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平等”与“自由”的人居然是他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西方平等与自由两大观念其实在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就是庄子所倡导的重要理念。战国时期，百家竞作，诸子之学，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诸家各持一说，互相非难，产生了是非的淆乱和道术的分裂。战国的时代，不仅政治上需要统一，学术上也需要统一，“平等”的思想应运而生。

章太炎引佛法比附庄旨石破天惊

章炳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国学大师，他精通训诂，又精于佛典，《齐物论释》兼收旧学，开启新学，主要内容及意图是用佛学唯识论的思想阐释庄子，实际上是借以提出自己的哲学、政治主张。

他认为《齐物论》一篇在《庄子》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维纲所寄，其唯《逍遥》、《齐物》二篇”。《齐物论释》开篇就说：“‘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

“逍遥”与“齐物”是读《庄子》主线

章炳麟的见解十分重要，影响之大，开一时之风气。如钱基博即认为，《庄子》全书只有“逍遥”、“齐物”两条主线，除最后的《天下篇》以外，其余各篇都只是阐发《逍遥游》和《齐物论》的余蕴而已。《读庄子南华真经卷头解题记》说：“庄子三十三篇，言《逍遥游》者二十篇，言《齐物论》者十二篇，而《天下篇》之为叙录者不算焉。”

《齐物论》中的“相对主义”和辩证法

庄子提出“彼是方生之说”，即“彼此并生之说”。庄子认为，表象上对立的彼此双方同样都没有依据，也同样都有依据，此方的成立正是因为有彼方的存在，彼方的成立也正是因为有此方的存在，彼此双方相互因依而存在。因此，彼此双方所遵循的原则都不能作为衡量事存在意义的标准。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齐物论》）

我和你争辩，你胜了我，我不胜你。你就确实对吗？我就确实错吗？我胜了你，你不胜我。我就确实对吗？你就确实错吗？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是我们都对，或者都错吗？我和你都不能判定，别人就更不清楚。我让谁来判定？让和你一致的人来判定吗？既然和你一致，又怎么能判定？让和我一致的人来判定吗？既然和我一致，又怎么能判定？让与我与你不同的人来判定吗？既然与我与你不同，又怎么能判定？让与我与你一致的人来判定吗？既然与我与你一致，又怎么能判定？因此，我和你和别人不能互相判定。

是非并不是绝对的

彼此所以是所以非，是由于彼此各有是非的原因。是非出于彼此各自自身，因此彼此同样都不具有绝对意义。

“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秋水》）

“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方方可。”（《齐物论》）

彼存在是因为有此，此存在是因为有彼，彼此相伴而存在。共生共死，共死共生。同应该，同不应该。同不应该，同应该。东和西虽然相反，却不可以互相取消。

“无方”就是“不私”，就是“天均”。“两行”就是并生并死，就是彼此两存，万物一齐。天地万物在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上同一，个性和各自的原则不同而具有同样的理由和依据，具有同样的权力和资格，这就是“自然”。

“齐物”是一种观点，“自然”是这种观点的依据。

如果说庄子泯是非之说是“相对主义”的话，那么他的相对主义只是一种反面的概念，用以否定儒墨之争的概念。而“齐物”则是正面的概念，用以建立道家之“道”的概念。所以，“相对主义”在整个庄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因为它的作用不是从正面上建立，而是从反面上否定。

郭象为《齐物论》所作的解题中说：“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马其昶说：“‘齐’之为言‘平’也。”如果将“齐物”理解为“平等”，就其字面含义来说没有问题。

就字面含义而言，“逍遥游”可以理解为“自由”，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自由。“齐物论”也可以理解为“平等”，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平等。

归有光说：“欲齐天下之物，当观诸未始有物之先。”吕思勉说：“此篇宗旨，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十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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