱，所有关于暑假的幻想都没有成真。

在百度里，杨莉找到一所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复读学校。

掌控

这是长沙市少数几个接收复读生的学校之一，从地铁二号线的终点站出来，还需要接近半小时颠簸的车程。因为处在农田到城市绿地的交接段，商业的发展还处在一种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经济，这儿少有人光顾，校外几家小店生意寥寥，每天都可以看到店主自娱自乐的身影。

学校对高分复读生有特别的优待，学费全免并补贴生活费。校长亲自接待了杨莉，从校长那里，杨莉了解到，该校2015年裸分考上清华的两个学生，分别在清华、北大读完大一后选择退学复读，理由是不想继续做国防生和不喜欢所学的专业。

复读生群体正在发生变化。2012年之前，湖南连续数年往届生人数维持在考生总数的16%左右，最高时达18%。但从2013年开始，往届生人数连年下降，当年就减至5.3万人，而2015年这一数字已降至4.5万人，只占考生总数的11.5%。

相反，高分复读的考生却逐年增加，高校扩招，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考上大学或是考上一本，而是考上一流的顶尖大学。思想的开阔性让他们在复读这条路上走得比一般考生更为坚定。

“复读市场在缩水，我们感受到了冲击，但冲击还不大。“当考生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以及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时，这种缩水难以避免。但同时校长曹建新坦承，复读生减少是一件好事情，说明考生和家长的选择越来越理性，不会一门心思想着来挤“独木桥”，家长们认为高考“鲤鱼跳龙门”的观念也已淡化。

当天平有所倾斜时，选择就会显得表面多样化。社会阶层流动小，阶级固化，上升渠道狭窄，使得高考仍然是大部分困在体制这一大网中人们的“独木桥”，只是它变得愈发狭窄，竞争愈发激烈，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选择出国，脱离体制的束缚，剩余的大多数别无选择。

复读生们想要体会的自由与自我或许并不会在高考后翩然来临，事实是人生的压力与不堪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接踵而至，体制中的人，自然没有喘息的机会。

上路

杨莉的朋友李峰便选择在这所学校复读。年初，短暂寒假过后，李峰带着两个行李箱和大小包裹跟随春运返工的大军坐火车返回长沙的学校，李峰说，行李的重量和被人潮淹没推挤令他倍感无奈，一次到了地铁终点站后，没有带伞又没有车来接，在这个残破的城乡交界处迎着风雨艰行一个多小时来来往往的车不知道溅了多少水在身上，那时候只觉得让复读的生活痛痛快快地过去吧。

在一个冬天没有空调的寝室，李峰时常半夜里因为一个寒颤而被冻醒。李峰说：“每个同学都是一本书，与他们相处你就在‘阅读’他们。”各种所谓的“奇葩”在这里续写自己的故事。

在大学待了两个星期，杨莉愈发感到无所适从，她不喜欢这里的课程安排和培养模式，以及专业类211院校特色带来的特殊氛围，加上家里人在填完志愿后逐渐增强的不满，她毅然决定离开这里。

离开所要面对的压力和风险呈几何倍增长。统计显示，复读的大军仍然以二本为主，超过一本线几十分复读的上升空间较大，像杨莉这样超过100多分走上复读的坎坷小径必然又冒着更大的风险。

复读报名一般有三个高峰时间段。首先是成绩揭晓后几天，其次是二本录取结束后，最后是大学念了一两个月后，考生对就读高校或者专业失望，希望圆梦而退学“回炉”重读，也有许多暑假在复读学校复读一个月后忍受不了艰苦，放弃复读去上大学的。

边缘人困境

2008年，教育部出台“严禁公办高中举办复读班”的禁令，许多复读生只能选择由教育部门批准的复读学校，“有关系的”可以在少数公办中学里“混”到一个角落坐。社会对复读的议论与偏见从来没有停止，复读逆袭的传奇与失败的例子往往在高考前后这段时间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

复读学校实行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一直住在家中的杨莉决定到公立学校插班。在应届生中，她总是觉得自己很奇怪，周围同学总是会询问你复读的前因后果，以及你上一个高三经历的事情，学习的经验。全新的环境，身份的转变，杨莉在一段时间后适应，却一直没能融入。

