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万分钟”的差距：令人忧虑，没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孩子

一部纪录片，看三国少年的不同生活轨迹...

写在前面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少年成长为什么样？我们要让我们的少年过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文章来自“WE留学生”，一部纪录片，反映三国少年的不同生活状态。引人深思

• 近40%的美国高中生除了普通生物学，没有更难的理科课程
• 55%的美国高中生只学两年代数、一年几何
• 美国学生每年上课时间900小时，看电视时间1500小时
• 打算上大学的高中生里，66%每晚写作业时间不超过1小时，周末不写作业
• 70%的美国家长认为孩子所学的理科难度合理
• 79%的美国高中校长不担心学生的学术水平太低

这是纪录片《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中所披露的数据。

一
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所谓“两百万分钟”，大约是一个美国高中生在校四年的学习总时间。摄制组跟踪拍摄了6位美国、印度和中国高中
生“两百万分钟”的学习与生活，本意是给美国教育敲响警钟，因为与印度、中国学生肩负的沉重压力相比，美国学生的高中生活宛在天堂。然而结果出人意料，只有美国学生毫无遗憾地进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两百万分钟”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三个国家的孩子截然不同的学习与生活态度，还有家庭教育导向上的巨大差异。

美国学生布莱尼·博切布（Brittany），17岁，成绩在班里排名前3%。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与此同时，又想成为能帮助别人的社区义工。因为预料到读医学院预科功课会很重，没啥玩乐的时间，她觉得应该趁高中时期好好享受、连夜派对、尽情玩乐。

尼尔·阿赫兰特（Neil），18岁，与布莱尼同校。他不仅是班长，还是校橄榄球队的队长，赛季时球队每周训练超过20个小时。他的高中生活丰富多彩，做校报美编、在餐馆兼职、担任健康环境俱乐部的部长、谈恋爱、体育竞技一个不少。

他们的高中生活，用片中印度学生的话来说，就像“做梦”一样，总能够学习玩乐两不误。印度学生阿波娃·乌帕拉（Apoorva），17岁，除了日常学习以外，她每周六早晨5:45就要起床去参加大学考前辅导班。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印度，这种职业被她称为“最保险的”职业。

另一印度学生罗西（Rohit），父亲和姐姐都是物理学者。他被家里寄予厚望，因此17岁就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每周，他花12小时准备报考印度理工大学（印度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

印度学生的目标单一，所有人都方向一致——毕业，上大学，当工程师。

3

中国学生

金瑞璋，17岁，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参加过不少国际数学比赛。他希望能够进入北大学习数学。

另一位中国女生胡晓远，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被各种艺术辅导班填满。她不仅跟随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学拉琴，还要学芭蕾和乐理。她报了耶鲁大学的提前批招生，还在准备上海音乐学院的面试。她需要在每个技能上精益求精，才能在名牌大学的提前面试中脱颖而出。

在三个国家中，中国孩子的学习时间最长，要学习的各项技能也最多。

美国学生布莱尼最终以3.94的GPA从卡梅尔中学毕业，进入印第安纳大学读医学预科和西班牙语。尼尔和预期一样获得普渡大学奖学金，学习自己的目标电脑绘图。

印度学生阿波娃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在家附近的学校学习电脑工程。罗西没有考上印度理工大学，进入市里一所顶尖工程学院读书。

中国学生金瑞璋最终没能进入第一志愿北大数学系，被第二志愿北大元培班录取。尽管他数学天赋出众，仍不足以进入数学系。胡晓远没有被耶鲁大学录取，而去了清华大学读金融，继续学习小提琴。

什么造就了“两百万分钟”的差异？

我们的教育在将孩子引向何方？片中三国国家的孩子都很优秀，看起来都来自于中上层家庭，但教育导向明显有所不同。

当尼尔对妈妈说“我想学电脑绘图专业”的时候，妈妈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想法，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平等的。尼尔的兴趣广泛，打橄榄球、做校报美编、到餐馆打工、研究环境问题、联谊交女朋友，玩电脑游戏......采访到妈妈对他的期望时，妈妈却只说了一句：“这些年他做这么多事，我们很高兴他都做得不错，没有乱惹麻烦。”

