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编剧步入IP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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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艺 唐潇霖/文


影视剧是带有艺术属性的商品,“讲好故事”是这一商品生产的源头,编剧则处于生产链条上的第一环。在一部作品与观众见面前,需要经过编剧、导演、演员等各个环节上的艺术创作加工,或增分或减分。剧本的优劣,决定了作品起点的高低与故事情节的基础扎实与否。一个只能打60分的剧本,即使导演、演员再加分,制作再精良,成片终究也只是个包装精美的“次品”。

“内容为王”,实际上凸显了编剧讲故事的重要性。


目前IP当道,国内影视作品量多质不高已是公认的事实,尤其是电视剧、网剧量大质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优秀编剧数量太少。同时,艺术创作还是个“归零”的过程,过多的资本入场又导致了行业整体创作心态的浮躁。

“国内影视行业的结构,决定了它不是创作主导的市场,而是由资本驱动。太多不专业的投资人和热钱涌入,优秀的职业制作人少,优秀的编剧更少。这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制片人、编剧白一骢告诉《综艺报》。

电视剧、电影编剧,地位大不同
虽然电影和电视剧都有编剧,但两者的创作模式差异很大。电影往往是“导演中心制”,电视剧则更容易走上“编剧中心制”。王辉告诉记者:

电影长度一般在2小时,只要故事的大脉络想好,在这个创作周期内,导演是完全可以自行把控的,设计出精彩的亮点并完成拍摄,所以编剧的角色就相对弱化。

电视剧则不同,篇幅基本在30集以上,长篇幅的脉络需要专业编剧把控。

“电视剧的剧本在创作初期是编剧中心制;

在电视剧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编剧属于一度创作,导演做二度创作,剪辑做三度创作,再加后期等。

所以电视剧开机时以剧本为主,电影则只要有故事大纲就可以。”

李潇将电视剧和电影的剧本创作做了一个比喻:

电视剧集量大,它的情节进展需要像放鞭炮,长而密集,要听到连续不断的响声;

电影创作则像放烟花,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让人们看到最璀璨的景象。

“电影和电视剧创作相同的部分是人物比故事更重要,二者只是排篇布局的方式不太一样。电影讲究起承转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展现人物的不同侧面,但电视剧的故事线更长。”

宋方金也表示,电影是不可能产生“编剧中心制”的,即使在好莱坞,电影也是“制片人中心制”。

在中国的影视发展过程中,电影编剧从来没有获得过应得的地位。第五代导演的两部开山之作,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后者是张艺谋摄影,三人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部电影的编剧是同一个人,即张子良。目前国内电影编剧成名的极少,而且不具备代表性。”

白一骢告诉记者:

“电视剧的编剧至少收入还比较可观,即使是刚入行的年轻编剧,也是没有生存压力的,但是大部分电影编剧却可能连温饱都无法解决,往往还需要家人的资助。”

“编剧中心制”仍是伪命题
“编剧中心制”一度成为行业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对编剧地位的争论,演员不尊重剧本、随意篡改台词的现象在行业内仍然十分普遍。但并不像外界所想,编剧们都会推崇“编剧中心制”,很多编剧所要的只不过是与导演、演员平等合作的交流而已。

编剧秦雯认为,只要不是明星为了给自己加戏而改剧本这种极端情形,出于创作目的的修改,一般编剧都能够接受,因为演员和导演对现场的实际情况更了解。

“在一个团队中,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虽然角色分工有所不同,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出好作品。任何一方的独大,都不一定是好事,包括编剧。”

秦雯是新丽传媒的签约编剧,她习惯的工作方式是,编剧、导演和演员对于剧本的讨论,早在开拍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

“如果编剧和导演在创作阶段没有充分讨论,很容易导致拍摄现场出现问题。很多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是由编剧和电影公司讨论剧本,之后找到合适的导演来执导拍摄,这样的模式虽然很流行,却并非最佳的共同创作状态。”

秦雯很享受编剧职业的自由状态:

“这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操心的人,所以剧本交给导演后,我希望最好不要再找我。当然职责范围内的修改我会完成,但我不喜欢干涉拍摄。”

李潇则与秦雯的性格相反,她喜欢事事操心,从剧本送审是否通过,到演员阵容的安排等,事无巨细都想了解。

“作为编剧我没法控制整体进程,但就是忍不住想问,所以现在干脆转行当了制作人。”

李潇笑称。

她认为,编剧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编剧和观众之间,是需要导演和演员作为中介传递的,所以可能会有加分或减分的过程。

