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弈理析疑》之“疑”

《弈理析疑》是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一部古书，从书名来看，著者是要解决围棋理论方面的一些疑难，然而这部书名曰“析疑”，自身却充满了诸多疑点。...







一、著者之疑

《弈理析疑》收录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历代围棋棋谱》这套大系中。编者薛至诚先生经过查考，确认这部书是清代松龄先生所撰，而于乾隆五十五年刊刻。这里的作者为谁是有待商榷的，如下文所述，松龄先生并不是这部书的著者或合著者。不过成书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判断，是综合序和跋的写作时间得出的。通常来说，序和跋的写作时间，要先于最后的成书时间。因为在这中间，有一个雕版、印刷的过程。

根据我们现在对古代雕版工艺的认识，工匠们在雕版之前，要把已完成的书稿，刷上浆糊，一页一页地贴在木板上，待完全粘合，再把没有字的部分用锋利的刀具全部剜去，这样要印刷的内容就凸了出来。这一过程就是雕版。板制成之后，在大规模印制的时候，是用宣纸、竹纸等等，覆盖其上，用墨来刷。新雕刻出来的板，再配以手艺精湛的工匠，成书是相当漂亮的，古往今来，人们用“墨色如漆”来形容初刻本，对之十分珍视。雕版在印制一次之后，通常要保存起来，以备下次印制。因为雕版制作不易，在一块板的寿命期内，一般会印制多次。板的寿命非常长的，可以历经三朝，如宋元的板，到明清的时候还可以凑合使用。不过，由于雕版是木头制成，水墨对其腐蚀很厉害，随着印次的增加，板会越来越模糊，最后出现断版、掉头、去尾，甚至字迹发虚而难以辨识的情况。这时，这个板如非重雕、修补，便只能废弃了。

雕版极费时间，开工付梓，又需要大笔的银钱。所以在古代，刻版印书，并不是一般的人家能轻易做到的。一般来说，可以把雕印的时间人为缩短一些，认为成书的时间与作序跋的时间大致相当。这是前文认为《弈理析疑》于乾隆五十五年时刊行的理由。

撰者松龄，观其名，似乎是一位旗人。他为什么以及怎样成为该书的著者，这中间有一大篇文章可作。他在序中自陈：“范子《桃花泉谱》，分门别类，变化无穷。予始玩之，而未识其要。通州臧子念宣善弈，丙午岁（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谒予于邗（今扬州），偶与论弈，知其确有心得。尝云《桃花泉》变法虽多，其实每类正变不过一二。不得其要，疑将转滋（因为过于繁复而不可胜记），因删繁举要。或有未备，为之补入正变。予复按之，觉蹊径稍可寻也。”

臧念宣是清代著名的棋家，棋谱不著，但评棋的名头是很大的。他的棋力，根据光绪时人邓元鏸的评价，大约是二手的水平，就是被国手让两个子。按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大致是业余5段。范氏是当时的大国手，天下第一，他的著作，也被一般爱好者奉为圭臬，以臧氏的棋力，竟然来删减范西屏的原著，这真是“泼天”的胆量。放到今天，此事也难以想象。无独有偶，在日本近代，本因坊门下有一位狂士，野泽竹朝，开设了“评中评”专栏，专门对当时名人秀哉评定过的棋谱“指手画脚”，被视为大不敬，终于被逐出了坊门。这是一疑，暂且按下。

不过，经臧氏手流传下来的棋评很多。古代的资讯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今国手在韩国、日本下国际比赛，我们通过互联网，基本上可以在国内同步看到。可见生活在信息社会的围棋爱好者，还是比古人要幸福若干。以清代的交通和信息流传速度，臧氏不能每一局高手间的对战，他都事先得到消息，长途跋涉赶赴对局场所，现场观战并记录棋谱，而只能根据传递速度极慢的手抄的棋谱，自行研究，再写出棋评。这样来看，臧氏不失为一位耐心兼细心的棋谱辑录者。“其所评近谱，尤为细密详尽。时并嘱予付梓，未果。”原因是，“予以请养旋京，数年来簿书碌碌，力有未遑。”“近闻念宣即世（去世），殊深悲悼。披览一过，如晤故人。惜其生平精力，尽在于斯，而未能表彰之用，自咎也。”

因臧氏的去世，不能在生前看到心血的梓行，松龄深感愧疚，念及故人之情，他把这件事重视起来，开始谋划出书的事宜。

如上所述，古代的雕版印刷，是一个费工费钱的差事。松龄受托，显然臧氏认为他有这个财力（或能力）。不过此书最后之成，却不是松龄自掏腰包，而是有同好者从旁协助。

松龄接着写道：“锡山吴子修圃亦善弈。丁未公车北上，与予相聚有年。课徒之暇，评定近谱，颇有得于理数会通之妙。新正，向予索臧谱，详加推堪，合范说而折其衷。”

吴修圃，是清朝中叶另一位评棋家。同臧氏类似，他也是下棋少而评棋多，令人莫测高深。他主动从松龄处索来臧念宣遗谱，作了全面的订正。他是如何做的呢？“合范说而折其衷”，即按照西屏的原解说，对臧氏删削过大的地方，作了增补。经他润色后的文字，折西屏与念宣两说之中。也可以说，吴修圃部分否定了臧氏的见解。这是在内容方面的一大改动。也因为此，已故棋史家赵之云先生在“中国围棋大事年表”中说，乾隆五十五年，松龄、朱广溪序臧念宣、吴修圃著《弈理析疑》。这一提法应当更为贴近事实。

