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简说
古代的农业生态思想，是漫长农业实践历史中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演化的结果，贯穿了整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同世界其他农业文明相比，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在于其非常注重通过人力来协调农业生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型文化。...
文/周海燕 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会 秘书长
古代的农业生态思想，是漫长农业实践历史中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演化的结果，贯穿了整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同世界其他农业文明相比，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在于其非常注重通过人力来协调农业生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型文化。这样的一种生态型文化体系，其产生、发展以及演进，都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包含了大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成分，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现代有机农业思想正是直接脱胎于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技术，各种生态有机农业流派莫不与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因此，我们只有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才能对现代有机农业有深入的理解。
一、农业“三才”生态系统学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农业逐步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研讨农业思想与技术见长的农家学派，遗憾的是该时期的农家著作均已失传，其大致内容只能从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略见一斑。
在《吕氏春秋》的《士容论·申时》篇中首次提出了农业“三才”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稼”（农作物）是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核心，“人”、“地”和“天”共同构成了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农作物与天时、地利、人力之间构成了一定的生态关系，从而形成了农业生态系统。
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生态系统由动植物、天、地、人四大要素构成，而这四大要素都与气的运行有密切关系。从生态学角度看，古人所言的“气”或“元气”，相当于现代科学的物质和能量的概念，在作物与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气”是传统农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是“气”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阴阳的矛盾运动成为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根据，农学家则利用阴阳学说来揭示农业生态原理和农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各有其发源，从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两者相互渗透融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原本被看作构成万物的物质元素，但逐渐被转化为万物依其法则生克流转的时空系统，成为一种传统的生态系统观念。中国传统农学及农业生产实践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要求人们必须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和动植物生长发育规律来安排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二、传统农业的“三宜”生态原则中国传统农业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把农业与气候条件相结合，形成农时知识和月令文化体系；其次是将农业与土地和土壤条件相联系，形成地宜或土宜知识；第三是把农业与动植物不同性状及区域分布相联系，形成物宜知识和风土论等。“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农业生态学角度看，因时制宜就是要处理好农业与天时要素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自然界的光热水气资源，保证农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诗经·小雅·鱼丽》：“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荀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也。”具体的“治历明时”思想在西周初期的《夏小正》一书中已有明确反映。
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动植物与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关于土宜、任地、辨物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就已经很丰富，已形成相关生态知识体系。据《周礼·地官》记载，大司徒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调查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五类土地所适宜生长的动植物。而《管子·地员》已揭示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特定土壤会生长特定植被，彼此依存，形成特有的生态系统。李约瑟博士评价道：“土壤学连同生态学和植物地理学，确实都好像发源在中国。”
古代文献中的“物性”、“物情”、“天性”，一般是指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古人已经认识到物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动植物的遗传性、变异性和生长发育的阶段性等。汉代《论衡·物势篇》中认为生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就是说生物种类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且其生殖是通过种子来实现的。《周易·未济·象传》中有“辨物居方”的说法，意思就是要辨别生物的遗传特性，并按照这些特性为它们创造适宜的生长条件，实行因物因地种植。
