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时代的记忆力

 

一篇报道说，南京鼓楼江东街道睿城社区于国际数学节开展纪念祖冲之主题活动，有一百多位小学生背诵圆周率，一个一年级的小“神童”背诵圆周率至1000位。记者采访得知，这个小学童在上小学前就能背下《老子》、《三字经》、《论语》以及百首小学期间需要学习的古诗。如今老师要求课后背的文章，他当堂就能背诵出来。

好记性是训练出来的，这位学童的父亲介绍了两种训练记忆的方法，一种是运用脑图像记忆法，“让孩子的脑海里出现一张白纸或黑板，将杂乱的数字按照10个一行、5行一组的罗列方法排在这个白纸或黑板上，因此，每组数字不再是线性结构，而成了一幅图像。所以孩子背的时候，回忆的是图像，而非数字”。另一种是通过数字图像联想记忆，把每个数字根据图像或谐音想象成一个具象的东西，例如1是大树、2是鸭、3是耳朵，66是溜溜球，“从0到100，每个数字都有个具象的东西作为代表，孩子看到数字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数字代表的具象东西，东西串联起来，可以编成一个小故事，帮助孩子记忆。”

古代希腊人以超强的记忆闻名于世，也是运用了记忆术（menmotechniques）。方法之一是将需要背诵的内容与容易唤醒记忆的具体空间，如图书馆或神殿的内部景象（其实就是图像）联系起来。在《普鲁斯特与乌贼》一书里，认知精神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记叙道，“古希腊人的记忆力有多好，当时的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某次他和许多人一起欢庆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地震，整座建筑瞬间崩塌，事后他能完全记得所有参加者的名字以及他们被瓦砾掩埋的位置”。

在与法国作家让-克劳德·卡瑞尔（Jean-Claude Carrière）对谈的《这不是书籍的末日》（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Book）一书里，意大利小说家艾柯（Umberto Eco）也提到了西蒙尼德斯的故事。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数码时代的人类为何还需要记忆力？

今天，我们也许不再需要记住哪怕是10位的圆周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锻炼记忆力，以“保持（智力）处于良好的状态”。艾柯风趣地说，“我开车旅行肯定要比步行快得多，但是，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懒汉，我每天都需要走路或跑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说，如果我们不再能够记忆，那么便只是剩下智力（intellect）。艾柯认为，保持良好状态的记忆力有助于优化我们的智力，有知识“不等于需要记住拿破仑是哪一天死的，但是，我们在大脑里记住的知识，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其总和确实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智力自由”。

数码时代的人类有了更多快捷储存知识的方法，许多知识信息在网络、电脑上唾手可得，无需再费时费力地加以记忆。这就像15世纪，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人类有了储存文明知识信息的新方法一样。从此以后，人类可以把不需要随时搁在头脑里的知识信息储存在书里，只要在需要用到的时候，知道该到哪里去查找就可以了。但是，正如艾柯所说，“记忆的有些方面可以委托给书籍和数码机器，但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怎么才能最为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所以，我们仍然需要让自己的头脑和记忆处于最佳的状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需要了。

用于智力锻炼的记忆是学习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可以用背诵来增强智力，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如分析、论证、批判性思考，甚至猜谜语，玩脑筋急转弯——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像为了锻炼身体，不跑步也还可以游泳。作为智力锻炼的背诵与死记硬背学习的背诵有着根本的区别。死记硬背是老师逼的，学生记不住，老师就要打手心；但是，智力锻炼是自觉自愿的。每天背诵一首小诗，这样的智力锻炼就像晨跑一样，不是为了赶去上班，而是因为锻炼本身能带来乐趣。

年幼学童能背诵圆周率至1000位，并不等于就有了多少数学知识，同样，能背诵《老子》、《论语》，也未必就等于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样的背诵功夫，最大的教育意义恐怕在于为孩子提供了一种，但绝非是唯一的智力训练方式。在善于背诵的儿童面前，其他儿童无需觉得自愧弗如或自卑。因为一个不会打篮球的人，也许会有游泳的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