“影视剧作品好看,观众会夸演员演得好;如果作品不好看,观众会骂编剧‘脑残’。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先让自己的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写出90分的作品,这样才能经受住减分的历练。”

谈到“编剧中心制”,归根结底是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其在当下影视圈仍是伪命题。

编剧余飞认为,目前国内影视行业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哪一方有影响力、能够带来资本,哪一方拥有话语权。白一骢认为,真正有话语权的编剧,都有一个共同属性,即拥有制作人的身份,是带着资本进场的,并非单纯依靠编剧身份获得了很高地位。

“从根本上说,不是编剧的地位提升了,而是一部分编剧成为了制作人,拥有了话语权,让人感觉编剧地位提升了。”

“编剧受不受重视,主要和制作方有关系。一般是由制片人主导一部戏,如果制片人很专业,注重编剧,就会阻止演员妄图对剧本的改动”。

编剧王辉告诉《综艺报》。

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环境决定了电视台购片和观众都处在一个“看脸”的时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仍然是“演员中心制”。在整个制作团队中,导演和编剧基本是平等角色,而演员无论在主导权还是薪酬上,都更占优势。

“国内一流编剧和末流的演员出场,一定是末流的演员受到的媒体和粉丝关注更多。”

白一骢感慨。
编剧工作方法的创新


如今,越来越多的编剧开始倾向于集体创作。

“我个人感觉,如果只是一个人进行剧本创作,不仅工作量太大,而且思维受限,容易走偏。”

束焕因创作电影《泰囧》而成为为数不多的知名电影编剧,他认为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最大区别在于,商业电影要在创作过程中就找到适合的观众定位,而非过多关注创作者的自我个性。

“与志同道合的编剧一起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大家在一起不断地聊、不断论证,好的创意和点子可能就被激发出来;有了好的创意,投资也就不成问题。演员的因素在剧本创作阶段也很关键,创作时就需要考虑好由哪些人饰演比较合适,不同的演员之间可能会起奇妙的化学反应,这也可以让故事的人物关系有更好的支撑。另外,就是要将整个创意系列化。”

余飞的创作团队也有十几人,每人分工明确。

以理科生为主的搜索部,主要负责搜集整理资料,为创作某类题材提供大量新鲜素材;

策划部则讲究群策群力,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共同寻找新项目灵感;

创作部由具备剧本写作能力的人,完成从提纲到初稿的撰写;

开发部则主要负责年轻编剧的挖掘和培训,以及IP的开发,可以做版权交易。

余飞对编剧创作还提出了“1-5-5编剧法”,即创作过程是:

“先写一个故事大纲,再写五集分集梗概,再写五集剧本,后面以此类推”。

“这样五集五集地推动,是借鉴了美剧的工作方式,避免创作上的精力浪费。很多人习惯把所有分集梗概都写完再开始剧本创作,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很可能后面的故事会被完全推翻。”

他表示,因为剧本是死的,人物是活的,很可能人物不按最初设计的故事线走,后面的分集梗概就会白写。

在团队合作的集体创作中,往往会由一位灵魂人物主导,一般是围绕一位知名编剧,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编剧团队,以主导人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来把控整个剧作。美国的编剧也是团队集体创作居多,这种分工合作的关键还在于专业化程度的一致性。

王辉表示,目前这种成功案例在国内还不多,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国内编剧的水平参差不齐,写出来的东西差异性很大,戏的品质很难保证。

“美剧的品质高,多是流水线作业;韩国编剧也会分角色创作,这样对所写的角色理解更深入。但这么做的前提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都处在同样专业的水平线上。”

但这种联合创作也存在劣势,即很难有深刻文化含量的作品出现。宋方金说:

“像《士兵突击》这样有强大个人情怀的作品就很难出现,联合创作往往缺乏作者风格,只有类型风格,适合类型化生产。”

“单看编剧来说,美国的编剧并不比中国的编剧强太多。但是在剧本创作层面之外,还有体制和制作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决定了作品品质。”

余飞说。

宋方金认为这恰好体现了制作环节的“短板效应”:

“国外的群众演员是演员,我们的群众演员只是群众。各个环节和工作都不是专业人才,例如灯光师、美术师等。即使像冯小刚、张艺谋这样知名导演的剧组,也有灯光师原来是搞装修的。这种非职业人才的大量涌入,导致了影视作品制作质量的下降。”

除了联合创作外,编剧的工作流程和剧本评估也出现了新方式。白一骢向《综艺报》记者展示了他电脑中大量的Excel表格,也是他的工作方法。

他会将每部戏的每一集剧本形成一个Excel表格,将这一集中的若干个情节点分拆,用简短的一句话提示,并且根据剧情类别,按照情感、情节、情绪、人物性格、特效、场景等,设计不同维度,并在每一项上加权打分。最终,按照计算公式,Excel会自动生成各种图表,例如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会生成折线图,还会生成人物戏份占比等饼状图。