三、以自然生态为依据的土地利用规划从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中就可看到，当时在做土地规划之前就要先进行土地资源的调查和评估，“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即把人口规模、都邑大小和土地面积作为土地规划的三个基本要素，使三者保持适宜的比例关系。同时，要“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从而“三农生九谷”，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在土地资源考察和评估的基础之上，还要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和土地承载力的关系，以环境容量思想来指导土地利用规划，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尔雅·释地》中阐述了“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的聚居形式，即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遵循一定的圈层规则，使农业生产不仅为城市提供农产品，还起到改善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作用，具有现代农业区位论的某些科学思想内涵。
四、土地生态资源保护的思想与举措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的区别概念，古人把“万物自生”的地称为“土”，把“人所耕而树艺”的地称为“壤”。《吕氏春秋·任地篇》中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论述，说明人的活动可以对土壤肥力起到调节控制的作用。
自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体系，采用了集约经营的思想，因而能以有限的土地资源取得高产，同时还维持土壤的肥力。对遏制以扩大土地面积来实施增产的做法，减少土地开垦以及保护农业生态具有一定的作用。这方面在人口急剧增加的明清时期，表现更为突出。
主要举措包括：挖掘农田生产潜力，提高单产；将山地种植方式由沿坡漫种改为修筑梯田，倡导山地分层利用；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在山地丘陵地区修建中小型陂塘堰坝，保持水土；政府采取封山育林的行政管理措施，封山驱民；民间制定以土地山林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乡规民约，采取各种措施护山育林。
五、农田水利生态思想与实践传统的“水土”概念实际上是广义的环境资源概念，包括了水利和土地资源两个方面。《尚书·禹贡》中的“平治水土”，是最早出现的“水土保持”概念。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要把治水和土地疆里看作相互联系的整体，先水后土，导水平土，土因水而治，水因土而得其用。实现治水改土，趋利避害，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汉代就制定了专门的“水令”，是专门为了解决农业用水先后次序问题的法令，要求下游先灌溉，上游后灌溉，从而避免上游的无节制灌溉，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保证下游用水。
古人在建设水利工程时，也非常注重其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传统农田水利建设十分重视渠首工程的选址，如战国时期郑国渠的泾河取水口；注意利用环境资源，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节约建造成本，如北方灌区的埽工技术（俗称“埽坝”、“卷埽”）和南方灌区的杩槎、竹笼、干砌卵石等都是典型的生态型水利建筑技术。
传统农田水利工程通常都会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周边河流纳入主体工程，使之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提高工程效益的同时，改善周边环境。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在安徽寿县建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水库——芍陂，开渠将周边的淠河、淝水与芍陂相连通，在保证芍陂蓄水的同时调节河流的滞蓄。该工程农业效益巨大，楚庄王因此称霸一时。
古人注重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进行合理规划，兼顾防洪、航运、农田灌溉和环境改善。如战国时期秦国境内的郑国渠、秦国蜀太守李冰主持兴建的都江堰和东汉时期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鉴湖水利工程都是杰出的例子。
历史上的重要农田水利生态实践，还包括战国时期开始的北方地区引河水淤灌， 汉唐以来宁夏平原引黄灌溉与洗盐压碱，北宋时期大规模放淤改土，南方地区自汉代以来蓄水抗旱防涝的陂塘水利，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挡水除涝造地护田的圩垸水利。
六、传统土壤耕作由于春旱多风，冬少雨雪，所以抗旱保墒和改善土壤水分条件一直是中国北方农业生产中的突出任务。《国语·齐语》有“深耕而疾耰”，《吕氏春秋·任地》有“人耜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深耕与碎土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并且要求在耕地或锄地的时候，要根据适当的土壤水分含量来进行。汉代以后，北方旱作区的中耕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中耕除草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色，成为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措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耕、耙、耱三结合的抗旱耕作技术体系，调节水、肥、气、热，生态意义明确。
我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气候湿热，植被丰茂，河流湖泊众多，以种植水稻为主。从东汉时期开始，水稻生产由直播向移栽发展。在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以耕、耙、耖为中心的具有明显生态特点的水田作业方式。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提倡深耕、冻土晒垄和开沟作畦等方面，充分借助干湿、冻融、曝晒、生物等自然松土力的作用，改善土壤生态，提高土地利用率。
七、有机肥积制和施用
“肥料”是近代词，中国古代称肥料为“粪”，甚至以植物作肥料也称粪，如野生绿肥叫曹粪，施肥叫做粪田。中国传统农业以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为基础，几乎所有的废物和农业副产品都被循环利用，以弥补农田养分输出的损耗。