插班的经历让杨莉真实地感受到了湖南教育资源分配及升学机会的严重不均衡。就算是被称为最牛中学的长郡中学通过裸分途径考生清北的也仅仅只有十多人，剩下五六十人均是通过竞赛、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等途径。

竞赛可以说是四大名校及其寄宿部的游戏，下面的地级市不仅没有能够承担培养竞赛学生工作的老师，缺少书籍，培养机制与经验，也缺少必要的信息资源。按照现在的政策，进入国家集训队是可以保送，但进入省队清北降至一本线录取制度，以及下面的学校从未听闻过的清北夏令营、秋令营、冬令营都有许多降至一本线或降60分录取的机会，使得长沙的优势有增无减。

游戏总是有所输赢的，级别越往下，输的概率就越高。以至于在这场资源竞争的游戏中，很多学校连参加的资格都被失去。其他各类比赛的信息资源及其匮乏，长沙学校自然占据了几乎全部顶尖大学以及大多一流大学的初审通过名额，就算是不需要奖项的学校在分配名额时也明显倾向长沙地区，杨莉以前读的高中是当地绝对的第一，而且学生的水平与AA复读插班的学校相差无几甚至还略高，自招初审通过的人数却是远远不及。一直觉得自主招生降分只是传说的杨莉却发现班上许多同学都拿到了顶尖大学的降分，着实惊讶不已。

这种惊讶源于高考制度本身。高考制度的公平问题是存续几十年的问题，高考本身的地域差异分为省级行政区间和省内差异两种，人们时常关注的是省与省之间的差异，例如北京上海考生录取清北复交等名校的比例是其他省份的几百倍。就湖南省而言，长沙以四大教育集团为代表的学校几乎集中了省内所有的优质资源，而清北在湖南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这四所学校，下面的地级市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杨莉除了打抱不平外，也思考着高考这个所谓公平的通道的种种缺陷与弊端，“我到底应不应该为了一个不公平的制度付出这样的代价与努力呢？”社会追求的公平仍与之相去甚远，一些优惠的政策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资源分布不均像全球化竞争一样，使得发到国家和地区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本身看似合情合理的制度因为现有的差异使竞争走向扭曲与不公。

寻路

杨莉寻找的路并不符合她自我本身。但是就像所有复读生的想法一样：“我们已经失去了更好的选择。”

一年之中，存在着无数个选择的机会。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复考，如果严肃一点说，就是高考。但是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它包含运气与机遇，心理与状态等各方面，像一个旋转的魔方的各面，好似了如指掌但又无法掌控。

不得不承认，复读带给他们的绝不仅是分数的改变，而是一次深刻认知自身与环境的机会。与杨莉在同一班级插班复读的陈明说“复读让我养成写日记与夜晚在走廊远望的习惯”。今年高考前夕陈明连续几晚失眠，于是他挪开晚上的复习时间去爬岳麓山缓解紧张的情绪。也许，插班的孤独，或是复读学校的共同奋战，或人群中的孤寂都是促成强大内心的一剂良药，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不过略带苦涩。

6月7日上午，陈航在空间中写道：“前年今日此时，去年今日此时，我都在高考考场奋笔疾书。两年，730天，17520小时。高四给了我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感谢高四的点点滴滴带给我的坚强与感动，我也会带着这些愈奋然而前行。”

在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杨莉说：“复读的时间比应届要缓慢，但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复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事与愿违，杨莉的第二次高考同时遭遇了生体上和考场上的状况，感觉远不如去年。查出的分数又不合常理地出人意料，最优势，最不应该出现浮动的科目比去年低了二十分。几个复读的朋友都考得不尽人意，杨莉突然对这样一个制度产生了更深的怀疑。

6月8号晚上，学校举办毕业典礼，不大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杨莉站在另一边昏黄路灯掩映下的黑暗里，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礼堂和传来的歌声，悲欣交集，日夜呼唤的理想仿佛就在那灯光处，仍短暂难寻。■

（杨莉，李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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