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为儒师的分宜知县谢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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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新喻分宜两县虽山水相连,地缘相邻,邑人相亲,但自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后,千余年间分隶临江、袁州,由于严格的任官回避制度,在本籍或邻近州县任官者的少之又少。南宋时分宜知县谢谔就是其中之一。


谢谔(1120-1194),字昌国,号艮斋,人称艮斋先生、桂山先生,临江军新喻县台上(今属渝水区珠珊镇)人,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任分宜知县,后官至朝议大夫,工部尚书。



仙女湖名人岛上的谢谔雕像

上溯数世,谢谔的祖上谢懋、谢岐、谢举廉、谢世充四兄弟子侄,曾在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同科考取进士,人称“临江四谢”,台上谢氏成为新喻的望族。其中谢举廉(字民师,曾知南康军,著有《蓝溪集》)与大文豪苏轼的文学交游被后世传为佳话。谢谔是谢举廉的四世从孙,同样是家族的佼佼者,他幼年时就以“敏惠愿悫”(聪慧朴实)、“不妄语”为乡人所重,“日诵书千言,为文立成”,“文名载振”。 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中进士第后入仕。
入仕之初,谢谔就显示了自己的才干。摄任抚州乐安县尉时,境内多盗贼,官府剿抚两难。谢谔制定二十条策略,用奖赏的办法让盗贼们相互纠举,群盗果然解散,从此改邪归正。

任峡州夷陵(今属湖北)县尉时,其地处宋金交战的前线,境内经常有官军往来,谢谔竭力调护,不让军队差扰百姓。改任吉州录事参军后,他看到囚犯死后被随意用草席裹卷浅埋,往往露骨于野,于是请示上官,用公家造船废弃的木材制成棺木,收殓骸骨,以全人道。



古籍上的分宜县城

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当地发生饥荒,数以万计的饥民聚集到官府的谯门,要求赈济,大小官吏惊慌无计。谢谔表现镇定,用五色旗将饥民分成五部,按部分发救灾粮,片刻之间,饥民有序领取救灾粮,井然而散。后来这种赈灾方法推广到江西全境,共发放救灾粮百万斛,受惠者以百万计。



古籍上的分宜县衙

因为上官的举荐,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谢谔以左宣教郎职衔任分宜知县。他旌表孝悌之民,崇建文庙、学校,“政尚忠厚”。但要做到“忠厚”,谈如容易。当时分宜县赋税繁重,本县历年积欠州里数十万钱,官府随意加派,在每年的常赋之外,又加征缗钱三万余。无论是县官,还是邑民,无不焦头烂额。谢谔谓叹:“即使桑弘羊(西汉时理财家)复生,也没有办法解决呀。”于是他上书有司,详陈其弊,请求免除邑民过重负担。正当他努力想为分宜百姓做点实事时,其母胡氏亡故,谢谔辞官回乡丁忧守制。后来又逢父丧(其父谢革乃一乡儒,自号清风老人)。在家守制的谢谔仍记挂着分宜百姓的负担有无减轻,随后他得到好消息,后任分宜知县许及之(另文介绍)“继请于朝”,朝廷一次性免除了分宜县积欠十七万缗。分宜百姓在感激许知县的同时,同样感激前任谢知县。



古籍上的分宜

谢谔守制期满重新出山时,因为“朝士推荐”,除官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迁国子监主簿,又擢升监察御史(皆官名)。御史是言官,有上书言事之责。谢谔经常上奏,或谏皇帝勤政爱民,或陈政事得失,或斥官员不谨,或请减百姓负担。他通过调研发现,袁州分宜、秀州华亭(今属上海、江苏)两县的月椿钱(宋高宗时设立的一种苛捐杂税)比其他州县都重,因此他与许及之(其时也在朝堂)合力奏请减分宜、华亭的月椿钱,朝廷批复同意减免,由此他入祀分宜的名宦祠。后来他又以侍讲之臣为孝宗、光宗两位皇帝讲学,启沃君王。他强调“帝王之学,稽古为先”,又言“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



古籍上的分宜

当时南宋国力稍稍强大,有臣子建议兴兵北上,恢复中原,一次孝宗皇帝召见谢谔,以此咨询。谢谔回答说,“机会虽不可失,亦戒轻举”,主张要知己知彼,切忌轻举妄动。(若干年后南宋发兵北上,一败涂地,是为“开禧北伐”,宰相韩侂胄被杀,首级被送往金国以此求和,宋金达成“嘉定和议”)。



以失败告终的南宋开禧北伐

光宗皇帝登基后,谢谔进献“十箴”、“ 二节三近”之谏。光宗皇帝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又以焕章阁直学士知泉州。随即谢谔请辞归里。