短短一句话，美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态度却可见一斑：他们注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将孩子置身于“自由放养”的环境之中，让他按兴趣学习、全身心锻炼，从而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然而他们并非对孩子没有期望，只不过与那些看似“实际”的期望相比，他们更希望孩子先“成人”。而成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独立思考的能力。

尼尔的爸爸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但他并不认为儿子和他一样成为工程师就是所谓的“成功”：“我不算科技人，但科技日益商业化，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搞不清楚情况和目的，你就输了。所以我希望尼尔成为能思考的人，好过当一个工程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家长普遍鼓励孩子参加感兴趣的社会实践，学习锻炼思维的学科。在他们看来，孩子对社会和世界的整体认识比单一学科的掌握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社会机器打造一颗合适的螺丝钉。

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学生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顶级的教育资源，是幸福的。

因为与“以个人兴趣为主导”的美国教育不同，中印两国的教育更多地被“社会地位”主导，这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无关系。对于中印两国而言，在飞速发展的国家里，进行艰苦的数理化学习，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无疑是21世纪摆脱贫困、实现逆袭的最佳方法。

印度男生罗西的舅舅坦言：“当个工程师，有份好工作，是远大的理想。过去我和我的哥哥都这么认为。但现在的孩子常常不以为然，不认为这是件很酷的事情。”

显然，这样的“远大理想”统治了整整一代印度人，至今仍投射在印度下一代的教育上。自1991年开放经济后，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亲眼见证了技术教育的繁荣。政府独具慧眼地大力扶持软件行业，使印度软件业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当印度IT人称霸硅谷的神话频频传来，理工技术行业成为了印度最受追捧的职业，各类技术工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每年培养几百万名工程专业毕业生。因此，无论是男生罗西还是女生阿波娃，都拼尽全力地想考进全国最好的工程学院，因为工程师在印度，不仅是“铁饭碗”一样的行业，也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

这种对技术的信仰，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是——印度家长认为，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具有最大效用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罗西的爸爸说自己“不介意罗西学习少几个小时，花多少小时下棋或踢足球”，但前提是“只要他的投入能有所得，培养出技能”，而他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有尽最大的努力。

而不远处的中国，人们将学习看做社会等级上升的最好途径。正如中国学生胡晓远的家长所言：“那一代上大学的人不多，所以他们都希望下一代上大学，有一个比较高的学历。”尽管对于教育的反思从未停止，“上好大学才能有出息”依然是这个社会难以撼动的成功学导向。因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努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从上国内名校，到如今纷纷涌出国门，很多孩子从出生起就被父母推入了一场长跑比赛，全力奔跑直到进入名校。因为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孩子的未来，无论在金钱、资源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有了更多的保障。对于这“两百万分钟”，人们也许会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

美国的孩子很幸福，稍加努力即可梦想成真，中国的孩子需要很努力还只能获得次优选择，印度的孩子最倒霉，虽然很努力但选择太少。

第二种：

美国孩子进了中国人眼里的普通大学（US News排名50开外），印度孩子没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中国孩子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北大。

赢的是谁？

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初衷，是美国人希望给自己国家的教育敲响警钟，因为快速发展的中国与印度每一天都在和美国竞争。纪录片说，在世界29个发达国家中，美国数学仅排名第24；中国每年有60万工程师毕业，美国只有6万。在所有排名中，美国人只有一项指标比其他国家高， 那就是——自信心。

所有的数据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美国人不如我们勤奋——

据统计，中国中学生每年比美国学生多上一整个月的课，每天在学校的时间也更多，如果加上做功课和补习的时间，到毕业时学习时间将是美国学生的两倍。印度学生则是美国学生的一倍半。

