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金球奖仍然红透欧洲的女导演－－只因《托尼·厄德曼》

虽然错过了金球奖，仍然红透半边天的《托尼·厄德曼》。当它出现在冬春小伙伴的眼前，我们立刻就被震蒙了。这是怎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女导演？...



《托尼·厄德曼》错过了美国金球奖，我们和《托尼》错过了整个2016。当它最终出现在冬春小伙伴们眼前，我们立刻就被震蒙了。话说《托尼》到底有多火？

• 首先，《托尼》入围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竟单元，提名金棕榈奖。得益于媒体场放映以来的好口碑，该片国际销售形势大好，由索尼经典最终购得北美发行权。
• 随后，《托尼》在今年的欧洲电影奖上五发五中，横扫最佳导演（玛伦·阿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彼得·西蒙尼舍克饰）、最佳女主角（桑德拉·惠勒饰）和最佳剧本五项大奖。玛伦·阿德是首位获得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的女导演。
• 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和法国《电影手册》评为2016年十佳影片第一名。
• 最近《托尼》进入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九强。
• 评分方面，收获戛纳电影节场刊历史最高分3.7分（满分4分）。电影在烂番茄上新鲜度高达95%，根据网站收集的35篇评论，平均分为8.3/10，而在另一影评网站Metacritic得到94分。

相信很多人对这位导演都不甚了解，但是和我们一样，好奇她是如何拍好《托尼·厄德曼》，又是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的。

玛伦·阿德（德语：Maren Ade）出生于1976年，目前于巴登-符登堡电影学院教授编剧。阿德2003年毕业于慕尼黑电影电视学院，毕业作品是她编剧、指导的首部长片《春风不化雨》，获得日舞影展评审团特别奖。与此同时，她与朋友共同创办了电影制片公司，她参与许多其他电影的制作工作。玛伦·阿德编剧并执导的第二部长片《完美第二对》于第59届柏林影展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熊奖与最佳女演员银熊奖。时隔多年再次出手，阿德编剧并指导了《托尼·厄德曼》。有趣的是，该片台湾译名为《颠父人生》，香港译名为《爸不得你快乐》。马伦·阿德始终坚持独立编剧、执导影片，并树立了独特的电影风格。她擅长在影片中反应社会表里、一边制造尴尬窘迫一边展现幽默。《春风不化雨》中，一个不谙世事却极端理想主义的女孩Melanie来到新的城市教书，与学校和社会产生无处不在的矛盾。阿德以极其深入的视角观察Melanie，将她理想主义逐渐破灭、精神世界自我矛盾并走到崩溃边缘的状态于不动声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Melanie的“社会无力症”让人多次产生“好替她尴尬”的观影感受。

《完美第二对》是关于一对表面看起来很和谐的情侣，在一段度假的时间里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同样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平常的故事情节展现两个人关系微妙的变化。不像是设计过、导演过，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而这两部影片都显示出阿德对制造窘迫和幽默的热衷，这使得她在德国独立电影界独树一帜。

必须要提的是，这两部影片都是对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近距离观察和审视的心理剧，对话和故事情节都如日常生活一样自然，却敏感地流露出令人不安的事态真相。是不是想说，这些完全是《托尼·厄德曼》的特点呀，了不起的是阿德从一对父女的紧张关系中挖掘出了十足的幽默感。

关于《托尼》的创作，阿德曾说她的动机之一是展现孩子们是如何被父母们搞得尴尬百出的，这的确引起了很多“孩子”的共鸣。影片中的喜剧桥段，像Winfried变成托尼的道具假牙，灵感是来自于阿德与父亲分享的笑话。而令很多观众印象很深的一场戏，Ines即兴演唱惠特妮·休斯顿的歌曲，灵感来自阿德与惠勒的一次卡拉OK经历。也许这些最真的东西，都是使得Winfried和Ines这对父女显得如此敏锐又真实的原因之一。

以下通过两篇戛纳电影节上阿德的访谈录来了解阿德以及她的创作经历。记者：《托尼》距你上一部作品时隔8年，这么长时间都在做《托尼》的创作吗？

阿德：八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专心做制片，或多或少的参与了很多电影项目。后来才开始写《托尼》，《托尼》的确写了很久，因为剧本的需要，围绕角色本身我做了很多的调研，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感觉过得很快。筹备和拍摄也花了很长时间，期间我生了两个小孩，但是我很快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孩子并没有成为任何借口。

