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庸常生活 楚由电台

没有一种生活应该被低估。...



本文3800字。你可以选择不看。可以选择看。还可以选择听。我保证，比起上一次，这一次的音频不是那么辣耳朵了。音频中有多过文字的信息量。如果害怕信息量，请取关我。如果有任何一种理由让你留下，就让我们一起面对日常与庸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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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周末，我和爱人在8点起了床，洗漱完毕，胡乱吃了个早餐，开始打扫卫生。从书房拖到厨房，从卧室擦到卫生间。这就快十点了。这是我们每周的惯例，打扫完卫生，再开始做各自的事儿。也无非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写写字，但也还算叫人期待。记得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忍下来这个惯例，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浪费时间。不过那个周末，我所谓浪费时间的事还没完。我们打开了冰箱门，拿出头天在超市里买来的牛肉和胡萝卜，削土豆，洗生姜，切洋葱，剥大蒜……我们要熬一顿牛肉汤来喝喝。这一熬，一上午就差不多废了，我简直有点生气。以至于鲜美的牛肉汤出炉后，爱人问我：“好喝吗？”我说：“就算好喝，也还是觉得不合算。”她白了我一眼。我依然对一上午的琐碎耿耿于怀。

那天中午，她的好闺蜜过来吃饭，夸牛肉汤好喝。还夸我们说：“这样很好，很接近生活。”她这里说的生活，应该是指日常生活。

就在喝完牛肉汤的下午，我写一个小说，有一个情节需要写一张用来覆盖谷物的大大的透明的——东西——我当时连“塑料布”这个词语也没想起来。我们的方言叫“水纸”，但这么写的话，我们方言语境外的朋友就会有阅读障碍。我们三人绞尽脑汁，还是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个东西，最后的最后，也就想到“塑料布”这个词语。我闷闷不乐，总觉得还没有接近那个东西的本质。刚刚夸过我们“很接近生活”的朋友继而感叹道：“我们离生活太远了。”

他这里说的生活，同样是“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鸡零狗碎的生活用品的名称与用法，充斥着“生活小妙招”，充斥着煎一个鸡蛋放多少油，煎两个鸡蛋又放多少油这样的烦人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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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非常藐视这样的日常生活，我觉得它是那般的琐碎而无用。以致于在两年前我还是个单身汉的时候，我的房间是没几个人敢进的。“脏、乱、差”可以简要概括房间的总体状况。被子永远缩成一个痉挛发作的人，茶几上像炮火连天后还未来得及清理的战场，鞋子像尸体横陈一地，已经失去了鞋子的“双”的概念，干净衣服和脏衣服常常混在一起，角落的洗脸盆里泡着整整一盆袜子，要憋着气才能把它们都洗掉。但洗完以后，下一轮的臭袜子大战就又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自我放逐。有人嫌弃我“乱”，我就搬出这段话来为自己辩解：“日常生活表面看上去是无序的，其实非常安定，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守着自己的摊子。日常生活的本质其实是混乱无序的，就像每个人的家，乱是你家的乱，你的生活习性决定的乱，你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在客人看来很乱，在你则是你的私人王国的秩序。”这是于坚在《暗盒笔记》中的句子，深深地纵容了我的不良习性。

同样是于坚，同样谈及日常生活，《昆明记》里面收了一篇文章《何为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我看到他在这篇文章里花大力气肯定日常生活，瞬间觉得我的不良习性失去了依据，遮羞布飞走了，我想问：于坚，你为什么变了节？但认真理解这篇文章以后，我明白其实并不是于坚变了节，而是我没有正确认识日常生活。

在这篇文章中，于坚写道：“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人生的最基本的生活，它以常识为基础。”“日常生活就是人生最基本的生活，毫无意义的生活，无所谓是或非的生活。从这种生活开始，我们才有根基进行关于存在之意义的种种疑问和设想。你可以拒绝这种基本的生活，但你不能摧毁它，因为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没有这些，也就无所谓世界。”

于坚谈“乱”的“秩序”，恰恰是在肯定日常生活，甚至是在肯定日程生活的“毫无意义”。而我却把“乱”的“秩序”当成了藐视日常生活的理由。

至此，我重新思考日常生活，试图理解“毫无意义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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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找出我藐视日常生活的原因。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个词语，日常与庸常。我想，我之所以藐视日常生活，无非是我认为那是庸常的。那么，在我们漫长的生活当中，哪些部分是日常生活，哪些部分是庸常生活呢？我分不清，好像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标准。我想，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充斥着庸常的属性的。日常生活与庸常生活，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不是孪生兄弟，而是连体婴。似乎我们随时随地会由日常走向庸常，也随时随地可以用日常来为自己庸常的生活作辩解。

如果姑且认同这个结论，那么日常生活与庸常生活大概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日常生活单调重复、鸡零狗碎的一面可能坐实了日常之为庸常。但人们肯定日常生活，大概又是因为它的某种并不庸常的属性。日常生活又有怎样的不庸常性呢？

