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胡适、鲁迅这些文坛大咖都曾走下神坛，爱过他。

酒性酒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酒可以侠，可以雅，可以痴，古时的文人不仅以文下酒，而且还以酒作...





酒性

酒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酒可以侠，可以雅，可以痴，古时的文人不仅以文下酒，而且还以酒作文，流传千古的酒文化诗句比比皆是；现当代文人与酒的故事，更为我们增添了不少闲情与雅趣。

酒是梁实秋多年的老朋友。他在《雅舍谈吃》中专门有一篇说酒，他认为越是原始的民族，越不能抵抗酒的引诱，例如美洲的红人，他们认为酒是很神秘的东西，他们不惜用最珍贵的东西（以至于土地）来换取白人的酒吃。

一个人能吃多少酒，是不得勉强的，所以酒为“天禄”。梁实秋在文章中提到：酒胆大的人不是不知道酒醉的苦处，是明知其苦而有不能不放胆大喝的理由在，那理由也许是脆弱得很，但是由他自己看必是严重得不得了。

而梁实秋小时瘦弱如豆芽，可人却非常善饮，第一次醉酒竟在六岁。而如今的我们却不得知他的六岁是怎样的脆弱抑是原始的冲动才有了第一次的醉酒。

文人大多爱酒，胡适也不例外，还曾因酒出过一次洋相。

那是一个雨天，胡适和一帮朋友喝得尽兴，独自雇一辆人力车回家。那没有职业道德的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此后，胡适再不敢随便乱喝。后来胡太太给他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戒酒。

原来胡适的此“戒”指非彼戒指，或许婚姻时给彼此带上的戒指，最初的意义就是戒掉所有你不喜欢，成全我们的彼此的那一份真情。

提起鲁迅，我们常常感叹他的才华，或者感慨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但熟不知他也有饮酒的嗜好。

他常常约朋友到饭店吃饭，每饭必喝酒。有时心情高兴，还能喝个一醉方休。郁达夫曾对鲁迅饮酒有过生动的描述，因为他们经常有机会同桌共饮。

郁达夫回忆道:“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叶圣陶爱酒，却很少有人见他醉过。

据说，他一生仅有过两次醉酒，一次是朱德总司令的六十大寿，叶圣陶应邀赴宴，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觉多贪了几杯，散席时他酒醉难以自持，被工作人员护送回家。还有一次是抗战期间，应邀与英国教授雷纳较酒量，两人“酒逢对手”，一直对酌到太阳西下，最后雷纳先喝醉了，而叶圣陶勉强自己走回家，也醉倒在床。

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五斤以上，但大多时候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不得不说酒品如人品，尽显真情性。

王蒙对酒感慨良多，面对一个喝得大醉，醉的癫狂的人，他常常认为这是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

他说:“我不是什么豪饮者，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烟。还颇有兴味的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那时的王蒙喝起酒来，不拘形式，不分场所，也不讲究下酒菜。一天，他正骑车赶路，突然被大队会计截住，把他拉到路边玉米地里。会计从腰里掏出酒瓶，没有酒杯，没有下酒菜，就顺手拧下自行车的铃盖，把酒倒在里面，仰头一饮而尽，两人就这样大喝了一通。

那样异常压抑却又异常兴奋的年代，或许只有酒和文字就是他们对时代的呐喊和生命的释放。

贾平凹爱喝酒，也爱吹自己能喝酒，自诩为“长安首喝”。他认为饮者大都善于吹嘘，连诗圣李白也不例外，明明是以诗传名，却偏偏要说“惟有饮者留其名”。

他在文章中常常写到酒，特别是那篇以“酒”为题写父爱的文章，非常感人。贾平凹写作时常手持一把宜兴紫砂酒壶，边写边饮，三四个小时后，酒喝光了，一篇文章也写好了。

酒赋予他无限的创造力和文学情思，如果没有酒，会不会贾平凹还是贾平凹，但也不是贾平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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