其后，松龄的年家子朱广溪（其父与松龄为同一榜登科者）“与修圃同乡，性好弈”，“为增解数条，并将臧吴二子所评共二十局，合抄成帙。学弈者滋此求之，可以悟其理而释其疑矣乎？”然后，“广溪亟□公诸同好，友人出资助之。”

臧氏原谱，经吴修圃校订之后，朱广溪又为之增解数条（这也是一疑），加入了自己的见解，然后将臧、吴所评合为一册，在朋友的资助下，终于付梓刊行了。松龄经过吴修圃、朱广溪的协助，达成了臧念宣的夙愿，纷扰有年，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定。

二、棋评之疑

一件风雅事，经有心人的撮合运动，最终成书，按说应该功德圆满了，然而，在稍后的棋谱辑录家汪秩的细心推求下，臧氏所评近谱，究竟是否为他所作，却出现了很多疑点。

清代评棋家，就我们所知，在评骘完一局棋后，通常会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出处和责任（当然，流传到今天，佚名的也不在少数）。以后任抄书者、重刻者如何辗转，读者也知道棋评作者是何人，水平大致何如。在《弈理析疑》刊行之前，知道臧氏藏谱的人想必不会很多，只在小范围内存在。该书刊行后，公行于世，有心人拿臧氏之评与自家的藏书（或稿、本）相互印证，不料却发现了大问题——臧氏并非所有棋评的原作者，而是部分地剽窃了前辈国手程兰如的原创。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

乾隆四年，范施在浙江平湖张永年宅谱下了千古名局——当湖十局。由于两人年龄相若，精力弥满，所以这十局棋对抗激烈，杀法精妙，技惊四座，被誉为中国古棋的最高峰。其后，与范施齐名的四大家之一程兰如，对其中某些对局进行点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由于范施当时已经傲视群雄，程氏之评，以常情来推断，恐有文字所不能尽者。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勘破局中种种精妙之处。以程氏大国手的实力，尚不能曲尽其妙，臧氏如何有这般神通，能够评定天下第一高手的对局？这是可疑处之二。

《弈理析疑》刊行二十年后，它的重刻本面世了。辑录者是苏州人汪秩。汪氏与施定庵交情不浅，为了校订《弈隅通会》一书，定庵曾在汪家居留数月。汪氏首先发现了臧念宣棋评中的不尽不实之处，并确认了系程兰如原作。然而汪氏设身处地，认为臧氏不一定是剽窃，而可能是传抄之中忘记了署原作者之名，从而把这一“重大”关节给轻描淡写了过去。他的着眼点，是在京师刊行的《弈理析疑》流布不广，担心此本散佚，于是组织重刻，以保证此书能够流传久远。这番用心可谓苦也。

然而，臧氏究竟是以讹传讹，还是存心窃名，情事已难探知。如果以当时的围棋界比之于今天的学术界，臧氏这个举动，不亚于以一位末学后进，剽窃学术水平最高的一位泰斗的原创，这，势必要出离众人的愤怒。但在当时，信息流动很慢，传播范围很小，这就给传抄者留下了取巧的空间。这是二疑。

三、棋局之疑

在臧氏所辑棋谱中，于名家荟萃之际，夹入了臧氏的一局自战解说。他的对手，正是鼎鼎大名的范西屏。臧氏执先，胜西屏四子半。此局也大有疑点，历来棋家质疑纷纷。西屏是顶尖棋手，臧氏如欲向西屏请教，势必要先摆上两个子，没有分先甚至让先的道理，这是二手的棋分所决定的。其次，即便双方分庭抗礼，以西屏这样高的水准，焉能轻易输棋？（除非是酒后戏作。此一层非正常状态下对局，可以不论。）下过围棋的读者都会了解，实力不在伯仲间的，高手想输低手一盘都难。再者，西屏与臧氏能否寻常见面？古代的交通工具依靠畜力、水运等等，从一地到另一地，正常行进，耗费时间往往用月来计算。以中国之大，两人常常谋面已属不易，对弈一局并流传下来，可见其难。最后，为什么只见臧氏对西屏，而少见对他人之局？此局之突兀，而且只出现在他的“一家言”中，实在不能不令人生疑。

后若干年，编纂范施二先生对局集——《海昌二妙集》的黄绍箕、蒯光典收入此局时，曾有批云：“析疑汪氏重刻本谓，此局系臧伪托。今姑附录。”表达了他们不认可臧氏有此手笔的意见。毛初文在附评中也说：“闻诸黄贤书（当时棋坛名手）云，臧念宣初从西屏受三子，后减至二子，从未曾到对局身分。盖渠与臧弈，亦不过分先。然则此局不知与何人狡狯，嫁名西屏，以自矜夸耳。宁不料有后人之指摘哉。大抵与前程仲容、黄龙士一局同意。”诸家质疑，认为这一局纯系臧氏伪作，显非空穴来风。此为三疑。

《弈理析疑》的疑点大概如此，限于篇幅未能展开细说。不过，该书虽然有上述不足，但臧氏辑谱、藏谱之功也不可没。在那个时代、那个条件下，他为低水平的读者考虑，精简西屏的原著，收集了当时一流国手的不少妙局，整理成《弈理析疑》的书稿，他的用心是可嘉的，功劳也是很大的。

文/天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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