文学批评家李丹梦老师在《究竟什么是城市文学》一文中写道：“新时期以来，城市的书写出现了一种新的构思倾向：把自我安顿于日常生活中，着力于日常生活的铺陈。从刘震云、池莉领衔的新写实的城市书写，到王安忆的《长恨歌》，以至滕肖澜的上海故事，蒋一谈、帅泽兵的白领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型。日常生活的出现，系城市文学向自己出生地的一次‘回眸致意’。创作者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发掘来弥合人物与环境的割裂，其实质是要把城市当成家来组织营构，一种回归土地、克服孤独的潜在冲动。这从《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生活轨迹可以体会到：王从上海小姐的繁华舞台上退隐，从轰轰烈烈的历史中抽身后撤，一直撤到逼仄却充满油烟气的平安里。其人生走向就像一则华丽的人类回归母体子宫的寓言。平安里，这名字多像家的呼唤！而王琦瑶正是在这个现代飘摇变换的景衬里开启了她真正的居家传奇。”作家们把日常生活当做心灵的回归与安放之地，这是在多大的程度上肯定了日常生活啊！“居家传奇”，“居家”这样的小字眼配上“传奇”这样大字眼，甚至有一点赞美日常生活的意蕴了。

我又想到了朴树的歌曲《平凡之路》。从《生如夏花》之“绚烂”到《平凡之路》之“平凡”，不也正是一个少年回归式的成长吗？“平凡之路”并非“平凡的路”，“之”有“通往”的意思。想到这里，我对平凡的日常生活肃然起敬，看呐，平凡才不是一个无奈的结果，它甚至是一个目标，是要走过许多弯路历经许多坎坷才能抵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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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举例论证的过程中，我想到一个例子，推翻了以上全部观点。杨澜有过这么一句话被疯传：“有人会问，女孩子上那么久的学、读那么多的书，最终不还是要回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嫁作人妇，洗衣煮饭，相夫教子，何苦折腾？我想，我们的坚持是为了，就算最终跌入繁琐，洗尽铅华，同样的工作，却有不一样的心境，同样的家庭，却有不一样的情调，同样的后代，却有不一样的素养 。” 我个人认为这个回答是很荒谬的。因为要回答的问题首先不是“读不读书读多少书”的问题，而是“女孩男孩”的问题。一旦回答这个问题，就落入了设问圈套——这个愚蠢的问题预设了“男孩应该读书或多读书而女孩可以少读书甚至不读书”这样愚蠢的、不公平的性别观念。遗憾的是，回答者的格局并不比提问者高出多少，哪怕作为一个女性，对女性的认知也是显然不够的。不过，这个回答对日常与庸常的话题有益。

把回答中的“跌入繁琐”理解为跌入日常生活吧，那么“不一样的”心境、情调和素养，则可理解为对日常生活之庸常属性的摆脱。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日常生活与庸常生活如前文所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日常生活本身在客观上具有某种庸常性和不庸常性的话，我们岂非永无摆脱庸常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不容摧毁的，我们一定处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客观上有庸常属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过一种夹杂庸常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将无法摆脱庸常。）我不愿表现得像个持无意义论的悲观主义者，不愿相信这样的结论。况且，杨澜的回答中，那些“一样”之中的“不一样”，在我看来，不就已经摆脱了庸常了吗？

于是我相信，问题出在主观上。要从“一样”之中得到“不一样”，决定因素在于在于“读书”所指涉的思考能力以及生活态度。而这完全是主观的——原来又是一场华丽丽的意淫。但以目前的思考能力，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结论。和爱人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日常生活蕴含着安心过好每一天的意思。庸常生活则是熬过每一天。”她一说完我们也就发现，这样的差别其实不在于生活的客观面，而在于主观的自我如何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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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很多人说，只有冒险家的生活才值得一过。但我要说，没有一种生活应该被低估，没有一种生活生来庸常。庸常的，或者让我们陷入庸常的，只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想起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我终日为我认为的庸常生活所困时，他的《惶然录》让我备受感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庸常，他躲进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所在，用笔完成了对庸常的反叛。这不是主观的胜利又是什么？当然我举这个例子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佩索阿未必是怀抱着“摆脱庸常”这样的野心的。另一方面，仅仅举名人的例子是不够的，那些民间高人、那些不具名的智者显然也是从日常逃离庸常的代表，而他们，不一定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佼佼者，甚至，按世俗的观念讲，他们在生活中很可能是一败涂地的，但如果某一天他们的灵魂向我们敞开，我们一定会看到他们的不庸常性。至此，你尽可以回想那些曾经被你藐视的任何事，尽可以赋予他们另外一种可能，一种非凡的可能。

其实让我们顿悟的机缘，往往就我在我们身边。或在熟知不熟知的人身上，或在气眼不起眼的事情上，或者，就躺在我们的书柜上。当我再次拿起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那句曾让我目瞪口呆的话再一次让我目瞪口呆：“聪明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的事都富有伟大的意义。”

当然，我依然期待推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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