“表格会生成这一集故事情节曲线的节奏图,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一集剧情的节奏好坏。线条越曲折,说明剧情越跌宕起伏,故事越精彩。人物命运也是如此,曲线起伏够,就说明他的故事丰满,而且必须要有高点和低谷。”

统计人物戏份的饼状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所有人物的戏份占比,便于对剧本内容的调整。表格中的元素甚至细化到了场景、场景级别、宣传物料,还包括了ACG属性、回忆杀、粉丝点、CP、回归点、舔屏点等各种属性。这样,特效人员拿着这张表格,可以很清晰地知道需要在哪里加入特效,特效表现的效果是为什么剧情服务;制作人员可以知道制作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宣传物料等。可以作为整个项目的推进工作表。

“我们在创作时要求感性,但在创作完成后的拆解过程,则是要把它变得理性化,能够通过数据显示,很清晰地知道剧本哪里好、哪里不好。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当投资人讲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平时,很可能否定掉的是整个剧本;但其实往往只需要对其中的某些情节进行顺序上的调整,就可以达到要求。这种方式让剧本的评判标准可量化。”

白一骢告诉《综艺报》。

IP泛滥拷问原创力
对于国内编剧原创能力不足的“拷问”,多数编剧认为,这并非是编剧原创能力低,而是由于创意不被制作方接受,或是“创作环境”等外部因素决定的。

宋方金告诉记者,从2014年以后,互联网资金开始大量涌入影视行业,资本具有话语权,它开始要求作品具有互联网思维,所以IP的概念流行,并可以借此进行资本运作。在此过程中“劣币驱逐良币”,IP表面上是增值了,但有很多只具备资本运营价值、却不具备改编价值的劣等IP借机进入市场。

“真正的改编还是需要编剧和导演,他们才是IP真正价值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整个流程中,他们却被矮化为一个从属的环节,不再拥有作为创作主体的核心地位。仿佛变成了‘谁拥有IP、谁拥有一切’,所有的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以至于整个行业,都在为它服务。”

“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IP剧,不是因为国内编剧原创能力低,而是因为原创内容不容易被制作方接受。制作方购买IP,他们认为这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是带有粉丝属性的,有论证结果的,所以安全。原创内容没有被验证过,所以风险较大。同时,IP剧在操作中还存在很多便利之处。例如跟演员的沟通成本降低,如果请明星来演一部IP剧,是他听说过的,就会很容易。在销售环节,跟视频网站、电视台说是IP剧,他们也会抢购。”

白一骢表示。

从IP源头(小说、动漫,甚至是音乐、话剧)到影视作品的剧本,其实有很遥远的距离,基本等同于重新创作。

“IP其实只是一个点子,一个由头,小说的写作与剧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所以无论是改编还是原创,对于编剧来说差别不大,往往改编其实比原创还要难。”

余飞说。



王辉也不认同编剧市场缺乏原创力,他认为实际是市场行为才造成了IP热,因为市场追逐热门IP。

“真正火的IP就那么几部,盗墓系列、后宫系列等。能够从上百万小说中脱颖而出的成功作品比例很低。网络小说对于每天的更新量有要求,不需要经过编剧那种缜密构思的过程,导致作品真正落实到影视剧上会存在很多问题。从网络小说作家到编剧,其实是跨界,但隔行如隔山。很多时候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剧,除了故事核心点之外,其他剧情都需要重写。”

编剧汪海林认为,国内影视编剧的原创力从来都没有问题,现在是市场的“畸形”导致了内容行业不需要原创作品,这一现状令人担忧。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互联网企业进入影视行业后,尤其是BAT的加入,它们拥有相对垄断的平台资源,希望做出有互联网元素的作品,那么最理想的切入点就是互联网文学,即IP,围绕它来打造全产业链系统。从它的战略目标来说,这没有错;但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原有的影视公司变成了传统制造业,失去了对内容源头创作的控制力,被它们冲击得很厉害。但是网络文学的项目源本身,从文化基因上来讲大多数都是不行的。”

接受《综艺报》记者采访时,汪海林刚刚从横店回来,他认为今年一定会有很多大IP剧的失败案例出现。

“我看见那里还有很多大投资的IP剧在生产制造,但它们面临的市场风险非常大。

首先是政策风险,今年政策端的信号已经释放得很明显,但这些项目方很多是新公司,他们对政策的解读和理解有相当的滞后性,不像有经验的传统影视公司能够做出及时调整。我看他们不仅没有及时调整,而且还在继续加大投入力度,这其实是加大了自己的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他们制作经验、项目运营经验都严重不足,所以会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面临失败。”

