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长久的匮乏会在人的无意识中不断施加它的影响,它会顽固地拉低人的底线。...



.我们的负遗产

一所普通大学的学生得到一个做家教的机会,一个周末上街派发小广告的机会,那溢于言表的高兴。和拍裸照借款比,有人会觉得前者憨笨老土,一点也不与时俱进。

她用她自己的资源,换取她急需的东西,履行契约,没有触犯法律。

至于底线,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尺度,在不同的尺度背后都潜藏着一个庞大力量给她以支撑。

我们习惯了电视里锣鼓喧天描眉画脸地欢庆成功申报文化遗产,有“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说得出的遗产都是正面的,有人想过负面的是不是也叫遗产?曾经长久伴随成千上万人的贫困和匮乏不也是一种遗产吗?

这笔大分量的遗产,要印证它一点不难,甚至在很多地方,它是即时的现实。

只要贫困人口在,只要扶贫这页书没翻篇,这份沉重的负遗产一直都会施加它的影响力在一个个具体人的身上。

.一份调查

我的学生从85后到90后,一共7届。

早在去大学前的1999年夏天,我曾经跟深圳的支教老师去过重庆巫山县的很多乡村学校,当时的见闻有详细的笔记,后来整理成了文字。算一下,我的学生们在1999年恰好在读小学或者初中。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00年代初,正是他们成长的年代。

在巫山乡下,见到184个小姑娘挤住154平方的宿舍,127个小男生住120平方的旧铁匠铺。巫山住校学生都是80公分宽的床板睡两个人,上下两层床铺睡四个人,两个两个头脚相对。

乡下的老师说,夜里会常有人睡着睡着掉下来了,爬上去接着睡,有人实在太困,直接睡在地上了。据说学生们喜欢一张床板挤两个人,这样一个学生带铺的,一个学生带盖的,给家长减少了负担。

有个年轻的乡村老师认为,住了184人的女生宿舍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抄了一份调查报告,来自一位在重庆巫山支教的老师,调查时间是1999年:

关于午饭:

三所小学的午餐情况,250个小学生中,有215人没有午餐。

备注:少数小学有蒸锅,少数学生能蒸自带的饭盒。

关于上学路上要用的时间:

250人,上学路途用时2小时到4小时的53人。

路途1小时到2小时的145人。

30分钟左右的约60人。

250人中238人走的是山路。

关于住宿:

路途远的学生有的会在老师睡觉的房子里打地铺,铺麦秸或干草或树枝,有的会找到旧棉被。

有一个房子4平方,夜里睡十几个学生。

关于零用钱:

参加调查的40个学生中,6个人没有一分钱零用钱。

每两星期有5元的27人。

每两星期有10元的7人。

关于生病时候父母不在身边(外出打工):

多数学生的回答是:没关系。

有学生说:又不会死,忍一忍就过去了。

在距离三峡水库搬迁前的巫山县城将近60公里的官渡小学,我在操场上看见给学生蒸午饭的蒸锅,老师们说,这是大约一半学生的午饭,另外一半学生不吃午饭。露天的一只大的黑铁锅,四层蒸笼,打开是层层叠叠的白色纱布包或手绢包,白白的,都是扎起来的饭团,很少有菜。很多住校学生,一个学期带一坛咸菜。

官渡这地方产水稻,所以有白米。不产稻的山区,孩子的午餐是玉米饭,小土豆。

1999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7年,这份调查报告只是一份陈年旧事,但同时它也正是今天很多90后的难忘童年,是他们不可能轻易忘记的成长的背景。

当他们来到城市,看见世上还有这么多的好生活,不向往才是不正常。

.“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曾经,我的学生邓伯超站在大教室前面,当着几十个同学,他说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他说:我不富有,我有富人所没有的东西。

在邓伯超身上常常显露着倔强固执的对贫寒的坦然: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比你穷么。而他是个有时候特意不修边幅的男生。

邓伯超的父母都不在乡下种田,在成都打工。邓伯超回老家时候,特意去买一本“生理知识”交给在乡下读中学的妹妹,他说这是最重要的课本。

多少留守儿童,没有父母在身边,除了课本,没有任何一本读物,他们独自长大的很多细枝末节从来没人过问

早在1999年,去巫山支教的老师在乡村小学遇到孩子们派几个代表来问:老师,你有家属吗?

支教老师说:有,在城里。

代表们跑了,过了一会,他们又跑回来问:老师,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当成亲人?

远远地非议一个人,和接近她听听她最想说什么,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年轻人要过好一点的生活,可能不是什么特殊的生活,只是想和别人差不多。在别人这是轻而易举的,它距离她非常近,但是她想得到就千难万难。

她可能不顾一切直接去要那生活,但是,她也可能要绕过一切,走过来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人们对她用上尊严纯洁这些高尚词语之前,最好先听听她想说什么,尊严纯洁重要,但不是人生存的全部和唯一。


    关注 方城在线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