晚年的谢谔居住在新喻城南的竹坡(县志作竹陂),名其斋为“艮斋”;又徙居邑东,筑“桂山堂”,因此人称艮斋先生、桂山先生。谢谔的才德、修养相当高,他的孝友温恭,出于天性,其父清风老人喜诗,他游宦在外,每有所赋咏,一定寄归,以为“彩衣之戏”(据说老莱子年七十,双亲犹在,他穿斑衣,以婴儿戏娱其父母),老人说:“以是娱我,足矣。”他的父母年高体健,他“朝夕侍养怡愉,见者感化”。他与兄弟手足情深,义兼师友,两个弟弟后都有所成就。他既有家学渊源,又从当世名儒郭雍游学,而郭雍乃是宋朝理学大儒程颐的再传弟子。他从郭雍学得“简易之说”,自己认为“终身用之不尽”。



谢谔平生著述很多,有《艮斋集》四十卷、《孝史》五十卷等百数十种。他为文深得欧阳修、曾巩之法,兵部侍郎黄仲秉曾读其文,说:“此文读一遍的感觉是好,再读一遍的感觉是极好。”他名满天下,从学者众。

孝宗皇帝评价谢谔是“恬静正大之臣”、宰相周必大(庐陵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赞其为“圣门羽翼、臣子模范”,著名文学家杨万里(吉水人)也非常推崇他,说他在谏官任上七年,凡所纠弹者都心服口服,“无异论,无怨言”。谢谔与当世大儒朱熹(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的交游也相当密切,曾经朱熹到新喻拜访谢谔,两人坐而论道,互有赠咏,观者叹为“德星聚会”,一时传为盛事。杨长孺(杨万里之子)有诗云:“侍讲朱颜映白发,尚书野服接通衢,德星聚处人争看,画作两翁相见图。



朱熹图。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曾途经新喻,与谢谔会晤,进行理学交流,道德探讨。后人把这次相会称为“德星聚会”,并建两耆亭以纪念此事。

旧时新喻县尚有“两老亭”(又名两耆亭,遗址在虎瞰山上今孔庙之西的袁河边)、“画笥亭”(县城东北)等名胜。朱熹见谢谔的桂山堂“破屋萧然”而叹息之,以为不可及。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谢谔病故,享年七十四岁,后安葬在分宜县神龙乡钟山里,再与分宜结缘。周必大、杨万里为他撰写墓表、神道碑,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也为谢谔立传,他被奉祀在旧新喻的乡贤祠(在文庙大成门右,共有35人入祀)和先贤祠(在文庙大成殿左,先后有十余人入祀,有四贤堂、十贤堂等名,后废),千百年来在新喻分宜有很多关于谢谔的轶事至今流传。

部分谢谔诗文:

《复朱晦庵(熹)》

笑指长沙擅阃,来向吾乡假途。一段忙中说话,无非孔孟工夫。

《劝农》

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



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千直万。

《送子岘之官萍乡》

圣主除官本为民,吾儿何幸到簪绅。但须因此行方便,不必为冬更学春。

其二

吏师吾昔得三贤,回首思之几许年。屈指利名多少事。其间廉节最为先。《桂山堂记》

淳熙己酉仲夏,予备员工部,遇疾因丐补外,叩东泉守,符度非可强,复求祠禄,圣恩宽大,竟俞其请。既出关,同江乡在朝诸公载酒来饯。明日,侍从班同官复载酒来饯。以六月廿四日出京口,沂大江而西,十月十六日舍舟临江岸,下寓贡院焕文亭。少憩又一月,归新喻。敝庐在田间未葺,适有充斥之警,姑寓邑南景富堂,以邑居为宜也,乃思卜别墅为栖息计。明年春,有一屋售者,得之,其地在东门之内折桂坊,名曰桂山。其东一牛鸣许,即白鹤道观,秀江横前,派为山川,平野远峰,名状非一。其北高阜,登而观之,蟠龙山、蒙山如屏如画。屋南向入门,而在两老桂树立屋之后,又两株森立,分而为东西。地多草木,悉乏力不能缘饰妆点,则任其自然,而纵观其欣欣向荣。惟添种千本桑,先有苧万头,善护之可以衣,畦蔬四时采掇可茹。地尤宜桂,屋之近园以墙,墙之后先有五株,方兴未艾。因治屋之东北为书室,有一株高数尺,度不可伐,则劚而移之,侪五者而六之。时当日之至,或以暑中为疑,竟蔚秀异常。其秋花尤奇,又闽友送一株,春亦花,其色丹,山内稚桂,不啻二百本。生意无尽,堂之得名识乎此也。以庚戌八月十五日徙居之,浙东王给事成之闻之,喜为大书二字,专价走送。坐念晚景,幸把茆盖头,得以信缘为佚老,惟适之安,皆圣德所及。其感难名,然非敢望如桐江笠泽,辋川盘谷,以胜人也。但以子猷之竹,渊明之菊,昌黎之楸,郑薰之松,皆前辈所谓托物。虽自殊心期俱不俗者,或庶几哉。乃并书出处,以告同志,倘不鄙其为品题,则必当改观焉耳。

编辑:陈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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