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场｜专访《罪可能》导演拉瓦尔卡

（内有春节彩蛋！）“噩梦，痛苦，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

本片导演

拉瓦尔卡（Michael Labarca）生于委内瑞拉，学习社会学、剧场和电影。他的毕业作品——电影短片《罪可能》（La Culpa Probablemente）获得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Cinèfondation单元三等奖。



图为导演拉瓦尔卡在《罪可能》拍摄现场

委内瑞拉是石油流过的国家，倘若按照中国“富得流油”的说法，这片土地应该是富庶的，散发着拉丁美洲独特的魅力。可现实并不像预料般美好，作为世界石油储量最高的国家，委内瑞拉因石油而兴旺，也因石油陷入桎梏，它一脚踏入石油的泥淖，人民的生活被卷入黑色的旋涡，经济急剧衰退、政治动荡、通货膨胀、黑市横行、犯罪率飙升。

源于地缘差异，身处物质生活日益优渥的东方古国，我们很难体会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些什么，幸运的是，那里的电影人还在努力，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得彼岸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碎片。

32岁的Michael就是这些电影人中的一位，他带着自己的作品《罪可能》在戛纳电影节崭露头角，如今移居阿根廷的他在拍摄中仍然带着委内瑞拉的记忆，因为那里度过的岁月才构成了现在的他。

我和这个总是喜欢用夸张词语又忙碌不堪的大男孩聊了聊，关于电影，关于他的祖国，以下为采访实录（语序略有调整）：

柯首映：此前你在导演自述里分享了这部短片的灵感来源，是选自您父亲的故事，非常感谢您能向我们分享如此私密的情感，如果可以的话，还能跟我们聊聊你的家人，或者你小时候的故事吗？Michael: 我家人都还在委内瑞拉，我自己在阿根廷，但是我们还常常联系。我爸妈在我7岁的时候离婚了，他们现在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小时候最喜欢城市里电被切断的时候，我和姐姐们就会用装牛奶的罐子和蜡烛做手提灯，就跟我在《罪可能》里拍的一样，我们会把它当做手电筒用。

柯首映：你说这部短片让你更客观地去认识您父亲当时的抉择，并且改善了你和父亲的关系，您父亲看过这部片子吗？他对此的评价是什么？Michael：对的，我父亲看了这部片子，在我家乡的一个电影院里看的，他非常感动。影片结束的时候，他含着眼泪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现在感情很好。

柯首映：这部短片的拍摄放在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最初设计场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Michael: 我这么做，是从罗伯特布列松（法国导演，代表作《扒手》）身上学的，我相信紧缩的语言，一个导演如果可以调用的资源有限，那么他不得不专注于本质挖掘。其次，我艺术学习的开端是在戏院里，这个紧凑独特的环境让我感到我重新回到了剧场。

柯首映：我注意到你通过一些特别的途径去运用光线，比如设计了路边的车灯，看上去像是路边车灯的光线在实际拍摄中是如何运用的？Michael：为了达到这个光效，我们在房子边上安装了轨道，然后把灯装在三脚架上……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去掌控什么时候以及往哪里移动光源。

柯首映：我知道你的国家目前正经历着最严峻的通货膨胀，人们温饱都是问题，在短片中，没有亮光的母女是否映射了正在经历黑暗时期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否也像片中的小女孩一样，缺席一个给她温暖的父亲？Michael：缺失的亮光暗示着片子里的小女孩缺失的父亲，同时也指我们的人民被腐败和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所抛弃。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母亲单独把我们抚养大，给予我们她所拥有的全部的爱和能量，似乎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父亲。但，毫无疑问的是，倘若我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长大，我的生活会大有不同。

柯首映：这部短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委内瑞拉还是阿根廷？在委内瑞拉拍摄会遇到什么障碍吗？Michael: 片子是在委内瑞拉的梅里达市拍的，我学电影的城市。在委内瑞拉拍电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们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常常会让我们的预算失效。

柯首映：做为年轻电影人，你说《罪可能》给你最大的挑战是经费不足，现在你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了吗？年轻电影人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呢？Michael：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有好转了，因为我离开了我的国家，并且我的电影非常幸运。尽管我拥有的不多，但是我很知足。我在电影里试图用更紧缩的视听语言，就是为了能够和我的生活相一致，我满意于这种绝对的必要。

柯首映：尽管委内瑞拉正在经历着我们不曾感受过的创伤，可是委内瑞拉的电影人仍然在创作好作品，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就由委内瑞拉籍电影人斩获。可以给我们聊聊委内瑞拉电影及电影人的现状吗？Michael：批评永远是促使人类和艺术家进步的最佳方式，这就是目前我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艺术是逃避和谴责的方式”。

柯首映：那在你看来，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电影意味着什么？Michael：电影拥有激励的能力，可以煽动，可以分散注意力，可以让人更敏感，更令人沮丧的是，它会让我们缺乏食物和药物。

柯首映：你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如何影响艺术家创作的？而艺术家又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政治经济状况的意见？Michael: 最令人难过的现实是，目前我们最优秀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逃离，为了更好的未来逃离委内瑞拉，这造成了人才的断层。稍微幸运的是，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会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因为这才是我们最熟悉的，属于我们的地方，而我们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这让我们感觉亏欠了自己的祖国，应该竭尽全力去帮助她。

柯首映：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于和你年纪相仿的中国年轻人而言，我们诞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成长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东西都赋予了我们这代年轻人某些相似的特征，你出生在委内瑞拉，但在古巴和阿根廷都有求学经历，不知道你在成长中经历了拉美什么样的变化，你们这代年轻人又有什么相似特征吗？Michael：逃离，我们这代年轻人就是在不停地逃离，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想方设法地逃离，搬到他们朋友所在的国家，或者任何他们觉得可能会有更好发展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在使用无边界的网络来表达和谴责我们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正。

柯首映：逃离或坚守在委内瑞拉的年轻人在遭遇些什么？Michael：噩梦，痛苦。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这种压抑不仅笼罩在留在委内瑞拉的年轻人身上，在逃离的人身上一样存在，因为选择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希望这场噩梦能够尽快结束，好让我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柯首映：有不少优秀的拉美电影人最后选择了去好莱坞发展，对于你自己来说，是否有一定的职业规划？你会愿意去好莱坞吗？Michael：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我计划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多走一走，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向不同的人学习，在此过程中拍摄更多的电影，让我更深入地了解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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