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的“无心”与“野心”

这些“素人”野草一般，在荒凉贫瘠的时代，拼命疯长，抓住一切来自外界的风霜雨露，蔓延起来，流淌进了时代的血脉。...





蒋晓云作品

蒋晓云真是肚里巧思万千，才能织就这中国结式的小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里面的人物盘根错节，上上下下涉及五代人，彼此独立，又枝枝蔓蔓牵扯相连。这样的结构既显示了蒋晓云把握人物的能力，也暗合了现实生活的繁杂，以及人物纠结的内心：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故事起始于《百年好合》，年近百岁的老人金兰熹和陆永棠率先出场，以一场贺寿宴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这场宴席近乎《水浒传》的英雄排座次，也类似《红楼梦》太虚幻境薄命司里指涉人物命运的正副册子。后文中出现的各色男女，均有可能在这场宴会上逐一亮相。我们且看，《百年好合》里的金、陆两人，正是《女儿心》主角陆贞霓的双亲，《北方有佳人》中商淑英的初恋情人却是陆贞霓的先生黄智成，陆、黄的私生女一跃成为《珍珠衫》里面对爱情首鼠两端的黄爱芬，商淑英的表妹又在《昨宵绮帐》里勾搭上陆永棠，还与金兰熹的妹妹争风吃醋……故事就是这样一路延展迂回下去，出人意表，又在在合乎人物身份和性情。

书中人物众多，作者却不一一详表，也不直线式的呈现，她们往往跳脱贯穿于不同的故事。作者字里行间为她们设置了足够的留白，自然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陆永棠、黄智成的纨绔风流，作者在《百年好合》里一笔带过，却又在《昨宵绮帐》、《北方有佳人》中，一边旁敲侧击地流露，一边真枪实弹地勾画。

蒋晓云还特别钟情于小说人物“语言”的运用。小说主人公夹杂使用国语、沪语、粤语、英文，上层雅语和粗鄙乡言与人物身份相得益彰。同时“语言”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上海、香港、台湾、北京、纽约、伦敦，空间的位移，明里是人物命运的走向，暗中却是时局的趋势。于是，整部小说中，语言和空间成为了一条隐秘的线索。时刻变化的语言和空间，一方面指涉人物对于命运的抗争，另一方面暗示华人在全球的迁徙和时代的推进。

这样看来，《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称得上是匠心独具，别出机杼，而作者蒋晓云却轻描淡写地说：“我瞎编瞎写，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是作者的“无心”。因为这样的“无心”，作者才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以风轻云淡的口吻，描写风云骤变的时代，刻画在时代夹缝里努力活下去的人。



蒋晓云一家搬到台湾后，几乎成为周围亲朋的会客厅。国家大事、百姓生活都是会客厅里热议的话题，蒋晓云却躲在别间看书，“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这样自外于客厅的座谈会，不小心飘进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却在我此后的一生于完全想不到的时空和书页之中重逢或证实”。蒋晓云的这些故事，都来源于“无心”飘过耳畔的谈话。这些无心之得却如鬼魅般，跟随蒋晓云大半个世纪，与她耳鬓厮磨，窃窃私语，直至将其记载流传。

蒋晓云的“无心”导致了她没有“野心”，立意于“素人”，就像在身边诉说家长里短的市井村妇，八卦着邻人的风流往事和不肖子女。所以夏志清当年在《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里面指出：“蒋晓云笔下的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乍看这样的评论合情合理，蒋晓云只关心“素人”的情爱和人生，无意于社会影射和国族书写。谁都想不到的是，经历了岁月变迁的磨砺，村妇有一肚子悲欢离合，一一敲击着你我的内心。这些“素人”也都成了时代画卷上，角角落落里的各色印章，在时代洪流中聚合离散，也印证着家国民族的跌宕起伏。看似不期然而然，作者毫无野心的背后，也许潜藏着最大的“野心”，书名曰“志”，便有了治史的气度。只不过作者另辟蹊径，从乡野阡陌出发，寻找历史遗落的闲花野草。

历史像是参天古树，遮天蔽日，外人只看得到古木，却不见树下的花花草草。古木固然有价值，那些花花草草却更有生气，绵延更广。蒋晓云笔下的人物就是历史古木下的花花草草。陆永棠、应雪雁们不参与政治生活，却是政治裙裾上的流苏和印花，是历史必不可缺少的颜色和味道。

《百年好合》这样的题目，并不简单指向金兰熹和陆永棠近一个世纪的爱恨离愁，金兰熹生于民国一年，小说在台湾出版时正是“民国百年”。这一百年正是中国政治风驰电掣，波澜恣肆的百年，金、陆的离合变迁，也是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离合变迁。两人经历了世纪百年，以一场华洋杂陈的盛宴作结，无疑是“好合”的结局。作者庶几是在暗指两岸的走向，也未可知矣。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容易让人联想到白先勇的《台北人》。白氏以海外遗孤的身份，探析旧时王谢变身寻常百姓后的生活概况和精神状态。尤其白氏对女性的刻画，细致入微，拿捏到位，这与《百年好合》中的女性视角异曲同工。在小北京、应雪雁身上，我们都发现了尹雪艳、金大班们的影子。两者的相同之处是，都挖掘到了女性生活与时代发展的错位和谬误。按照中国的传统，家国天下这样的大事，本是不容许小女子的参与，可是每每风云变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往往是女性。然而历史上却多记载男性的迁徙、征伐、重建，鲜少涉及女性在时代变化中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台北人》、《百年好合》便以小说，抑或野史的形式，补足了女性在乱世中的时空脉络和身心变化。两者的不同亦明显，白氏的小说重点刻画尹雪艳、金大班们在舞台上的风光和人堆里的手腕，蒋晓云则将笔触伸到小北京、应雪雁们朴素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里。白氏小说惊艳凄美，干柴烈火，轰轰烈烈，是一朵毒性十足又摇曳生姿的罂粟花；蒋氏文章质朴纯净，清白如水，平平淡淡，是一株韧性十足却风韵独具的蒲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夏志清称赞蒋晓云为“又一张爱玲”，张氏、白氏俱师法《红楼梦》，可见蒋晓云也一脉承接自《红楼梦》。《红楼》写家族由盛转衰时，众女子的命运，《百年好合》也不例外，只不过因为时代的不同，《百年好合》里面众粉黛的命运起伏波折更多，与时代的纠结更深刻，也更绵长。

蒋晓云说：“这部小说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不希望这群人被历史埋没，我希望在纸间让她们‘复活’，她们虽然不是政要人物，不是显赫名流，她们生于乱世身不由己，但她们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些“素人”野草一般，在荒凉贫瘠的时代，拼命疯长，抓住一切来自外界的风霜雨露，蔓延起来，流淌进了时代的血脉。在“无心”的自谦下，蒋晓云的“野心”并不庞大，却有足够的说服力，延展着小说书写的无限可能，也冲击着大历史的正统地位。

（原文刊于《凤凰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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