相比中印两国，美国高中生的生活“看起来很美”，而中印两国却分别代表着世界上两大“最能吃苦的传统学生”形象。

谈起传说中的美国高中生活，印度学生阿波娃难掩羡慕之情：“感觉美国学生的生活像做梦，不用学习，功课很少，只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为了进入理想的大学，成为工程师，她必须每周六5:45就要起床去上大学辅导班。她的同学罗西想上的印度理工大学，每年只招50个人，而考生却有50万，录取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为此他不得不处处和人竞争，在补习班里，看到旁边的学生比他懂得多，就想努力比他学得更多。

而在这一边的中国，金瑞璋一进入初中，就展开了作业与睡眠的拉锯战。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写作业，但还是要做到爸妈都睡了。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写作业，写好后就稍微躺一会。这样的画面，对于中国孩子来说，都不陌生。

可是——

美国的孩子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有独立的思考，有自己的信心，而我们的孩子呢？

美国男孩尼尔在片子的一开始，就清楚表示了不愿意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想法。他对未来有很多规划，督促着自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些方面，以免因为虚度时间而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他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专业：电脑绘图。

布莱尼则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社会勇于承担责任的女孩。她知道自己不喜欢朝九晚五在局限的空间里做事情，而喜欢与人相处，合作帮助他人，因此积极投身于反毒品和社区服务。

如片中所言，美国学生其实不是不勤奋，而是他们对活力与精力的分配和中印学生不同。美国孩子在学习和玩乐中追求平衡，将大把时间用于多元化发展，在课外活动和兴趣中全面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这些给他们最为珍视的自信心。

从他们的访谈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独立性。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对自己的期许无一不来自于实践的总结和自主的思考。

反观片中的中国学生，却令人忧虑。

胡晓远，这个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发展各种才艺的女孩，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对于未来，她的概念是模糊的。面对镜头，她显得封闭弱势，甚至有些底气不足：“具体上什么大学还是没有非常清楚的目标，但是希望能上一流的大学。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某个领域取得世界第一。”在她的叙述里，“成功”几乎是与和“上一流大学”等同的，所以她才会失落地说：“如果学习学不好，我会很难过。”而具体的理想却被“某个”所代替。

这样的中国学生，我们是否感到很熟悉？渴望成功、上最好的大学，然而这样的“远大理想”究竟是他们自己的，还是社会期望所强加的？在中科院对1977年-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的跟踪调查中，那些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无一成为行业领袖，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在状元们全力奔跑的背后，他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或者，他们敢于有理想吗？

谈及理想，在数学上极具天赋，想进北大学数学的金瑞璋说：“我没有远大理想，因为如果实现不了会很失望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重压让一个孩子如此害怕失败？不敢经受成长的风吹雨打？

对于很多家庭的孩子而言，那场自出生起就启动的全速奔跑更多是社会与父母为主导的成年人游戏，孩子在其中甚至是被动的。

在对女儿的培养上，胡晓远的母亲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让女儿学习芭蕾和小提琴等艺术课程，准备上海音乐学院的面试、申请耶鲁，一方面她又希望女儿将来毕业后能够从事外语、同声翻译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中国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女性，又较为体面与高端的工作。而最后，晓远哪也没有去，她去了清华学习金融。

当“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子女上空，不停地观察、鼓励、为孩子铺平每一寸道路，孩子们也在社会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忘记了应该去思考自己未来真正想做的工作和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偶有娱乐活动，但大部分时候除了在家，就是在学校，因为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可出去的”。

与中国孩子相比，印度孩子是可幸也是可悲的。可幸的是，他们面临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所有人目标单一，从十几岁起就树立了当工程师的志愿，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可悲的是，印度的升学压力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工程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在6位学生最后的大学录取结果对比中，他们的结果反而离预期最远。

美国孩子独立阳光，印度孩子目标明确竞争心强，中国孩子在压力中显得自我封闭，“快乐的指数”也最低。

我们的教育究竟将孩子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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