中国农田施肥肇始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传统肥料发展到顶峰，以致出现粪肥买卖的现象。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专著——西汉《氾胜之书》中就有“溷中熟粪”的提法，指的是腐熟的粪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畜粪便使用前必须先经过腐熟。古代农民对于粪肥的施用强调“用粪得理”，对用粪量、施肥时机和施肥方法都有很多讲究。
中国传统肥料结构主要有：粪肥，从人粪、牲畜粪到禽类粪乃至蚕屎，这是传统时代最容易获得也是施用最早和最广泛的肥料；饼肥和糟渣肥，包括菜籽饼、棉籽饼、豆饼、麻饼以及豆渣、酒糟等等，是利用油料、粮食、果蔬等原料加工农产品的剩糟残渣加工的肥料；绿肥，包括苜蓿、紫云英、蚕豆、大麦、三叶草、水藻、浮萍等等，中国农民很早就专门种植绿肥来肥田，其中以豆科作物最为常见；泥肥，包括河泥、湖泥、塘泥等，通过疏浚河塘将淤泥挖起，在铺填到附近的农田中；土肥，包括陈墙土、炕土、灶土等，由此人们还发明了熏土制肥的方法；草木灰；骨肥；杂肥，包括泔水、谷糠、稻壳、鱼内脏和畜毛禽羽等，也就是有机生活垃圾；无机肥，包括石灰、石膏、食盐、卤水、硫磺等，用于调整土壤组成成分，改善土壤性状。
八、种养结合与物质循环利用中国农业很早就确立了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综合经营模式，农业为畜禽养殖提供饲料，畜禽养殖为农业提供粪肥 ，形成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关系。
中国传统农业始终以粮食生产为主，这与我国的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根据食物链上能量流逐级递减的规律，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可以比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多养活几倍的人口。粮食种植系统的发达为供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基础，反之人口数量的增长又进一步促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粮食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粮食种植业物质投入少、生产周期短的优势使得个体农户具备了顽强的生存和再生能力。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农牧分区已基本形成。传统农区普遍利用农业副产品以及种植饲草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积粪肥田。还将苜蓿等饲草与粮食作物进行轮作或混作，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作用，提高土壤肥力。
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东汉时期我国开始出现稻田养鱼，到明清时期就很盛行了。稻田养鱼使稻、鱼共生于稻田的生态环境中，促进了物质的就地循环，是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典范。
桑基鱼塘是栽桑养蚕与池塘养鱼相结合的农业综合经营方式，宋代就已在太湖流域形成，后来还发展出蔗基鱼塘、果基鱼塘、菜基鱼塘和稻基鱼塘等多种形式。它实现了水域与陆地两个人工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结，通过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与补偿，实现系统内循环，减少了外部能量与物质的投入，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三个层次。中国是世界上农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仅世代积累的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繁多，农业生物物种培育、引进和保护经验丰富，而且拥有很多抗病、虫、旱、寒和高产等优良基因的野生种与野生近缘种。
“种谷必杂五种”，传统农业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主要体现在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方面，寻求多样生物之间的最佳生态关系，实现生物互利作用的最大化和互害作用的最小化。此外，还采用以虫治虫、黄猄蚁防治柑蠹、青蛙治虫、养鸭治蝗、鸟类捕虫等方法，利用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达到对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维持生态平衡。
中国农业很早就面临着耕地不足的压力，因此传统农业生物多样性首先是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需要，其次是要适应传统农区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多熟种植集约经营方式，再次是通过利用不同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保持地力常新，第四是通过利用不同生物组合的抗灾害能力和相抑相克现象以确保农业稳定发展。
十、畜力与自然力运用中国农业的畜力利用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牛拉犁耕，牛耕成为传统农业确立和发展的标志。秦汉以后，畜力利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农田灌溉、粮食加工以及农业运输等方面，形成以畜力牵引和人力操作相结合的模式，为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提供的动力保障，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就已经对水体因势能位差而出现的自流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引水、调水、控水等各种水力利用原理以及水车、水碓、水碾、水磨等水力机械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的各个领域。水利机械的使用，是中国古代在农用动力能源上的重大进步，为部分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风的能量，并通过一些工具和设施在生产、生活中加以利用。从使用簸箕、木杴、竹扬杴、飏篮等手工工具利用自然风清选谷物，到采用以手摇或足踏为动力的风扇车来对谷物进行清选，摆脱对自然风的依赖，进一步扩展到利用风车提水灌溉和排水，乃至汲取海水制盐。
畜力特别是自然力的利用，不会消耗宝贵的自然资源，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这些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在农业生态保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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