记者：你同时是一名电影制片人，有哪些制片的经验对你做导演拍片有作用？

阿德：作为一个制片公司，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会尝试去找哪些是一个好电影必备的东西。做制片人，我可以看到很多导演是怎么工作的，虽然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偏爱彩排，也有人不怎么彩排；有人在某些确定的部分工作得非常快，有些人则相反。这些都很有趣。

记者：听说你拍了700小时的素材，这是真的吗？


阿德：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说700。可能是源于我之前某一封邮件里开的玩笑，人们一直问我：700？实际上，差不多100小时吧，我们只是一直开着机，录了很多内容。我们计划之内的镜头，会拍得格外小心。

记者：剪掉的都有哪些？

阿德：哪些被剪掉了？就像很多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镜头之外的可能性。电影里有五个非主要场景在真正的结尾之前就切掉了。我们经常重复拍，其中会有即兴创作。影片一共拍摄了50天，每天拍摄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素材，这个阶段过得太快了。

记者：拍摄的50天里，有很多排练，也有很多即兴创作，即兴创作会使角色发生改变吗？

阿德：我写了很多内容。我不断把故事写得更短，场景更分散。因此我还要不断准备最终版剧本。因为我们比拍摄时间提前一年确定了演员，所以修改过程中，我回到两个演员本身，再次写那些早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场景。这很好，因为最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个场景对演员来说会很轻松”，或者“现在这场戏可以表现更多东西了”，或者是“他/她这么做会好有趣”。这样，当我们开拍时，剧本里的人物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我很喜欢以即兴创作的方式工作，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断说“不”，比如事情不够准确到位的时候，比如即兴创作带来了过多东西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会收到演员即兴创作带给我的小惊喜。比如父亲来带Ines的裸体聚会时，他在那个瞬间里和Ines说了“生日快乐”，这完全来自于演员在那一瞬间的即兴表现，“生日快乐”他就只说了那一次。

记者：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阿德：我对家庭话题很感兴趣。对我来说，家庭应该是非常平静而稳定的。无论什么阶段，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很难逃避。托尼那个角色，我想做一个对比和试验，如果父亲和女儿再次以陌生人的形式见面会是什么样。此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新建他们之间的关系。

父亲从头就存在在那儿，他和我自己的父亲有些相似，都喜欢开玩笑，有很强的幽默感，就像影片开头那样。Ines，这个女性角色，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让她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人，我要对她的世界完全陌生。这个故事，这个特殊的关系和这两个普适性的角色的确花了我很多时间。

记者：《托尼·厄德曼》频出笑点，你有特别来展现这部电影的幽默吗？

阿德：我知道我想要的是“角色扮演”，父亲通过扮演一个新角色从而达到一个更深远的含义。我想通过喜剧演员出演父亲这个角色来达到这个目的，喜剧演员往往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结果我找到了Andy Kaufman，我对他一见如故。他很优秀，一旦进入角色就从不会脱离。

记者：你对待辅助角色都非常用心，你是如何让这些小人物发出光彩的？


阿德：我的确花了一些时间在上面，这也就是这个电影有点长的原因。每个有台词的角色以及虽然没有台词但是传递出信息的角色，演员都是通过试镜选出来的。试镜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最先有了主要演员，然后我会安排辅助演员在他们周围，每个角色的试镜都要有主要演员在场。例如我飞到罗马尼亚，让Sandra和15个叔叔一起试镜，从而找到和Sandra最匹配的演员。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彩排，并为他们补充尽量多的背景演员。对于某一些角色来说，找对演员胜于一切。片中只有一个农民是从没演过戏的。

记者：在这个“现实主义”影片的结尾处，为什么会引入一个有些荒诞的元素？

阿德：我很想在父亲要离开的时候，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服装，可以表现他的内在感受。在这个温暖高大的大猩猩服装上，我实现了这个想法。我在罗马尼亚做调研，发现这个服装来自保加利亚，这太好了，我有强烈的感觉，就是它。它有3米高，很奇怪，像外星人，给人印象很深刻。更重要的是，它让人感觉是活的，像人一样。

看完《托尼·厄德曼》，我试着去拥抱了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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