站在制作人和投资方的角度,《花千骨》制片人、新派系文化传媒创始人唐丽君对这种现象则有不同看法,她表示,对IP过渡依赖的情况在今年已经发生了改变。

“IP最狂热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去年谈合作可能没有IP对方很难接受,甚至多数公司没有IP就不敢开机。但是跟去年相比,原创和向编剧定制的内容开始增多,只要创意好平台方就会接受,市场开始变得更加理性。”

唐丽君说。

唐丽君认为,对于网络小说和IP的热捧,源于时代的变化。由于技术推动,网络文学开始流行,大量年轻作者加入到网络小说的创作中,读者和观众也变得更加年轻化。

“年轻人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感受,这让投资方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想看的是什么。IP剧的优势就在于,网络小说既可以做市场调查,又能助力宣传推广。同时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持续发酵,让作品变得更有影响力。在欧美等国家,影视剧通过原著改编的比例在20-30%左右,它确实在竞争激烈的当下,能够加强项目的风险管控能力。”

但是由于资本的驱动,很多IP完全偏离了市场价格,加之一味追捧IP的误区开始显现,使得原创重新受到关注。

“编剧们认为原创没有那么受重视了,其实不是,我不认为编剧的原创空间和力量被削弱了,而是编剧改编的难度更大了。市场上也存在很多热门IP改编失败的案例,原著粉最终变成了反对力量。我觉得,首先编剧应该适应市场的新变化,不要对改编IP有排斥心理,可以双管齐下,既要能做IP改编,也要激发更多原创,因为创造力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

唐丽君说。

华录百纳副总裁、董秘陈永倬告诉《综艺报》,精品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IP、剧本、制作、卡司等,肯定不能唯IP论,更不能否认编剧的原创能力,即使是IP剧,编剧的作用也很重要。

“IP剧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一些IP爆款剧的助推,一方面是资本冲动和泡沫下资方需要通过IP获得强烈的信心。但是过尤不及,不可偏废。爆款剧的创作有其自身规律,受诸多要素影响,投资方和制作方,应该从IP热中冷静思考互联网时代精品内容的打造和传播之道。”

编剧需要具备导演思维
越来越多的编剧为了把控作品呈现出的最终效果,开始转向当制作人,这一变化是影视剧成熟工业体系的一个特征。编剧宋方金表示,在美国,很多时候编剧和制作人的身份是统一的,很多核心的编剧也是制作人。在国内,比如王立平、于正、刘和平等也走向了这种模式。

“我相信,未来编剧兼制作人的模式会更加普遍,它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编剧兼任制作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风格与内涵,这种模式会给中国的影视行业带来新气象,当然这也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

王辉也认为,编剧要想创作出好作品,具有实战经验非常关键。编剧如果在开机后能够进入剧组,参与到拍摄过程中,可以很快成长。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直是全世界编剧的必读经典,但很多人读起来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所学都是偏理论性的,没有亲临过现场,所以看不懂。

“编剧创作是一个想象的过程,故事细节靠人生经验和阅历补充。跟过剧组的编剧有很大优势,更容易想象出现场的状态,知道实际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王辉说。

白一骢也举了一个具体的实例。比如编剧写了一场恋人分别的戏,可能描写很唯美:月台上两个人相拥而别,女孩上了火车,列车缓缓开动,他们挥手告别。女孩趴在窗户上看着恋人逐渐远去的身影,玻璃上留下了她的泪痕和哈气。

“这或许会是一个很好看的画面,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一场戏需要调动整个车站的月台,还要一列火车。如果编剧懂制作,他就会知道写出的这场戏现实中是拍不出来的。”

在拍摄现场,这种情节往往会被剧组的制片和统筹临时改掉。由于他们只是工作者,而非创作者,很可能导致最终呈现的效果气氛被完全破坏。

“不是国内的编剧写不出韩剧那样的唯美情节,而是因为整体预算和拍摄环境所限,导致根本无法完成。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强制拍摄,而是让编剧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把一场90分的戏,改成是80分但可以实现的;也好过一个90分的戏,被剧组工作人员改成60分。”

白一骢说。

白一骢的核心编剧团队培养方向是“编剧+监制”道路。

“制片人更多是商业的运作行为,需要考虑生产预算,监制则更多偏向创作方向。如果编剧懂制作,在整个工业流程的源头上就有了保障。”

白一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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